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朋友圈最近发的《如果这就是命运》引发强烈关注。我们先来相对客观地谈谈命运。人们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六择业、七嫁娶、八遇贵人、九养生。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九境”,其实每一境都需要智慧,每一境都需要机缘。人生九境中的“命运”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如果从量子世界观的量子属性来看,“命”是一种秩序,而“运”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命在哪里呢?运在哪里呢?“命”在空间里,“运”在时间里。


人的生命有着一套运行系统,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命运,从科学角度来看是一种生命程序。所谓命运是有规律的,只是我们的认知看不见隐藏的规律而已。所以我们的人生才会因人而异而无法控制。


古往今来,人们对命运的认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命运具有这样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不得不陷于迷惘之中而又无可奈何。


“神龙不见首尾”的命运,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在影响或左右着人类的命运。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己算。人的命运,有太多的不可思议,又有太多的玄之又玄,奇妙无比。


人的命运之好坏,在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结束之前,是很难定义的。世人所说的命好命坏,都是我们站在生命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来讲的,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来说,无疑是错误的。


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一个人命运中的侥幸和偶然,就是量子世界观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是“测不准属性”。人的先天决定着人的后天,人的后天更影响着先天。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的人出生,甚至还是同一地点同一环境出生的人,但是每个人的命运也会有所不同。


因为每个人在先天都由各自的父母来决定的,恰恰也是各不相同。每个父母与生带来的信息也会影响着每个孩子的先天信息。父母的先天信息可以从天(自然)、地(社会)、人(基因)三个维度思考。


我们每个人所在的自然指的是天、地、时、空。


天指的是天文;


地指的是地理;


时即受孕、怀胎、降生的时间;


空即受孕、降生的地理方位;


社会指的是父母的先天生理、生活、家族、家庭、家业、文化,这些都可以影响和决定我们的性别、体形、体征、体质、长相、健康、婚姻、家庭、寿命、性格;


人指的是先天带来的那种气,也可以说是气象。这种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着的生命之信息。这正是我们的生命本原,也是《中庸》说的那种“天命之谓性”的东西。


这种生命信息能量,恰恰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精神、心性、修养、环境地位和荣辱得失。



命运应该是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了。事实上,“命”和“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打个通俗点的比方:


“命”好比你拥有的车,有跑车、摩托车、自行车。拿到什么车是随机的,车的配置也是固定的,这二者都很难改变,你能做的就是把握好车的性能,让其性能发挥到极致。


有的人生来就有跑车,却不知爱惜,最终进了报废站;有的人只能拿到自行车,但养护尤佳,照样骑着它走出一方天地。


“运”好比你走的路,有高速、省道、乡村公路。你要做的是思考自己的车,最适合走哪种路,才能走出恰到好处的效果。一切果真是该入戏就入戏,该下场就下场,皆如“知天命,尽人事”吗?


人世间的生活有苦难、失败和不幸,也有欢乐、成功和希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知命、顺命、修命和非命,也有造命、乐命、任命和制命,我们该怎样看待命运呢?我们又该有什么样的命运观呢?


人不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随时与厄运抗争、战胜它,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才能建立起丰功伟绩,这是贝多芬的“命运观”:扼住命运的咽喉,成为灵魂的守望者。今天我们想聊聊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位奇才,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命运观呢?



记得2016年去盐官开会,我去过王国维的故居。当时正好孩子打来电话和我谈论人生问题,我随手发了王国维的“三境界说”过去: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首先,我们需要有“望尽天涯路”的那种志存高远的追求,更要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孤独和寂寞;


其次,我们需要勤奋努力,“学而时习之”,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哪怕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


再其次,我们需要学会独立思考,不断在学习和实践中去“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当你“蓦然回首”时,在那个“灯火阑珊处”定会领悟真谛,获取真理。


这既是知学、为学、治学的三重境界,也是生存、生活、生命的三重境界,更是“知、行、得”而抵达“致良知”的终极境界。无论做什么都要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坚持读书和运用相结合,积极做到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看着王国维那嶙峋清瘦的相貌,我们实在是想象不到他的学术世界、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字里行间影响了后来的无数人。


当王国维写下《红楼评论》时才二十八岁,正是这部书开创了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


当王国维用一本《人间词话》提炼出了“境界说”时才三十三岁,正是这部书史无前例地革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评论理念;


当王国维写出《宋元戏曲史》时才三十六岁,这是中国第一部戏曲发展史研究……


这样一个屡开文化先河的治学巨匠,1927年6月2日上午,义无反顾地、从容地投水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不知何故,他将自己五十一岁的生命,定格在既孤单又凄凉的历史漫漫风沙之中。


他为中国文化所留下的《人间词话》,被奉为中国文学批评之圭臬,将不朽千古。


王国维投湖自尽后,在他的衣袋中有一封留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的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着特殊的理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这样的命运,不是世俗之人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世俗社会可以置评的。  


王国维的死,是“命”在“理”中,一度曾是读书人的避讳。比起梁启超的维新,章太炎的入狱,胡适之的白话,熊十力的革命,他的悄然自沉,与其说是“不识时务”,不如说成就他的是“命”而不是“运”。


人生困苦也好,忠于清室也好,朋友背信也好,义无再辱也罢,其实内因就是命。这也符合孔子的“天命”之说:知天命,尽人事;时也,命也,运也。


王国维的一生可以说不堪忍视:幼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妻、暮年丧子,诸此遭遇,任何一件皆让人崩溃。


老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透彻:“吾之大患在吾有身。”这就是王国维的“戒”和“患”,也就是庄子借孔子之口所说的“命”和“义”。人世间太多人的命运都是被这两个字压垮的。因为这是人世间的两道窄门。


王国维的自沉是解脱,贾宝玉的出家也是解脱,皆是基于其所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历程。宝玉的出家与黛玉之死有关,王国维的自沉与生命的变故有关,皆与心有关,心在,生命即在。


北宋关学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还记得吗?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往圣继绝学”的“绝学”是什么呢?“绝学”一定是在“天地人”的三才框架之下展开的。无论是《大学》中的“明明德”,还是《中庸》中的“性”;无论是《左传》的“立德”,还是《论语》的“克己复礼为仁”,都是张载“四为观”的“绝学”。中国人的“绝学”就是中国人的天地信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张载的“四为观”恰恰又来自于孔子的“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也是成为大人的必经之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中国文化是“心”文化,西方文化是“物”文化;中国人的文明围绕着“心”展开,西方的文明围绕着“物”展开。


关于“心”文化的阐述最早见于《尚书》。“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中记录的尧舜禹禅让时的嘱托,称之为中华文化之“十六字心法”,也是中国心文化的源头。



20世纪初的动荡时期,一个看得明白,一个看得透。看得明白的是王国维,看得透的是李叔同。王国维活在“命”里,李叔同活在“运”里。


“命”和“天时”赛跑,“运”和“地利”赛跑,所以说李叔同一生都在随风飘散,该做翩翩公子的时候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该要做和尚的时候就彻底地做一个和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随风飘散,这就好比一个演戏的优伶:该演青衣像个青衣,该演老生像个老生,人生该入戏就入戏,该下场就下场,一切皆如“知天命,尽人事”也。


李叔同是民国时期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音乐家。他的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脍炙人口,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1918年正月十五元宵那天,李叔同正式在杭州灵隐寺皈依佛门。从此便开始了一日两餐,过午不食,每顿饭都是一碗米饭、一碟咸菜、一碗白水的青灯黄卷生活。


“来访者暂缓见面,以文字相嘱者暂缓动笔,以事相嘱者暂缓承应。”这是他为自己定下的三条戒律,如此决绝就是为了更好地做一个和尚。


林语堂曾惊奇一跳而言:“这个遗世而独立的人,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虽存若殁”,不见家人难:“不要抛弃我们好吗?”


不见佳人也不易——


“叔同!”


“请叫我弘一。”


“弘一,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爱,就是慈悲。”


“慈悲对世人,何以独伤我?”


雪子来了走了,俞氏来了走了,都是一句话,相当决绝:不见,俱往矣。


王国维是个奇才,生于南方活动在北方,他把小说评论、文学评论、艺术评论都玩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


李叔同也是个奇才,生于北方活动在南方,他把每一样也都玩到了极致:诗文第一,丹青第一,金石第一,西洋乐第一。“人生如大梦,惟我独先觉”,此梦一醒,人生悟道,圆满归去。


家境破败也好,精神破产也罢;经世济用也好,灵魂生活也罢,生命不过三重境界:成长、成功、悟道也。


李叔同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三重境界,不正是他的生命轨迹吗?


20世纪初的那个时代,天地昏暗,风雨飘摇,有的人刀刃上舔血,有的人温柔乡里酣卧,唯有弘一法师却在灵隐古寺里,为无数无辜的生命点灯默默祈福。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都是具有超然于俗世的独立不羁,能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孔子如此,老子如此,孟子如此,庄子如此,王国维如此,李叔同也是如此。


一个民族在一代一代的文化命脉里,虽然前赴后继,但犹如清香一股,千年不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知止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