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区别就是有没有终身教职——考里科没有经费，被赶到地下室的那位教授也没有。可问题是那位教授是终身教职，宾大还真没法像对待考里科那样下逐客令，甚至连减薪降职都没法搞。
那能不能说考里科是因为女性才拿不到终身教职以及拿不到经费的呢？个人认为这也没有太多证据。甚至可以这么说，就算考里科是男性，按当时其他客观条件来看，没有拿到终身教职以及经费申请不顺利，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要考虑考里科的其他身份：她是来自匈牙利的移民，而且是读完博士才移民到美国做研究，在美国也没有师从什么学霸大拿。去翻翻其他诺奖得主的履历，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哈佛MIT斯坦福这些名校毕业，然后导师是XX大牛。
我们可以设想站在宾大的角度看考里科的履历：在美国学术界没有特别亮眼的记录——一开始甚至连记录都很有限，和那些学霸大拿们也攀不上关系。你能对这人未来成为学科领袖有信心吗？显然很难，这也意味着你很难把终身教职的宝压在她身上——无论是她还是他。
评审经费也一样。注意美国的经费评审和学术论文类似，是同行评议，即考里科一直拿不到经费，背后是同行科学家们没看好她。
科研界有一个有趣的矛盾心理：既希望科学家做出极具创新，突破性甚至颠覆性的成果，又极度讲究“过往记录”，track record。比如考里科研究mRNA疫苗，在她成功前，经费评审的同行科学家们一看，你既没做过疫苗，mRNA技术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你这哪是创新，分明是吹牛吧。如今考里科成了mRNA疫苗的先驱，若是拿同样的项目去申请，得到结果应该会是：你有那么好的创新历史，提出的问题又那么新颖，太厉害了，支票簿在这里，多少钱你自己填吧。
同样的人，同样的想法，区别只是过往记录，一个是充满失败记录的考里科，另一个是履历表上已经有了科学界最大创新记录的考里科，仅此而已。
既想创新，又想的是有“过往经历”的创新，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考里科以前在美国学术界吃不开。我们是想支持年轻科研人员，年轻人有朝气，有创新意识，可最好是大牛实验室出来的，因为大牛实验室的年轻人更有创新意识吗？反正我没看到有这方面的学术证明。其实是我们把大牛的过往记录延伸到“门生”身上。虽然我们会说希望年轻科学家做出独到的重要研究，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是找些大牛的门生，稍稍扩展一些大牛们的过往研究。
这也没什么错，毕竟颠覆性的研究可遇不可求，更多科研工作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稍稍扩展一点——这些研究一样有意义。甚至考里科的mRNA研究也是在过往科学家几十年基础上逐步积累。但对过往记录的偏执，确实让学术界在选拔人才、确定研究方向上容易陷入小圈子以及惯性。
也是“记录”的重要性，屡次的申请经费失败，让后来的考里科更难被学术界看好。其实考里科在采访中自己也流露出了类似的看法，比如她母亲说你那么努力，应该也能拿诺奖，她说我那么多年连经费都拿不到。
没有学术界认可的过往记录，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失败记录，这就足以解释考里科在宾大的越来越困难。至于她的性别在这里重要吗？。
当然，这不代表女性科学家不会遇到性别带来的不公平对待。考里科在宾大的境遇未必和性别有关，可是我们也得承认，女性的性别身份在这里面肯定起不了积极作用。考里科提到过自己可能比较难“相处”。
后来为她留在宾大据理力争的神经科医生回忆有次他与其他研究人员样本处理有问题，考里科毫不留情地当着他们的面把样本扔进垃圾桶。不难想象，在普遍要求女性更“温和”“友善”的刻板印象下，考里科的执着、认死理，不会为她带来更多宽容。
可是，在犯下违背女性刻板印象的错误之前，她的非终身教职、没有过往记录支持，就已经注定了在学术界难以吃得开。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如果把考里科的遭遇归咎到女性性别上，属于没有太多证据的臆测。
对于考里科遇到的困难与挑战，我们更应该关注背后非终身教职科研人员缺乏的基本保障，以及学术界对过往记录的偏执带来的盲区。看到女性就默认是性别歧视或刻板印象造成的不顺利，并不是在打破歧视或刻板印象，只是在放弃思考，偷懒而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ID：Story-about-Science），作者：Y博的科普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