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方面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伴随政策信息的传播，网络社会引发了热烈讨论，焦点集中于现代社会的家庭经济压力、职业女性的生育困境、儿童托育、女性生育的生理成本、养老压力等方面。
透过讨论，发现承担生育事务的女性群体对此反应比较强烈，有网友以“国家提倡生三胎，医院提倡顺产和母乳喂养，专家建议孩子不要让老人带，孩子渴望妈妈随时陪伴，老公希望媳妇儿貌美如花还能赚钱养家，公婆希望儿媳照顾好老公还能教育好孩子，社会又倡导女性要经济独立”的文字对现代女性的生育心理作出表达。
政策的出台基于国家发展与人口战略的考虑，争论的存在表明政策落地需要解决现实性制约条件。作为生育实践主体，现代女性面临的生育附加要素与价值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调动女性及其家庭的生育积极性不仅要配套住房、教育等相关硬件，还要解决生育背后的文化性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文化内核去刺激人们的生育欲望，进一步，则需回应如何定性现代生育实践中的女性价值这一问题。
传统生育文化与“催生”的合理性
现代话语体系下， 生育自由被视为女性获取主体权利的标杆之一，即女性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生，生育的时间、数量、性别等，并享受伴随整个生育实践过程的主体体验。与之相反，违背女性生育意志的“催生”行为则遭遇文化性批判，从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对影响生育自主的抑制性因素进行分析。
然而，现实实践中“催生”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在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的生育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要“催生”，谁在“催生”，怎样“催生”成为理解“催生”行为的关键。
中国的传统生育实践以家庭为单位，每一次生育均涉及对家庭资源和成员关系的重新调整，进而在长期的生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生育文化与权力关系，并对脱嵌于生育文化的行为有一套社会性惩罚机制。典型可见的是，非婚生子被认为有违社区道德，能不能生到儿子则影响一个家庭在农村社区中的位置。基于此，农村社会发生的“催生”行为是以家庭和社区为实践范围，通常以生到男孩为目标。
生育男孩的偏好与父权制支配下的资源传递方式有关，是男性单系继嗣制度的产物。一般而言，男孩是传宗接代的担纲者，而女性被视为依附性存在，并通过完成生育男孩的任务来获取合法性存在和死后的归宿，这是生育行为的伦理规约。
生育伦理制度下，男性成为掌握资源和社会关系的权力复合体，进而形成以男性世系为轴心的代际间纵向的资源流动模式。除此之外，生育男孩还可满足家庭养老、参与社区交往和抵御社会风险的功能需要。由此，生育男孩成为农民延续家庭和参加社区生活的重要内容，“催生”便具有代际义务和社区压力两个重要特征。
传统家庭生育实践中，公婆是常见的“催生”者，在他们看来，传宗接代是自然而然的责任与义务。他们会以延续香火的话语、资源控制，甚至是家庭政治等手段，对子代尤其儿媳作出生育男孩的要求。在公婆的概念里，“催生”是合乎家庭及其家族发展的公共行为。再者，女方父母也会敦促女儿为她的丈夫生育儿子，从而在男方家庭取得依附性存在和死后的埋葬之所。另外，传统社区评价和社会地位也会对女性及其家庭的生育实践构成压力，并以能不能生出男孩为标准来衡量女性的能力与价值，催促女性形成对生养男孩的需要。
综合而言，传统生育文化与继嗣制度下的女性在生育实践中处于被动位置，在生育数量和性别上，以多生男孩和最终生到男孩为生育义务，否则被视为家族的罪人，面临在世被轻视和死后无处安葬的困厄。同时，“生得到”男孩和“生不到”男孩的女性所面临的社区待遇和地位也不同，继而转化为女性自身对生男孩的主观需要。于是，可以看到生育实践中的女性既是被动者也是主动者。
一个“催生”故事
萍子，今年28岁，与男朋友小黄系自由恋爱，2016年大学毕业后一起回老家工作、结婚和生子。2017年生下一胎女儿，因为结婚、坐月子和带小孩的一些不愉快经历，萍子坚定地表示拒生二胎，同受高等教育的丈夫对萍子的想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小黄的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算得上农村的文化人，加上他本人又是黄姓家族的大哥，而小黄是他的独子，所以他不想家族的香火在儿子这条线上断了。因此，萍子的公婆多次做他们二人的思想工作，希望儿媳妇生二胎，并且要想办法生到儿子。
起初，小黄坚持尊重妻子的想法，他本人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见劝说无果，小黄的父亲开始让儿子代替自己去参加家族的红白事务，期间总是有人询问小黄有没有生男孩这个问题，也有热心者劝小黄趁着年轻赶紧生，次数多了，小黄渐渐感到压力。
长时段的参与和观察之后，他发现了男孩的重要性，因为家族、村里的公共事务基本由男性参与，他逐渐明白父亲的想法和处境。于是，小黄开始尝试与妻子商量生二胎的事情，见萍子反应比较激烈，小黄只能暂且压制想法。
几个月后，小黄的母亲生病住了院，陪护期间他的母亲时常掉眼泪，向儿子哭诉：“我这身体是越来越不好了，我老了有你来养，儿啊，你老了谁来养你啊？”然后，她又对小黄重温了一遍当年为了生下小黄所遭受的苦与罪，希望小黄明白父母的不易，并能克服现在的一些困难，为他们生个孙子。
有感于父母的良苦用心，小黄自此开启了和妻子的长时段商讨，以致争执。萍子认为小黄变了，小黄认为萍子自私，不考虑他父母的感受。时间久了，生活中的摩擦不断，加上生二胎这件事始终横亘在两个人的心里，夫妻二人一度差点离婚。
面对脾气倔强的儿媳，萍子公婆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儿子儿媳自由恋爱时，他们就劝过小黄要考虑门当户对，在他们眼里纯农民家庭出生的萍子条件不好，且处在组合家庭，母亲是别姓之子的继母，因此她母亲的养老最终由萍子承担，害怕儿子将来的负担过重，小黄的父母曾对这门亲事作出阻拦，这些成为了萍子和公婆关系疏离的原因之一。
婚后，集体生活中，公婆看不惯萍子的一些习惯，比如洗澡时间太长浪费水电等，并在儿子面前说萍子的不是。事后这些话传到萍子耳朵里，使得她和公婆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冷化。尤其在劝生二胎无效之后，萍子与丈夫、公婆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
在萍子心里，她就是赌一口气，越是公婆热衷和偏好的，她越不想遂了她们的心意。其实打心底里，她是在跟重男轻女的人较劲，当初自己的父亲因嫌弃母亲没生到儿子，而与母亲离异，这在萍子心里留下阴影，她想要证明女儿一样可以给父母养老，同时她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离婚。
最终，触动萍子的是母亲再一次不幸遭遇。因继父的一些不端行为，萍子的母亲愤然离家，不再回去。她很乐意母亲能和自己住在一起，但又发现母亲经常以泪洗面，认为给女儿添了麻烦。时间久了，总有亲戚朋友觉得不妥，让萍子劝母亲回到继父那里，说辞大抵是“年纪大了，凑合着过就行了，不能等人过了没地儿埋”，萍子的母亲自知不能让女儿难做，便提出到别的地方去住。
萍子知道母亲身体不好，不能打工，没有收入，离开了这里，实际上她没有地方可以去。母女俩朝夕相对的日子里，母亲以自身为例，劝萍子一定要生个儿子，如此才能在男方家里立得住脚跟。慢慢地，萍子不再那么固执于自己的想法。
考虑到萍子的处境，她的公婆对儿子小黄说：“只要萍子能生到男孩，那么她的妈妈待在女儿家就名正言顺了。再则，以你爸（小黄的父亲）在家族里的地位，可以劝说族人给萍子母亲争取一块安葬地，让她百年以后有去处。”于是，小黄以给岳母作今后打算为正当理由，再次与妻子沟通。
出于缓和夫妻矛盾，更为了自己的母亲，萍子答应生二胎。但她提出了一些条件，比如二胎如愿生下男孩，要丈夫主力带娃。这方萍子的公婆见事有转机，欣然允诺二胎孙子的一切费用由他们二老负责，且供应大孙女幼儿园至高中的学费。
怀孕期间，萍子十分紧张，虽然找了懂行的人帮忙看过孩子性别，但她还是担心判断有误。整个孕期，她享受到一胎所没有的待遇，吃穿用度方面她有了很大自由，且不被公婆批评。最后，生下男孩，皆大欢喜。萍子终于舒了口气，她的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她说：“现在终于如了他们的愿，大家都好过了。”二胎生男，使她坐稳黄家儿媳的交椅，公婆对她的态度有了转变，婆媳间的关系也在走向缓和。
自从有了儿子以后，萍子突然成为大忙人。在农村，有儿有女合字为好，作为邻里亲朋眼中有福气的人，萍子和她的儿子常被邀请参加各种迎来嫁娶活动，为主家讨个吉彩。频繁参与社会活动使得萍子有种终于走进黄姓家族的感觉，虽然她已结婚6年。看着她现在的笑容和自信，仿佛那些纠葛不曾发生。
家庭内部的“催生”实践
萍子的故事讲完了，她的生活继续进行，“催生”的过程让人心酸，结果皆大欢喜。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农村社会有着很多个“萍子”，她们存在于小说、自述、影像等叙事中，而文本则是她们历经或正在经历的被催生事实。既是叙事，立场不同所致的对同一文本的解释也不同。结构之下，故事里的谁是赢家呢？
在原生家庭和婚后际遇的双重因素下，萍子对生二胎尤其生男孩存在抗拒心理，与公婆冷战、夫妻之间热吵、离婚是她与夫家作抗争的手段，表面看这是她一时的意气之争——“我就是不想如他们的意”，埋藏在她心里的却是对女性存在价值的困惑。
首先，她始终难以相信父亲会为了生到儿子而与母亲离婚，她想通过自己的婚姻打破“只有男性才能传宗接代”这一观念的闭环式循环，也想通过自己的婚姻证明生不生儿子不会影响到她在丈夫心里的位置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其次是她的婆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萍子认为婆婆应更懂她的难处，然而她的婆婆却在整个催生事件中发挥主推作用，并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小摩擦为由来宣泄她对儿媳拒生二胎的不满意，让萍子感受到了极大的不尊重和冷漠。
最后则是婚后尤其产后的切实经历让她感受到母职的艰辛，没有自己的时间、空间，与朋友、社会处于脱节状态，还有不断涌现的鸡毛琐碎让她深陷负面情绪之中，她感觉自己的大学白上了，也辜负了母亲对自己的期许。
萍子的丈夫小黄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体验过城市的生活，接触过现代的生育观念，也曾许诺过妻子不会在孩子性别方面给她施压。后来，回老家工作和生活以后，小黄的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无论人在哪里都要有一张入场券，在农村有没有儿子则是他能不能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性资格。
处于这个年纪，人们总是关心他有几个孩子，有没有儿子诸如此类的话题，久而久之这使得他内心产生压力。再者是父母亲这方，反复的叮嘱、母亲的哭诉行为让传宗接代的人伦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于是，生儿子成了一项必须要完成的义务。
在公婆的眼中，延续血脉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他们认为有义务督促儿子媳妇为黄家生下男孩，这是对祖先的交代。另外，小黄的父亲是家族长门，在家族事情上有话事权，但没有孙子始终让他挺不起腰板，在村庄公共生活中没有面子。因此，通过反复说服、以情打动等手段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以后，他们将问题的矛头指向儿媳妇，于是生活中的其他摩擦都可以成为他们指摘萍子的理由。
至于萍子的母亲，她是故事里的故事，她的遭遇既是女儿抗拒生二胎的理由之一，也是将“催生”故事推向高潮的重要因素。萍子的公婆从这方面做萍子的工作，并作出关于儿媳母亲未来去处的允诺，才使得她最终下定决心生二胎。同样，萍子的母亲也不想女儿再遭受她所经历的，她的催生方法便是现身说法。
总的来说，这是一场目标明确指向生男孩的家庭内部催生实践，实践过程中家庭内部每个人的情绪、利益和关系都被搅动，而情感、话语、物质允诺、社区压力构成催生技术的整体。结果的圆满是以矛盾双方对传统生育伦理的同意为基础，即小黄的父母要履行传宗接代的义务；萍子母亲的遭遇源于履行义务失败所致的社区惩罚；小黄的思想转变既是遵守对父母的允诺，又是在感受到社区生育文化的压力之后作出的调整；至于萍子，则是被动后的主动，她明白与之对抗的是农村的生育文化结构。
实际上，故事里的每个人都被这种文化结构潜在“驯服”，但有个因素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那就是女性的主体意识在觉醒，因此，现在的催生实践是两种不同的生育文化在发生碰撞。
过去，催生技术得以顺利实施，是因为催生实践建立在统一性的基础上，即发生在传统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矛盾双方接受同域社区的道德压力，否则将要遭受如同萍子母亲一样的待遇。再者，传统女性面临的环境虽严苛却单一，即一个女性只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义务，并把孩子抚养长大，这就是女性最大甚至是唯一的价值。
进一步来讲，传统的催生实践从实处解决的是女性价值归属的问题，具体而言男性单系继嗣规则为女性制造生育压力，“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游戏法则论证了女性立足现世的合法性，有子才能入祖坟解决的是女性死后去处的问题。因之，传统催生叙事中女性通常被建构为生育和财产制度制约下的牺牲者。
“国家催生”，何去何从？
萍子的二胎故事提供了一个传统催生技术在现代农村社会的适用案例。走出那个仍对女性具有约束力的农村环境，大多数现代女性面临的生育环境相对宽容且多元，加上数年来的教育普及与社会流动，现在女性意识已经得到很大程度觉醒，这意味着传统“催生”技术遭遇的对抗性力量将越来越大。
直观可见的是现代生育的附加要素增加了，比如孩子托抚问题，更多的学龄前儿童从家庭教育走向学校教育，增加家庭必要开支，同时考验家庭的人力资源配备。再则，学校教育本身发生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转折，城市化与教育压力的捆绑直接构成家庭发展甚至是在城市立足的障碍。另外，还要考虑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因素。这是国家方面推行人口战略必须要考虑的硬件。
继而要关注女性自身的发展与价值问题。现代职业女性因多胎生育实践所遭受的隐形排斥，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这是“国家催生”要考虑的软件。传统生育技术的适用是以锁定女性资源的流动为手段，把女性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值设定为0或最小部分，然后把生育和抚育孩子定性为女性价值，即实现生育与女性本体价值的合二为一，所以女性在家生孩子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现代女性资源走向社会，逐渐成为家庭和社会经济的重要担纲者，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被塑造为多元、独立和美丽，并构成新时代女性价值的评价标准，女性不仅取得法定的独立地位，还具备了实践自身主体性的社会条件。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照自我身体形象和社会价值，相较之下，多胎生育无法满足她们的新型需要。那么，面临当前社会的主流生育文化与女性本体价值的分离，再能以什么样的文化内核去刺激现代女性的生育欲望呢，这是一个必须要加以审视的现实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行一，编辑：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