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者的生命历程视角来看，近年来，身边有不少老人结束了城市的“老漂”生活，开始陆续返乡。所谓“老漂”，是对已步入老龄阶段的随迁进入城市生活的群体的概括，反映的是作为流动人口的特征——“漂泊感”。这种现象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而形成，不少研究对“老漂”群体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家庭关系、居留意愿等议题有所关注。作为一个“漂”着的群体，背后总是暗含着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的特征，老漂群体带有一种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籍的预设，问题只在于这一天会是什么时候到来。
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来源于笔者的生活体验，假期回家时，见到了两家多年未见的长辈，一股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迎面袭来。他们惊讶我已完全不同小时候的样子，要是走在大街上一定认不出来。我惊讶于他们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和几年前离开时几乎没有区别。
在成长历程中，我对于身边人的印象总是随着生命轨迹的远离或相接变得或深或浅，在前十几年的记忆中，原社区里不断有人搬出，而我在中学阶段的搬家则是对原社区的彻底远离。我努力地回想这些记忆，企图拼出更完整的事件。
这两家长辈的共同之处有许多，一是年龄相仿，均已到了古稀的年纪，但还是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二是生活轨迹相似，两对夫妻双方均是县城体制内及企业的退休人员，有退休工资，在当地不依靠子女也有相对充足的自我养老的能力。退休后，都是跟随儿子到珠三角地区生活，帮助照顾孙辈。这一年，他们先后回到了原来的社区，回到平静的县城生活，城市的生活就像是脚边翻起的一朵朵浪花，已经逐渐远去。
一、回乡缘起：个体价值的弱化
故事的开始是2005年梁叔和老伴陈姨南下深圳，帮助刚刚在城市立足的儿子打理一家商店，而这一待就待到了2023年，十八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从此故乡只剩冬夏。2023年的暑假，他们回到了老家。
梁叔和陈姨的女儿和儿子相差两岁，在老家的时候，女儿就已成家，儿子迟迟未婚，执意要南下闯一闯。在深圳的十几年时间里，两位老人见证了儿子的成家立业，也带大了两个孙子。平时，儿子和儿媳负责在外忙工作，家里的一切都有老人兜底。
梁叔和陈姨也分工明确，梁叔负责接送大孙子上学，因为学校有段距离所以需要骑电动车，陈姨负责接送小孙子上幼儿园，步行五分钟就到，还承担了一家老小的洗衣做饭的琐事。今年，大孙子已经上初二，小孙子上小学一年级。
当一切已经步入常态化时，生活非常平静，以至于一次小小的冲突就能在家庭内部泛起涟漪。事件的起因源于婆媳之间的争吵，聚焦在溺爱子女、教育方式等问题，以往的争吵总是草草结束从未蔓延，这次儿媳像是倾泻积攒了多年的不满一次爆发，陈姨则忍住情绪一言不发，在儿子的示意下离开现场去楼下等待。刚从外散步回来的梁叔在楼下碰见了不知所措的陈姨，他们等待了许久才上楼，心情复杂。
第二天，儿子对他们说先回老家，双方都冷静一段时间，等开学九月份再回来。老人内心很清楚，儿子说是这么说，其实已经并不想让他们留在深圳，只是没有说的那么直白罢了。梁叔和陈姨就去车站买了车票，给老家的女儿打了电话，顿时百感交集，也许当时就已明白这一次是对这里真正的告别。第三天，儿子和两个孙子送两位老人去车站，小孙子拿出有自己照片的贴画，告诉奶奶要是想自己了就看这个照片。
一次小的家庭冲突却导致了两位老人离开城市重返故里，至今为止，他们也没想明白怎么辛辛苦苦付出十八年，在儿子儿媳的眼里就不值一提，说让他们走就走。其实他们一直都明白，总有回家的那一天，只是从没想到这一天如此快且如此突然地到来。
家庭关系往往很难用简单的逻辑解释清楚。传统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中家庭关系和家庭观念被看作是伦理纲常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父代对子代的付出被看作是恩往下流，是不计成本甚至理所应当，家是讲“情”的，这一个字就可以覆盖很多很多。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老人承担了大量的隐形劳动，诸如家务、辅助子代养育等等，这些付出不计成本，恰恰又容易被忽视。可以说，在子家庭最初的发展阶段，父代发挥了关键的支持作用，并且以有形的或无形的方式帮助家庭的发展。但是价值具有波动性，个体的价值随着年龄、能力、资本等要素的消长而消长，到了一定的年龄节点便开始递减。
在返乡这件事上，个体价值的弱化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生活面向功能的弱化，源于家庭的生活轨迹逐步定型，随着孙子的逐渐长大，到今年九月份，大孙子和小孙子将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家长的接送已经不是需要费力费神的事情，在家庭分工中只需一个人抽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不再需要另外配置两个老人来完成。且洗衣做饭这类琐事，洗衣机和大城市发达便利的外卖则极大地解放了人力。
二是家庭情感面向功能的弱化，在两个孙子的婴儿时期，全都是陈姨亲自照料，大孙子长大后正好小孙子刚出生，填补了陈姨在照料孙子上的时间空白。但是当两个孙子都已上小学，不再需要精心照顾时，孙子们对老人的需要不再像幼儿时期那么强烈，老人不再发挥隔代照料的作用，情感功能的弱化源于子代对老人的依赖程度降低。
三是家庭发展面向功能的弱化，在对孙辈的教育问题上，老人和儿子儿媳的观点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以课外补习为例，老人还不能充分认识到教育竞争直接带来的升学压力，不认可课外补习的作用。儿媳却一个劲给孙子请家教来家里上课，不愿让孩子掉队，这让两代人在此问题上有分歧，引发过不少口角。因此，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当个体发挥的效用和价值在递减时，被“淘汰”或“边缘”的可能就会增强。
二、回乡之后：空间的转换与再适应
好在，梁叔和陈姨都是想得开的老人，他们把这叫“光荣退休”。从家庭的重要岗位上退下来，是自由生活的开始。回到老家后，他们也不期待回到城市，不期待跟儿孙一起生活。离乡多年，如今的家乡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不在家乡的这些年，社区的改造、社会关系的断裂以及自己的老去的现实，都需要他们再适应。
一是亲戚圈的再凝聚。亲戚圈层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个体最原始发展的社会关系。返乡后的生活很充实，频繁的亲戚聚会是最明显的体现。
一方面，是作为主人举办的聚会，梁叔和陈姨在九月和十月各张罗了一次饭局，一次是陈姨的生日，另一次是按照当地风俗国庆节前后要接主要亲戚来家里吃顿饭。虽然这两次的亲戚都是同一波人，但是并不妨碍这两次宴请含义的表达，在老一辈的人看来，这种礼节很重要。
另一方面，作为客人，梁叔和陈姨也去参加了两次酒席，这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难得，过去几乎都是礼到人未到，而现在他们的参与不受任何限制。与其他的社会关系不同，亲戚之间关系的维护几乎都是靠吃饭、拜年这种带有强烈的传统含义的仪式来实现。相比于年轻一代，老年人往往会格外在意亲戚关系的走向。这种频繁的亲戚走动，是梁叔和陈姨向亲戚宣告社会关系的回归的方式，也是对多年来缺席重要事件的弥补。
二是朋友圈的再融入。早在九十年代，梁叔和陈姨就在县城盖了房子，街坊四邻的关系和睦，相处愉快。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大半岁月都是在外。但是一回到家，他们仍然感觉无比亲切。
在外的时候，陈姨的普通话讲不好，索性她就直接用家乡话和别人交流，也不管别人听不听得懂。她的朋友圈构成就是小区里和她一起接送孙子的同龄人以及麻将馆的牌友，要是碰巧是老乡的话则会觉得更亲切。
回到了家乡，她感到非常自在和自由，身边都是老熟人，今天被这家叫过去打牌，明天被那家叫过去打牌，总有人约，也总有地方去打发时间。但是，陈姨却觉得打牌打多了也没意思，自己脑子也没以前灵活了，这非长久之计。
此外，陈姨也经常跟着邻居们一起去逛超市，时不时买些好菜叫女儿一家过来吃饭。最近，她的妹妹告诉她老家有块地丢荒了，她想去种种花生。
老了之后，最稀缺的是时间，最富有的也是时间。这意味着，没有了以阶段性任务或事件为中心的生活，时间几乎全是自主安排，而如何度过这些时间则成为了生活的首要问题。在经历了大城市的生活后，回到家乡，难免有对比、有落差，但是却没有抱怨。他们很清楚，自己只是城市生活的过客，重要的是如何适应当下并重新安排自己“退休”后的生活。
三、家庭隔离：难以逾越的物理距离
回到老家后，不时有人打电话过来问梁叔是否能去斗地主，都是些他在小区认识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他总是笑笑说自己回老家啦，去不了啦。
刚回来的那段时间，他们其实还未完全从情绪中走出来。总是关注着远方的那个家，挂念他们的生活，关注孙子的成长动态。
在微信群中，儿子偶尔发的孙子在学校活动的照片，他们总是会看很久，还会在群里附上他们及时的鼓励。在打视频电话时，爷爷奶奶总是抢着跟孙子说话，一句接一句，有说不完的话，陈姨还会问小孙子“有没有忘记奶奶？”女儿一家隔三差五就会过来看他们，还把狗带过来给他们作伴，遛狗、喂狗、和小狗说话，转移了他们的不少注意力。
慢慢地，这种距离带来的思念逐渐被生活的琐碎吞噬，陈姨经常去走亲戚，帮还在老家种地的妹妹收花生、打栗子，一把年纪了去干四十多年未干的农活，累并快乐着。他们现在尽可能把时间都安排充实，朝前看，不回头。
生活场景的急剧转变和共同生活记忆的断裂，时有阵痛，尤其当老年人的精神空虚感逐渐加强时。站在梁叔和陈姨的角度，他们不愿给子女添负担，总觉得“尽自己所能，能帮就帮”，在子女身边，只有帮他们忙的份，不添乱。这种朴素的心愿坚持了很多年，过去的十几年他们也是如此践行。但是，生活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事与愿违，突然的返乡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大城市生活的终结，也是子家庭独立生活的开端，但也只有他们回来，子家庭也才有机会真正成长。
当我问他们是否还会回去时，他们非常坚定地告诉我不会再回去了。“总是要回来的，不可能在那干一辈子。也要让他们自己去生活。”梁叔是一以贯之的理性派，他是最早接受现实并且劝陈姨不要沉浸在其中的人。他们也不想计较这些小冲突和矛盾，如果因此产生隔阂，谁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如今，两个家庭之间的地理距离相隔一千多公里，接下来的时间，他们团聚的日子很可能是以年为单位，以天数来计算。回乡自有万般好，但就这一点不好。
四、小结
长久以来，家庭生命周期这一理论的解释力经久不衰。伴随着个体生命的成熟，家庭开始形成、发展以及消亡。母家庭的退出也意味着子家庭的成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状态也随之变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人口的迁移背后是个体与家庭寻求发展的驱动，家庭成员物理意义上的分离变得寻常。
在社会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下，老漂一族作为特殊的流动群体曾引起关注，但是相比农民工、农民工子女等群体，地位则略显边缘。老漂曾经作为家庭生产力去往城市，作为家庭资源提供者承担着重要的家庭责任。
在中国人的代际观念里，老人照顾孙辈是天经地义，是天伦之乐，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才能实现家庭抚育、家庭养老以及家庭照料。如今，在社会结构性变迁和个体家庭生命周期的双重演进下，当老人自然地退守故乡，他们返乡后的生活虽是真正意义上的养老，但是这种现象又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他们的生活会因此产生什么变化，又会给家庭带来什么影响，都需要在现实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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