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民国时代,在知名文化人中,鲁迅先生的物质生活虽不拮据,却也并非如外界流传的那么优越。令鲁迅焦虑的主要不在于家用开销,而是家国大事。许广平说,沉迷于自己理想生活的人,对于物质的注意是很相反的。


许广平曾在当鲁迅学生时速写了满身补丁、头发直竖的鲁迅。他对衣服极不讲究,小时候家人叫他穿新衣服又怕弄脏,总是监视警告,让他感觉坐立都不自由。


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棉袍破旧得可怜,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初到上海时,他穿了许多年的蓝布夹袍破了,许广平给他新做了一件蓝色毛革的,可他嫌滑溜溜不舒服,无论如何不肯上身。


直到生命最后一年,鲁迅身体瘦弱禁不起重压,才做了一件棕色丝绵长袍。临终他也穿着它。这是鲁迅成人之后最考究的一件衣服了。


鲁迅衣着寒素,发型蓬乱桀骜,一看即知疏于修剪,他多穿布鞋,很少着皮鞋,这般装束在普遍讲究衣品的上海滩,正如他自己所说:破帽遮颜过闹市。



有次鲁迅不事修饰去造访住在大马路(今南京路)当年上海最豪华旅店七楼的英国友人,在搭乘电梯时,电梯司机上下打量他后将他赶出电梯。他只好爬楼梯上了七楼。


两小时后,英国友人将他送到电梯间,电梯司机窘得不行,鲁迅不以为意,一笑而过。


在夏丏尊先生的记忆里,鲁迅总是一件廉价的洋官纱(也即羽纱)长衫从端午前一直穿到重阳,足足有半年。民国十五年他从北京去厦门教书,路过上海,上海友人设宴接风时,他穿的依旧是洋官纱。


姚克记得最初见到鲁迅先生的印象是:衣服很马虎,一件旧藏青哔叽袍子,袖口很宽大,露出了里面暗绿色的绒线衫,脚上是一双黑帆布的陈嘉庚橡皮底鞋。但他的眼睛很特殊,让人觉得不仅读书万卷,也曾阅尽了人间世——“你只觉得他气宇的宏大和你自己的渺小和猥琐。”


鲁迅先生对别人的衣服虽然不很注意,正如他说过:“谁穿什么衣裳我是看不见的”,但真要去问他评价,他还是会说出自己的审美。有一次萧红穿了件火红的上衣让鲁迅去鉴赏,问他是否漂亮,他直言不讳“不大漂亮”。理由是红上衣与咖啡色格子裙——“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


鲁迅先生对衣服其实颇有美学见地,今天看来也很适用:“胖子要穿竖条子,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等等。其实他早期在日本留学时比较新潮,回国后一直穿长衫。从1906年与朱安结婚,开始痛苦的无性婚姻,到1927年与许广平同居,经过期间漫长的21年的苦闷生活,是否也是鲁迅养成不修边幅习惯的主要原因呢?



在中学语文课本学到的鲁迅篇目里,美食出现的次数其实不多。


我原只以为鲁迅喜欢吃豆子,比如社戏里的罗汉豆,闰土给迅哥带的干青豆,咸亨酒店的茴香豆……后来才知那都是错觉。


相比于穿,鲁迅对吃的爱好和要求则高许多,组织和参加饭局十分频繁。因缘际会,我与鲁迅先生长孙周令飞兄认识也有16年了,2008年与2009年曾有幸受邀在虹口鲁迅公园旁某酒店和上海市政协礼堂参加过其父、鲁迅先生独子周海婴的生日宴。后来我与令飞兄相聚主要是在孔乙己酒店。


我一度很好奇鲁迅先生爱吃什么,他建议我看鲁迅日记。


1912~1926年的14年,鲁迅在北京工作生活,供职教育部,后又在大学兼职。1918年以后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是佥事与科长(当时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也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官署中的中级官员。虽然官职不高却有实权、又是学者作家名流,因此人脉畅通,社交生活丰富,饭局应酬不断。


1916年2月,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本月晋升第三级俸,月工资从280块大洋涨到了300块大洋。”那个年代,北京地区每人每月生活费约3块大洋左右。


在鲁迅日记中,仅在1913年他外出活动就有294次,日记中有名有姓的饭店有65家之多,频率最高的是广和居。泰丰楼他也时常光顾,油爆肚仁、油爆鳝鱼、炸八块、九蒸鸭子是其中名菜。毗邻教育部的和记小馆以牛羊肉闻名,大块清汤牛肉面是鲁迅的心头好,性价比很高。


在上海生活期间,鲁迅先生最爱与友人宴饮聚会的馆子是主打杭州菜的知味观,叫花鸡,龙井虾仁、东坡肉、莼菜汤都是他的心头好。


浙江富阳人郁达夫是鲁迅最重要的酒友,五马路川味饭店、陶乐春等是他们常去之处。辣鱼粉皮、砂锅豆腐、炒腰花、绍兴酒都是常点的酒菜。就连他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时,也是在酒楼的饭桌上。


鲁迅口味重,喜食辣,认为吃辣可以发汗解困,也因当年在南京读书时气候寒冷,没有余钱做厚实冬衣,也就开始以辣椒御寒了。



在鲁迅纪念馆有两本鲁迅家用菜谱,记录了鲁迅先生刚到上海定居时的日常食谱。这期间,他与许广平每日午餐与晚餐皆由沪上知名酒店定做,送餐上门,每顿两荤一素,一周内很少有重复。口味以广东菜、绍兴菜为主,也兼顾上海口味。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吃的东西虽然随便,但都吃当天的新鲜菜肴,隔夜菜是不大欢喜吃的,只有火腿他还爱吃,连用几次也可以。鲁迅到上海以后喝茶也多,在北京时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到上海后改用小壶泡茶。


后来萧红萧军等人也时常去鲁迅家蹭饭,许广平总是七大碗八大碗地烧。在上海的时光,鲁迅穿着许广平织的大V领毛背心,吃着她精心料理的家常美馔,度过了人生中最温馨的9年,也是最后的9年。


鲁迅先生常常写作到深夜,家里常备核桃花生等坚果和糕点饼饵。鲁迅先生喜食甜点。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最爱由红豆和栗子粉蒸制而成的和果子:羊羹。


在北京时鲁迅常购法式奶油蛋糕和满族点心萨其马。他还经常去当时京城的高端饽饽店稻香村买糕点副食。据说喜欢吃零食甜点的男人,内心有着不为人知的浪漫与纯粹。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的口味大相径庭。周作人对北京的点心始终不以为然,在文章里写:“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来上海定居后,如果午夜时许广平能给他预备些东西吃,比如绍兴农家烧法的蛋炒饭,放些葱,蛋和饭都炒得焦硬些,再有半杯酒,他会十分满足。


走遍华夏东瀛,鲁迅对各地美食大多抱有尊重和赏味态度,也能融入其中,唯独认为福建菜“不甚适口,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可能因为在厦门大学教书期间,鲁迅的心情也颇为低落。


闽菜的清鲜对于喜欢咸鲜麻辣腌腊糟醉口味的鲁迅来说的确太过寡淡了。在厦门期间,鲁迅每天吃金鸡纳霜一粒,以及麦精鱼肝油。关于水果,在《两地书》里,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伏园带了杨桃回来,昨晚吃过了,我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许多水果之上。”


当时厦门大学给鲁迅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大洋。



鲁迅先生爱吸烟,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金牌、品海牌、强盗牌,每天需要五十支左右。黑猫牌是他的最爱,但价格贵,难得买来吸。强盗牌卷烟和条头糕是鲁迅每夜必需的“粮草”。


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一种贵的是前门烟,用来待客;一种便宜的,每五十支四五角钱,自己吸。


关于酒,鲁迅的量不大却总爱喝一点,在北京是白干,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到了上海主要是黄酒,五加皮、白玫瑰、啤酒、白兰地也喝一点。


咖啡馆在中共党史中也有着特殊的一笔,因为多开在租界,社会名流经常出没之处,地下党人常在此传递情报,能为革命工作起到特殊掩护作用。鲁迅日记里曾多次出现类似“午后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午后同前田寅治及内山君至奥斯台黎饮咖啡”的记录。


当年鲁迅与左联成员、地下党代表秘密接头的地点,经常设在虹口的公啡咖啡馆二楼包间,1929年左联第一次筹备会就在此举行。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不过鲁迅究竟还是喝咖啡的,也将咖啡馆作为会友谈事的场地。据王映霞回忆,鲁迅、许广平、郁达夫、王映霞四人晚餐后,服务员端上每人一杯咖啡,鲁迅朝许广平看了一眼说,“密斯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



鲁迅在北京置办过两处房产,一处是八道湾的房子:三进的四合院,共有32间房,斥资3500块大洋(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月收入350块大洋,不含稿费和八所高校的兼课费。同期普通工人月收入3块大洋、小学教师10块大洋、普通医生月收入40块大洋,女佣2块大洋……)


一套是西三条的房子,后者也是鲁迅作品中“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现在的鲁迅博物馆,当年耗资800块大洋买的。但那套房子破败不堪,必须大刀阔斧地改建装修,这些费用加上契税等,共计用了2100块大洋。


这两套房子用尽了鲁迅的积蓄,还曾为之举债,多年后才还清。买了房子后,鲁迅先生的经济再也没有特别充裕过。


鲁迅在上海没买过房子。他先后租住的三处房子都在虹口。先是景云里,再是拉摩斯公寓,最后是大陆新村。


上海是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的重要舞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仁人志士汇聚于此。上海也是鲁迅生活、文化与战斗履历中最重要的一站。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因为有了鲁迅先生在,也有了不可取代的文化分量。位于横浜路35弄的景云里23号是鲁迅在上海顶下的第一个房子,顶费50元。1927年秋,鲁迅和许广从共和旅馆迁居到此处,那是他们到上海的第五天。


景云里是建造于1925年左右的极普通的砖木结构石库门里弄房子。鲁迅家面积约70平米,三层朝南。鲁迅住二楼前楼,许广平住三楼。他们在景云里居住了两年零七个月,分别是23号和17号,也与18号的周建人一家短期同住过。


迁入景云里17号后不久,1929年9月底许广平在北四川路的日系福民医院,即后来的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诞下鲁迅唯一的孩子周海婴。


景云里不仅居住过鲁迅,还居住过叶圣陶、冯雪峰、茅盾等一批文化名人。鲁迅搬到了景云里17号后,将23号让给了柔石和他的伙伴们,柔石在这幢房子里写作了享誉文坛的《二月》,后来被捕、牺牲。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缅怀柔石的诗句。



鲁迅常常逛坐落于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第一次去时,鲁迅买书四本,花费十元二角,自此他常常光顾内山书店,购书,会客,沙龙,并一度在书店的假三楼避难,店主内山完造更成为鲁迅一家的挚友。


如今内山书店旧址一楼是工商银行营业部,二楼作为内山书店陈列馆可供参观。2021年,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项目启动,并对建筑功能进行同步升级,打造出新的区域文化地标,至如今,书局已成为上海著名的人文交流空间,使无形的人文基因以有形的方式重新融入城市肌理。


今年正月初八,我喝了节后开工的第一杯咖啡,就在“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买了一本《鲁迅信札藏笺》和日式咖啡“朝花夕拾”。这杯洒着茉莉和栀子花干花的拿铁,让我有了春节里独处片刻的惬意,甚至还嘚瑟起来,发了个朋友圈:年过到这会儿,很多片段开始属于自己。


1930年5月,鲁迅搬到四川北路的拉摩斯公寓(即现在的北川公寓),毗邻当年日军陆军司令部。“顶费五百,先付以二百”。那是个西式国际化公寓,由英国人拉摩斯出资建造。鲁迅一家是唯一的中国住户,是通过内山完造租下来的。2021年3月入选上海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鲁迅居住的单元是两室一厅,房型欠佳,只有最大间的会客室有窗,被用来当作鲁迅的卧室兼书房。柔石、冯雪峰、郁达夫、内山完造等是常客。


红军将领陈庚也曾来此与鲁迅秘密会面。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曾在1932年、1933年各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在此避难。这一时期的鲁迅作品与日记中时常出现瞿秋白的化名。后来鲁迅帮助瞿秋白在附近东照里12号租了一间20平米左右的亭子间。


景云里与拉摩斯公寓的鲁迅旧居现为民居,不对外开放。


著名的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家,也是他在上海住得最安稳之处。坐落于山阴路132弄9号。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大陆新村9号仍保留着鲁迅当年生活时的原貌。进门是小天井,有个小小花圃;一楼前间是客厅,放有书橱和瞿秋白留赠的书桌。后间是餐厅,放着西式衣帽架;二楼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铁床、衣橱、镜台、版画,没有沙发,写字台前是一把木质圈椅。工作倦了,就书桌旁的旧藤躺椅上小坐看看报纸,算作休息。


镜台上的闹钟指针永远停在凌晨5点25分,日历也维持原状:1936年10月19日。那是一代文豪肉身陨落的时刻;三楼前间有阳台,是周海婴和保姆的卧室,后间是客房,掩护过瞿秋白、冯雪峰等人。



鲁迅先生的寝具一向是板床薄被,十分朴素。这不得不又提到他与朱安的无性婚姻。鲁迅好友郁达夫曾披露,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地穿单裤,睡硬板床。


到上海后,鲁迅改用最普通的铁床。


一年之中,我总有几次会突然想去大陆新村9号走走。这间朴实无华的宅院,有着别样的氛围感,甚至仿佛能触到大先生温暖的气息、睿智的目光和爽朗的笑声。想到一句话: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


鲁迅先生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抨击、肃清,终身不懈。这是他始终被人钦佩的原因之一。


许寿裳说:“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内山完造形容鲁迅是个子小却有着浩大之气的人。他不是用身体精力来经营生命,而是凭着精神来生存与工作。


鲁迅先生一生最大的奢华就是坐汽车去看电影。因为政治气候的原因,他与许广平一同出去时多数步行,去远处就坐汽车,很少坐电车,黄包车是绝对不坐的,遇到意外躲避不方便。


他看电影,都是买头等票,却没记过一笔电影票价。曾有人统计,鲁迅一共看过171场电影,其中在上海生活期间看了141场。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在当年的10月4日、6日、10日,鲁迅还看过三次电影。


许多人看鲁迅日记,时常写到看电影,有些失望,总以为鲁迅的生活应该更苦些才是。许广平说,“他苦磨一世,历尽饥寒交迫,穷愁潦草到头发都白了,苏息一下,苏息之后加倍工作补偿……难道这也算是越分之举?”


鲁迅一生始终维持着学生和战士的生活,有着中国人传统的克己美德。他自己的一切享用都是很刻苦的,许广平认为“他彻头彻尾从内而外都是很农民化的”。最后十年有她的照料,较为舒适愉快。但她却说,“记不得有谁说过,鲁迅的生活,是精神重于物质……一起床就开始工作,有时直至吃夜饭才用膳,也不过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而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何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