关于美国何以崛起及其当下危机产生根由的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尔丁与其丈夫卡茨合著的《教育和技术的赛跑》以及社会学家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两本书分别从“正”“反”两个层面，从对百余年来美国教育发展及社会变迁历程的剖析回答了上述问题[1][2]。
美国何以“伟大”？美国又何以难以“再次伟大”？教育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危机之下又如何难以再发挥作用？透过对这两本书的梳理我们可以回答上述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答案的分析，或许也能给我国的教育发展提供借鉴性启发。
在《教育和技术的赛跑》一书中，作者指出，技术和教育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赛跑。经济增长和不平等都是这场赛跑带来的结果。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新旧技能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劳动力能够快速进行调整，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就能够得到提高，同时又不会过分加剧经济结果的不平等。相反，如果当前的技术发展所要求的技能供给增长缓慢，如果劳动力的技能组合本身又不能灵活地适应变化，那么经济增长就会放缓，与此同时不平等就会扩大。
通过基于大量数据的细致分析，两位作者指出，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美国创造出了一个平等主义的教育体系，让同时代欧洲的精英主义教育体系相形见绌。在这一教育体系的加持下，美国培养了大量可适应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劳动力，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还使得社会不平等并没有加剧。也就是说，在教育和技术的“赛跑”中教育更胜一筹，使得美国在世界工业与贸易体系中一跃成为领头羊，平等的教育体系让绝大多数美国人分享了社会发展红利，“美国梦”因而被创造。
在本书第二篇，两位作者总结了美国教育体系的三次发展变革及其诸多优点：19世纪，美国小学教育得到普及且教育由公共提供和公共出资，在财政上形成各镇区独立的小型办学单位，学校实行政教分离、性别中立与开放包容的办学政策，这种民主共和的教育理念与欧洲大陆的精英主义教育观念——在这种观念下，贵族与精英阶层上私立学校，其他人由慈善学校或贫民学校提供教育——形成鲜明对比。
进入20世纪10年代前后，在19世纪小学教育普及的基础上，美国迎来第二次教育转型，高中教育开始逐步普及，这一运动因应了工业革命对劳动力——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的新要求，满足了广大纳税人对子女教育的新需求。及至1940年，美国大众化中学教育转型基本完成。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开始推进。此后，在第二次教育转型基础上，美国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发展，迈向教育的第三次转型。
然而，本书作者指出，美国教育的第三次转型至今未完成，陷入停滞状态。在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的大众化教育使得美国在20世纪这一“人力资本世纪”获得世界领先地位，使得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高中毕业率及大学毕业率陷入停滞。作者通过详实的数据证明，受教育程度增长的放缓，是1980年以来美国教育工资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家庭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却在不断推进教育现代化。
在作者看来，美国教育发展远未达到它的“自然极限”，且在世界范围内已不具备领先优势。第三次转型能否继续推进关乎21世纪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本书最后一章，作者对美国教育体制与政策进行了反思，并对美国教育与社会政策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不过，在本书中，作者并没有深入分析为何美国教育在第三次转型过程中产生如此大的问题？为何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引以为傲的教育体系没办法“跑赢”技术的变革？为什么美国高中毕业率及大学毕业率长期陷入停滞当中？
在社会学家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这本书中，通过世代之间的比较，作者揭示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失败的社会根源，展现了半个世纪来在美国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结果的不平等与阶级不平等如何互相形塑，使得“美国梦”陷入崩解的危机当中。
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作者对比了20世纪50年代及21世纪美国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教育体系，以此透视整个美国的发展与危机。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一片繁荣，社区与社区之间不存在较大的阶层区隔，不存在像今天这样富人与穷人之间高度的居住隔离，也就不存在阶级之间的教育隔离，虽然在种族与性别上存在不平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不平等没有与阶级不平等高度绑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50年代，社区、家庭与学校形成了较为完整、良性的教育生态，让每一个想通过教育体系改变命运的孩子都享受了机会平等。在此背景下，很多时候往往是中下层家庭的孩子更加努力，通过教育成功实现了“长距离流动”——孩子们总能比他们的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鸿沟的不断拉大，美国社会出现了壁垒越来越森严的阶级隔离。具体表现在邻里社区内外的居住隔离、婚姻的阶层区隔、家庭稳定性的阶层区隔、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区隔乃至于生活心态、道德情感的阶层区隔，阶层之间各方面不断加剧的区隔扩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区隔，收入差距扩大-阶层区隔-教育机会与结果不平等形成了恶性循环。
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工人阶级而言，家庭稳定性下降、居住隔离加深、学校品质下滑、社区凝聚力减弱以及收入的不平等，对其向上的社会流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工人阶级家庭的崩溃是机会鸿沟日渐扩张的主要原因。在作者看来，除非是扭转工人阶级收入长期以来的下降的趋势，否则只是靠政府出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迄今为止收获甚微。
但是，在本书中，作者没有进一步分析的是：如戈尔丁、卡茨所言，在现时代，收入增长，需要教育“跑赢”技术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在美国，“推动低收入工人阶级的经济持续复兴”，还得依靠政府在教育等政策上的正确调整以及强有力的施政方针。在今日美国，难度可想而知。
读罢美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这两本书，或许不同人对美国教育与社会发展会产生两种略有差异的态度：一种是“乐观”的期待变革的发生，关注美国教育的第三次转型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继续推进；一种是“悲观”的感叹，时代的末班车开得太快，美国教育与美国社会似乎正在无法回头地沉沦。
二、美国为镜，思考中国教育之发展
中国的发展历程、社会制度、教育体制与美国具有本质性差异，我们的体制优势与面临的问题都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异。与美国近两百年来“漫长”的教育大转型历程不同，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快速发展主要发生在1949年后七十余年，中间还有诸多波折[3]。
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树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航标，成为后来中国教育改革的总方针[4]。此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与中国经济社会的腾飞式发展同步，中国的教育改革在党和国家的主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今天，中国教育体制仍在不断改革探索的路上。
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可以在吸取美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对比中审视自身的问题，思考教育改革的方向，思考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通过教育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促进社会流动，使得社会更加平等。这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近两年多以来，笔者关于95后农村精英大学生、教育城镇化与乡校提质、农村小规模学校、随迁子女教育、留守儿童社会化成长、陪读妈妈与农民家庭教育竞争压力、青少年心理健康、职业教育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在回应这一问题。由于笔者尚处于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里，笔者基于两本著作的阅读启发，结合自己的经验研究，梳理一下现阶段的研究发现以及未来想要关注的一些问题。
作者调研拍摄
1. 职业教育体系如何匹配“建设制造强国”这一国家战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职业教育体系在推动制造业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同时在稳就业、减缓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在普职分流政策实践过程中，普遍采取了带有强制性的普职分流政策。据统计，在职校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
有学者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指出，从政策实践来看，强制性普职分离政策既不能满足我国产业发展的需求，还导致学生形成事实与心态上的分层，引发家长普遍的教育竞争焦虑[5]。政策调整后，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如何调整、完善，以达致效率与公平相均衡的发展目标，是一个重大问题。
2.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风潮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虽然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及时出台政策抑制了这一风潮，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但是，地方政府为获取“土地财政”的“经营县城”行为——通过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扩张、打造“教育新城”、将进城买房与县域优质公立义务教育捆绑等措施——重新配置了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带来了村庄之间和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均质化的乡村教育格局被打破，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区的集中，加速了教育城镇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速率以每年约1%的速度推进。在此过程中，教育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家庭城镇化。
当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向镇村两级学校投入大量项目资源，但是，在城镇化不断推进、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大量存在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导致财政资源与师资投入分散化，镇村两级学校教育质量普遍不尽如人意，县域学校“城挤乡空”趋势仍在持续。
当前，许多农村家庭为了子女享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涌入到县城买房、返乡陪读，给农民家庭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与风险。在乡城之间迁移的农村学生，面临着教育的去社区化、去公共化等问题，在班级中往往处于结构性边缘位置。并且，智能手机时代的快速到来使得青少年很容易形成“结构性逃逸”，遁入到虚拟世界当中。
如何有效整合央地资源，调整县域义务教育布局，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实质性的均衡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这关乎农民家庭能否享受到低成本、相对优质的公共教育服务，关乎到农村青少年健康的社会化成长、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及其家庭发展的风险与压力等问题。
3. 教育责任的家庭化与教育竞争的内卷化
在当代中国，儿童“中心化”突出表现为家庭卷入教育竞争之后儿童生活的“学生化”、教育责任的“家庭化”、家庭教养的“精细化”、儿童成长的“去公共化”。儿童“中心化”发展趋势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规律、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责任观念、当代中国家庭的发展中心主义目标以及我国教育制度体系现状的四重影响下生成的。
儿童“中心化”与“学生化”的过度发展容易造成儿童教育竞争压力大、生活单调，缺乏同辈群体的社会交往，形成自我中心主义观念，社会化成长出现偏差。家庭在“学业至上”目标驱动下将儿童置于中心位置也容易导致家长压力过大、亲子关系冲突等问题。如何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与家庭的抚育压力，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双减”之外，如果采取合理有效的系列措施，重塑教育公共性，降低家庭教育竞争压力，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十分值得研究。
4. 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保障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腾飞式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经济社会分化也在加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将会继续看到这样的悖论：城乡二元制度区隔越被打破，教育政策越“公平”，农家子弟面临的教育困境越大，无论是流向中大城市的随迁子女，还是涌入县城的“流动中的留守儿童”，抑或被“剩”在乡校的儿童，每一类家庭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教育困境，这种困境正是由于阶层分化以及新教育伦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扩散而导致的。
与城市中产阶层同处一个空间的随迁子女面临的教育困境尤为值得关注。制度造成的区隔与不平等可以通过制度的变革逐步减小或消除，结构性的区隔却难以通过个体的能动性与制度的改革被撼动。随迁子女在城市特别是中大型城市就读，面临着双重的结构性区隔：一是阶层分化所引发的区隔，二是教育伦理差异所带来的区隔。
制度壁垒打破后，只会消除不合理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成本，却没办法解决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教育区隔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外来人口向城市特别是中大型城市的集聚，意味着工作收入的提高，同时也必然带来家庭支出的提高。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作为相对弱势阶层，往往需要家庭代际合力、高积累低支出的方式来实现体面进城。
举家迁移进城以及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必然会改变外来务工家庭的劳动力配置模式、提高家庭开支，使得这些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也就导致他们无法在子女教育上向城市中产家庭那样进行密集的资源投入以及精力投入，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进行择校、精细育儿、经营家校关系；但是，同在城市就读，中产阶层的新教育伦理又时刻影响着他们，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需要思索的是，制度区隔破除之后，我们如何面对汹涌而来的“现代病”与“城市病”，即，阶层分化与阶层区隔带来的教育分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阶层再生产与阶层固化问题该如何解决。
不过，在当前阶段，打破制度壁垒仍是政府首要之任务。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段内，将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家庭积聚到东部沿海都市群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带，并选择将子女带在身边读书。央地之间如何进行政策协调，中央、人口流入地地方政府、人口流出地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资源如何进行合理配置，关乎到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权利与需求的保障。
三、探索更加平等的教育体系与未来
长久以来，中国的教育体系与教育理念可概括为“平民主义+贤能主义”，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既追求培养创新型人才与管理型人才，也追求为最广大的群众提供经由教育向上流动的通道。这一教育体系与教育理念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社会平等至关重要。
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分化也在加剧，这也影响了我们的教育政策与教育体制，使得中国的教育改革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在教育体制变革中，我们是要博采众长，认真审视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基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审慎进行政策调整；还是囫囵吞枣、不加辨析的吸收国外教育理论与经验，不对中国的经验事实进行扎实研究，在不切实际的教育理念与理想情怀的指引下进行理论与政策生产，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段时间内，在教育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教育政策似乎走向了“四不像”的歧路：
既不像早期英国等国家走的精英主义教育路线，但私立学校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扩张对公立教育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想要学习德国等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优秀经验，但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却让各利益相关方都感到不满意，大量出身于中下层的学生特别是农家子弟因成绩较差只能在初中毕业后被强制性分流到职业学校或直接外出务工，中产阶层也产生了非常强的教育竞争焦虑；
想要学习“想象中”的发达国家的“素质教育”体系，却导致教育责任的家庭化与教育竞争的市场化发展，导致了教育的内卷化竞争——中产阶层拼命“鸡娃”，农民家庭拼命将子女送进县城学校读书，镇村学校生源与教学质量不断下滑；
在“超级中学”、“衡水式中学”蔓延、优质中学虹吸效应与教育内卷化竞争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公众舆论兴起了关于优绩主义、贤能主义的批判，“躺平”“佛系”“丧”“小镇做题家”等话语与标签层出不穷，青年的社会心态与发展困境、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大问题。
甚至在有些时候，教育学界还莫名刮起不知往哪里吹的风：
例如2015年开始有一种“中国教育学芬兰”的奇怪之风吹起，芬兰人自己可能都未曾预料，本国的教育居然受到一个有着漫长教育传统的文明古国青睐，教育界不断组团去芬兰参观考察访问，举办高级别的教育论坛，回头将所见的做法推荐给素质教育。这种置自身复杂而丰富经验于不顾而全然学习一个单一化程度高很多的国家的教育措施之举动，实属罕见。[6]
为应对上述种种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在不断调整相关教育政策：实施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政策、大力推行“双减”政策，抑制教育市场化发展、印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压缩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规模、修订《职业教育法》。
系列政策的出台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教育政策调整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结构变迁与管理体制调整过程中带来的问题仍然亟待解决。尤其是，教育行政化带来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是当前中国教育体制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上所述主要是基础教育阶段的问题与改革，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同样存在诸多亟待讨论与调整的问题：当前高校的绩点制度、保研制度、教学与管理体制等都需要进行改革。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通过教育有效促进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笔者相信、也期待着我们这一代人绝不是“乘上时代末班车”的最后一代人，而是新中国历史长河中承上启下的一代人。笔者期待中国教育与社会变革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希望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也生发出悲观的慨叹——时代的末班车开得太快。更不希望我们这代人在若干年后像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那样，蓦然发现，我们竟真的是“乘上时代末班车”的最后一代人。
参考文献
[1]克劳迪娅·戈尔丁，劳伦斯·F.卡茨.教育和技术的赛跑[M].贾拥民，傅瑞荣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3.
[2]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M].田雷，宋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3]李春玲，张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域教育：从城乡分割格局到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2，20(04):2-18+184.
[4]王家源.夯实千秋基业 聚力学有所教——新中国70年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历程[N].中国教育报，2019-09-26.
[5]雷望红.我国中职教育为何不成功？——兼论普职分流政策的不合理性[EB/OL].新乡土， 2022-02-12.
[6]林小英.素质教育20年：竞争性表现主义的支配及反思[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17(04):75-108+18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编辑：二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