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二岁时几乎懂得了生活的全部
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小镇做题家”，或者应该说，只能算得上是一位“农村做题家”，直到近几年地方政府推动合村并居，我家才搬到乡镇上。小学一二年级我在自然村小学读书，升三年级时自然村小学被撤并，我又转到行政村小学读书，因为成绩较差还被留了一级。
升五年级的时候，因为我的姐姐要读初中，当时一所位于乡镇上的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下乡招生，父母把姐姐送到这所学校读初中，我也顺便转了过去，从此开始了我的寄宿生涯。在这所民办学校，我以全县前五十名的中考成绩进入县中重点班，从此，我从年级第一变成了“吊车尾”，也就是说从“鸡头”一下子变成了“凤尾”。不过，最终我还是考入了省内一所211高校。
我的求学历程既有些特殊又具有普遍性。我在求学过程中经历着90年代至21世纪初经济社会的剧烈变迁，在这十几年间，中国现代化高速发展，农村出现了外出务工潮，我的同学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由于我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关系不好，他们拒绝帮忙照料孙辈，所以我的妈妈一直没有外出务工，成为留守妇女，一直到我读高中后才在家附近出现的工厂打工。
我的爸爸外出务工一段时间后便返乡，一边种地一边在家周边做泥瓦工，后来又兼捕鱼。这使得我没有成为“留守儿童”，不过，从五年级开始的寄宿生涯在我成长历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一方面，就像布迪厄在《自我分析纲要》中引用福楼拜《狂人回忆》所写的那样：“经历过寄宿生活的人，十二岁时几乎懂得了生活的全部。”另一方面，长期的寄宿生活又很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化成长缺失了一些环节和要素。
图源：作者供图
由于我的家庭在经济发展浪潮中没办法实现代际合力——爷爷奶奶既不能提供经济支持，也不能提供照料支持；另一方面，我的父母一位小学二年级辍学、一位小学五年级辍学，既没有学历又没有进城拼闯的机会与能力，在经济社会分化加剧的村庄中我的家庭很快就堕入了中下层。我和姐姐一直在接受教育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贫穷。
在我求学过程中，村里的同辈群体从初中开始陆陆续续外出务工，通过家庭的代际合力与代内帮扶进城购房，结婚生育。逐渐地，我和他们渐行渐远，在村里很难再找到同伴。即使在春节期间遇到他们，也很难再说得上几句话。从五年级开始，我在老家只有一个朋友，他家在离我家约半个小时的另一个村庄，我们的友谊从五年级持续到现在。
在华北小亲族村庄，邻里之间、小亲族内外都有一种微妙的竞争气氛，谁家比谁家过得更好构成了面子竞争的重要一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村庄内面子竞争的标的物变成谁家进城务工赚了更多的钱，谁家在城里买了房，谁家在人情仪式展演中显得更加富有，这意味着他们在村庄社会交往中更胜一筹。
在一段时间内，对于子女教育，华北地区村庄形成了两种奇妙氛围的交融：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兴起了“读书无用论”的论调，一直读书在社会氛围中很容易被讥为“死读书”。但另一方面，大家仍然对“读书的料”深为羡慕，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成绩优异可以给家里省一大笔钱。大多数农村人心里也明白，有较高的文凭才能做“白领”或吃“官家饭”，这是让农村人非常羡慕和期待的。
于是，在我的求学过程中，立住“读书的料”的身份、通过苦读改变自身以及家庭的命运就成了一种道德与情感的驱动力。在乡城迁移中，我切身感受到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阶层差异有多么的大，在中学阶段，对阶层差异的感知驱动着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坚信读书一定能改变命运。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些东西，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二、现代社会学的第一课
2015年我从县中考上大学，虽然本科在省内上大学，硕博所在学校离家也并不算远，但这些年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我从来没有回过家，回想一下，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省钱。回家意味着大额的路费开支与其他各种开支，而在学校，我可以在宿舍看电视剧，享受低成本的假期生活。也可以出去兼职赚一些生活费，还可以在城市里转一转。很多时候和父母打电话，他们也让我不要回去，来回太浪费钱。
第二，对家庭没有依恋感，假期回家太折腾。由于爷爷奶奶从来没有照顾过我，甚至在我成长过程中基本没有和我有过什么交流，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感情。而对于父母，长期的寄宿生活让我对他们的情感非常复杂，在青春期阶段尤其如此，家庭的贫穷、父母的期望与爱、世代间的隔膜、成长期的敏感心理等交融在一起，使得我对于家庭从来没有太强的依恋感。
夏林清及其学生曾在《斗室星空——家的社会学田野》一书对台湾劳工家庭的研究论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劳动世界中，人的耐性变低了，人的感觉要去掉，人要学习麻木，否则无法忍受单一重复的动作所带来的无聊感和窒息感，而且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份量。我们谈的那一套坐下来好好沟通啦、讨论啦，这在劳动的家庭是很少有的。一天劳累下来遇到小孩有事，脾气就先爆发出来，那脾气很可能是一天劳累后所携带下来的闷气，常常是透过不是很严重的事而把脾气发泄出来，心里才会舒服很多……
在一个以劳动生产为主的家庭里，生活就是工作，情感的流露是很少的。当一个孩子不了解其家庭的沟通形式是劳动形态下所特有的，会很容易地认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家！然后开始与自己的家有一种疏离感，纷纷想逃离自己的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家庭给我带来的也是这样的感觉，这使得我对家庭的疏离感大过了对亲人的依恋感。
第三，回家生活单调无聊。假期回家后，在村庄里我没有同伴，和父母及其他长辈也难有共同语言，生活十分单调无聊，特别是回家后要与一些长辈交流，交流内容无非是学什么专业、以后出来能做什么、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国家还分不分配工作、以后能不能考上公务员、有没有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等等。还不如在学校里，这让我感到无趣乃至反感。而呆在学校，在舍友回家后我还可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可以和同学外出玩一玩。
以上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这些年来我只有在春节期间才回家。作为一位“读书的料”在二十多年的阶层旅行中，我与故乡以及原生家庭渐行渐远，回望故乡与家庭，往往带着一些复杂的情感体验，甚至一些时候在经历巨大的阶层差异时会产生“羞耻感”乃至“怨恨感”。
但是，这两年来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青少年时期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逃离那个趋于崩解的故乡与给我带来复杂情感体验的家庭，现在反而变得更加平和，经历了许多，也理解了很多，逐渐与时代、与过往、与自己和解。
在这一背景下，我能够以更为平和的心态“回归故里”，理解父母的局限以及他们对我始终如一的亲子之爱。形成这样的心态转变并不是因为现在的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可以“衣锦还乡”——毕竟我的老乡西楚霸王项羽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也不是因为曾经的“苦难”摇身一变成了证明自己能力的“资本”，成为反向炫耀的“工具”。而是在自己恋爱结婚，组建家庭、在进入一个学术研究团队、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了更多的认识。
米尔斯曾在《社会学的想象力》里说过这样一句话：现代社会学的第一课是，如果一个人不将自己置于其时代潮流之中，不将自己置于与其同属同一社会阶层的其他人的生活机遇之中，那他就不能理解自己的经验或测定自己的命运。
在研究过程中，我做了一份关于农村“读书的料”如何生成“小镇做题家”心态的研究，完成了米尔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第一课”。透过其他“读书的料”的生命历程，理解了我们这一群体在经历“长距离流动”过程中的得与失，理解了自己在时代剧变背景之下生命历程中一些经历的特殊性及其普遍性，从而能更加坦然的审视自己的阶层旅行经历，与自己和解。
在我之外，还有多少“小镇做题家”在中秋、国庆假期漂泊在外，无处安放自己的心灵秩序？希望他们无论是选择回归故里、实现自我和解，还是选择走出乃至逃离故里与家庭，都能更加平和自在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周新成-2023年9月30日-写于返乡的高铁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编辑：丝瓜笑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