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秀元的家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陶家村，总共有两栋自建楼，都是五层，房子每层面积100平米左右，是他为两个儿子置办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平时，陶秀元和老伴各住一栋。陶秀元住的这栋，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层是他和小孙子的卧室，二楼以上分为多个房间出租，房租在两三百左右。他今年65岁，身高只有一米六，很瘦，皮肤紧贴在脸上。
黄某是陶秀元的租客。17岁，身高一米七左右，来自云南。家里很穷，打小父母离异，他跟随母亲生活。后来母亲改嫁，他很小年纪就出来打工。找到陶秀元时，正在陶家村附近打工。陶秀元的姐姐听弟弟提到过黄某。那次弟弟来她家里走动，接到了曾经的租客黄某的电话，说自己没钱付房租被房东赶出来，想回来陶秀元家住。接完电话后，陶秀元跟姐姐说，小孩很小，才十六七岁，好吃懒做，又没钱，有时候饭钱都没有找他借钱，但是又不还钱。
事发现场图（图源网络）
姐姐回忆，自己劝弟弟不要管这个事情，但陶秀元觉得小孩可怜，还是让他回来住了。陶秀元的大儿子陶赞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遇害前黄某还跟父亲借过钱，父亲没有借，还说了对方两句，“怎么还借钱，贪吃懒做是不行的。” “很可能（黄某）就是那时怀恨在心。”
8月31日晚，大概9点多，黄某以交房租的名义敲开了陶秀元的房门，持一枚普通水果刀捅向对方。在陶秀元喊“救命”后，黄某又再次刺向对方，直到陶秀元咽气后才离开。警方事后通报的作案动机是抢劫杀人。命案发生时，黄某身上一块钱都没有，账户余额只有几分钱。陶秀元身上也只有几百元。但行凶逃离时，黄某并没有带走这些钱。
陶秀元的外甥女叶霜告诉本刊，事发时，楼里的其他租客加班还未回家，整栋楼只有陶秀元和孙子两人。叶霜说，一个摆摊的邻居说，出事时她正好收摊经过陶家楼下，听到楼上传来两声“救命”，她还抬头看了眼，没有其他的动静，她也就没有在意。叶霜觉得，熟悉陶家的黄某是瞅准了时机。
事发地现场图（图源网络）
9月1日下午，叶霜和其他亲属在殡仪馆见了陶秀元最后一面。她有些害怕，进去时拉着表姐和母亲的手。当时，法医已经清洗了陶秀元身上的血迹。她看了一眼，舅舅的左脸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痕，有她的一只手那么长，不忍心再看下去。后来，其他亲戚告诉她，舅舅下巴处还有一条很深的刀痕，能看到骨头，颈部还被刺了一刀。叶霜猜测，这可能是致命伤。
节俭的眼镜店老板
陶秀元被害后，整个陶家陷入了巨大的痛苦。陶赞说，黄某只看到了父亲每天过着钓钓鱼收房租的生活，“但他不知道这是我爸苦了四五十年换来的。”
邻居张民坤说，陶秀元很节俭，灰白的头发上时常戴着一顶直筒圆边太阳帽，冬天常穿着一件竖领马甲，衣服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式，“他们夫妻俩节约的程度就不像我们现在这种社会的消费水平。”张民坤记得，有一次陶秀元的孙子来家里玩，小孩子指着他们家的鱼和海鲜说，“你们家里的菜我都没见过。”
陶秀元是吃过苦的人。他1958年出生，在家中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他的同学陶建设告诉记者，陶秀元的父亲是原来国营船厂的工人，陶家几个兄弟姐妹都有念书，陶秀元念了初中。1973年，陶秀元15岁，他开始跟着村里人在地里赚工分，“后来各家各户分了地，但村里地少，一个人就几分，也没什么钱。”陶秀元结婚后盖了房子，还欠了部分外债。
图｜视觉中国
上世纪80年代，受隔壁温州快速发展的眼镜产业影响，有些头脑灵活的村民在村里开起几家眼镜加工厂。很快，村里年轻人陆续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各个链条。有一部分村民从事眼镜的销售活动，他们将眼镜分为镜片和镜架分开打包，装进大的背袋，到了地方再组装，全国各地到处跑。陶秀元是其中一个，他到了成都新都区，在一条被称为“东街”的地方摆摊。同乡人刘远军曾和陶秀元一起摆摊，他说那时都是在地上竖起一个大木箱，木箱很大，大概有2米长，木箱上拉一排排线，把眼镜一幅一幅挂上去，可以挂300副眼镜。
生意很辛苦。从台州到成都没有直达火车，转车要38小时才能到。刘远军说，有时火车上没有座位，陶秀元只能睡在人家座位下的空隙里。因为火车票贵，一趟要五六十块钱，他们舍不得花钱，出一次门基本上就在外待一年，货不够，就让老家邮寄过来。刘远军说陶秀元两口子很能吃苦，住20多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地面都是土，一个房间除了一张木板床，什么都没有，“别人下午五点就收摊了，他们要干到六七点，早上出门也比我们早。有时下雨天没法摆摊，他们就拿着几十副眼镜，站在别人家屋檐下卖，没有休息的时候。”
刘远军是两个人里最早有门店的。1990年，他将眼镜店开在新都区西街正街，有80平左右，这是街上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品牌服装店。他投入了一大笔钱，购买了验光机、磨片机等机器，售卖品牌的近视眼镜，店面“亮堂堂的”，只用了半年他就收回了成本。刘远军说，陶秀元保守一些，直到几年后，他才租了门面，只有30多平，卖些十几块钱的太阳镜，也没有设备。
张民坤说，陶秀元家里的条件在村里算是一般。他店里的生意并不好。陶秀元眼镜店附近一位水果店老板告诉记者，眼镜店一天可能只有二三十客人。外甥女叶霜说，回老家前，有时店里没生意，舅舅就在店里吹笛子。陶秀元的小儿子曾在视频中如此总结父亲的一生，“感觉我家就是，父母从农村出来一无所有，到他乡勤恳节俭打拼，身边一起的亲戚有些挣快钱暴富，有些开厂子挣大钱了，我父母有抱怨，但不眼红。老老实实做几十年小生意。把老家盖房借的钱还清，再给两个儿子攒娶媳妇的钱。”
村里的隐患
在多位村民的记忆里，陶秀元和妻子是2012年左右回到老家生活的。那时，陶秀元54岁，大儿子接手了店面的管理。一位村民告诉本刊，陶秀元回家时，正是村里出租房屋最火热的时候：2005年至2015年，台州眼镜产业迅速发展，陶家村周边陆续涌现上百家眼镜加工厂，不少村民还开了家庭小作坊，吸引了不少外来务工者。张民坤记得，总共2000余村民的村庄，多的时候外来人口就有3000多。为此，村里七成以上的村民将自家房屋隔断出租，有的家里住了四五户外来务工人员。
在张民坤印象里，除了已有的房子之外，回到家后的第二年，陶秀元还在自家房后的空地上盖了三间小平房出租，一间20平米左右，租金在200-300元之间。一位来自贵州毕节的租客告诉本刊，从2013年开始，他在陶秀元的小平房里住过五六年，对陶秀元印象很好，最深的印象是，陶秀元口音很像毕节话。陶秀元告诉他，这是因为他在四川做生意待久的缘故。
外来人口的涌入，给当地人带来了额外的收入，也带来了不少烦心事。村民陶宏告诉本刊，十多年前，仅陶家村，一个月至少会发生五六起盗窃案。他就被偷过五六次。他说，有一次早上醒来，发现家里大门锁被撬开，手机丢了，两三千现金和银行卡也不见了，“只要是值钱的都偷，电瓶车、衣服裤子，甚至连村里的电缆、井盖也有人偷。”陶宏说，这之后，他只要挣到钱都把钱存到银行，新买的电动车还加了两个锁，村里人也想方设法把钱藏到房子里想不到的角落。
《狂飙》剧照
那些年，命案也时有发生。2008年发表于东南大学学报的一篇论文《新时期命案的思考——对2000-2007年台州市椒江区命案的实证分析》显示，2000-2007年，台州市椒江区共发生111起命案，其中受刺激产生情感冲动导致的命案占60.3%，其次是抢劫勒索类，占比17.1%，占比第三的是寻衅斗殴类，占比8.1%。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年龄主要为16岁-40岁的男性青壮年，其中90%以上为初中或初中以下学历，大部分从事体力劳动或闲散无业，无固定收入，生活相对窘迫。论文对命案成因进行分析，认为外来人员的涌入使得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遭到冲击，暴露出社会公共管理中存在对刑嫌人员控制不力，流动人口和出租私房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
陶宏说，这几年，情况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村里治安不错，经常有民警和村里的工作人员巡逻。”但偶尔，村里人也会听说，哪里又发生了命案。比如说，2021年8月，椒江区的另一个街道就发生了一起命案，来自湖南的一个男的将自己妻子杀了，并抛尸。村民说，这几年，可能出于维护治安的缘故，村里经常能看到民警在巡逻，有时也入户排查。
《警察荣誉》剧照
出事前，陶秀元曾跟儿子提到，有天晚上有两名民警由村上网格员带路逐层检查。租房带来的琐碎事情让陶秀元颇有烦恼，“化粪池怕堵，马桶用不了冲水，外面的垃圾桶满了要有人倒，再就是街道消防员、派出所随时要来检查，真是不胜其烦！”今年，儿子让他带着孙子来成都玩，陶秀元也说房子在租走不开。外甥女叶霜告诉记者，舅舅出租房子，是不想依靠儿子，给儿子添负担。他还会在村前种菜，村民经常能看到他一大早扛着锄头下地。
到现在为止，关于嫌疑人黄某的信息依然很少。一位当地16岁的初中生曾见过黄某。是在今年夏天，他路过陶家村，看到黄某和几个人在街上溜达，有一个人是他认识的“社会朋友”，他于是上前跟他们打招呼，一人给了一根烟。事发后，朋友告诉他，黄某就是那个身高一米七左右，纹着花臂，顶着西瓜头的那个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