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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对人间大爱的幻想,不吝于去任何愿意接纳的土地上兑现个人自由。在这夹缝之中,摇滚乐迷们可以包容烂泥地、原谅混乱的组织安排,甚至接受欺骗性的情爱。


唯独当中原群众们以猎取的形式包围他们,乌托邦的幻想随着个人财物被现实抽取一空。


摇滚终于彻底回归了其最本真的教义:摇滚属于无产阶级。



在夹缝中寻求制造幻象的机会。


这些年来,借那些城市主政者对“音乐节振兴消费”的误解,和出于宣传亮点需求而划拨的预算,迷笛这种摇滚音乐节艰难地在大地上跋涉。


这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冲突。强调真实与批判性的摇滚乐,只有共同参与欺骗性的城市发展表演,才有机会继续存活。


上面的诉求是,“音乐节最好能刺激消费,如果不能,也得是个形象亮点工程”,而下面的诉求是,“这么多外地人来闹腾了几天,怎么着都得多留下点银子”。


于是,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而来的乐队与歌迷,其实踏入的是一场悬空漂浮的真人秀。居民与地方都没什么对文化、艺术、音乐的需求和了解,一不小心,音乐节就陷入了与草根文化、政治诉求的强烈冲突之中。


从某省份的居民对参加迷笛音乐节的摇滚乐迷们进行道德指摘和口诛笔伐,到把“无人在的帐篷等同于可以白捡”的掠夺,乐迷们事实上都是出于对乌托邦的精神需求,而一场文化冲突买单。



摇滚精神,是对平等、公正、自由、爱、和平的绝对性追求。在当下人类社会的不同角落,摇滚乐都注定只能是亚文化的一部分。


一旦进入主流文化,形成了价值观与艺术追求的妥协,摇滚乐就沦落为一种动次打次的伪高潮表演,用于盛放现代人摄入分泌过多的多巴胺与荷尔蒙。


这也是乐夏等节目的终极冲突。阉割掉摇滚乐的精神本源,只保留“原创”“小众”“本土”等附属标签作为噱头,这就意味着,真正坚持摇滚精神的草根创作者其实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摇滚乐与现实永远存在着剧烈的冲突。而这种紧张感,又帮助摇滚乐永远年轻。在任何对自由、个性存有压抑的角落,摇滚乐总能在每个夜晚提供最猛烈的慰藉。


那些任何把摇滚带到地面上的努力,都必须回答同样惨痛的问题:你所在的土地和人民,愿意被冒犯、被割伤、被质疑吗?


如果不愿意,他们其实只会偷走你们的财物,嘲讽你们的奇装异服。



我们的土地还没宽容到可以让摇滚乐四处高歌。


不把财物紧紧攥在手中,不留几个人看好钱包,仅仅因为音乐和信仰,就把信任托付给陌生人和陌生的土地,这在群众看来,也是难以想象的愚蠢。


因为某些被掠夺的不安全感,他们理解的财产权往往是瞬时性的概念:只要在那一刻财产是无主的,就等于是公开免费。


因为同样的不安全感,他们将鼓点视为噪音、将外人视为袭扰、将信任他人视为天真可笑。


摇滚乐必须为他们歌唱,但却无法依赖和相信他们。所以,你会在崔健等老一代摇滚歌手的作品里,感受到这种奇怪的游离:他们的力量来自生活底层,却又不得不对群众保持最大的警惕。


此刻,歌迷们终于在失窃中感受到真实的迷惘:脚下的土地从未宽容过摇滚乐,当我们为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梦想而聚在一起,现实世界其实正在悄悄拿走我们不多的剩余价值。


在大地上行走,你要时刻收敛锋芒,深藏梦想,勇敢接受脆弱的幻想时刻都会被现实击碎。


然后,在妥协中找到现实的缝隙,塞进去符合形制的摇滚乐,并期待这些种子侥幸发芽。


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个更熟悉的故事版本:盗火者在抵达现场后,被群众偷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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