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娜是小说《我讨厌韩国》（又名《走出韩国》）的主人公，小说出版于2015年，由这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于10月4日作为釜山电影节开幕片首映。消息一出，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
一向擅长往祖国脸上“抹黑”的韩国影视圈，这次干脆堂而皇之地将这种不满打在片名上，并将在其官方电影节上隆重亮相。无论是韩国官方还是韩国民众，对文艺作品的开放程度再次刷新了外界的认知。
《我讨厌韩国》海报
小说的作者张康明是韩国人，记者出身，书中许多素材来自他对韩裔移民的采访，其内容的真实性几乎盖过了艺术性，也有人称其为报告文学。客观来讲，作为小说它有些乏善可陈，但作为一个话题，它切实击中了许多人的心坎，一度成为韩国的畅销书。许多韩国人心知肚明的社会问题，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小说开篇便出现一段桂娜的内心独白：“你问我为什么要离开韩国？简单说就是‘因为讨厌韩国’，说长点就是‘不想在韩国生活了’。”桂娜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竞争力的人，“就像一个应该灭绝的物种。”她自比为非洲草原上的瞪羚，每次狮子一来，就成了落单的瞪羚，因为不想坐以待毙，只能拼命逃离韩国。
击垮桂娜心理防线的，是生活中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上下班的路程。“你曾经在早上搭乘地铁2号线从阿岘站出发，经新道林站转车到驿三站吗？如果经历过，你就会切身体会到，别管什么人性还是尊严，在生存问题面前全都是摆设。”艰难的生活练就了桂娜吐槽时犀利的口才：“那些号召女人多生孩子的人，应该在早晨上班高峰时间去搭乘地铁2号线试试，来回坐几次，就不会嚷嚷什么出生率过低的屁话了。可惜整天把低出生率挂在嘴边的人，并不用坐地铁。”
每天如此辛苦上班的桂娜，干的却不是什么如意的工作。桂娜的公司经营综合金融服务，她供职于信用卡部的信用管理核准中心，如果有人要进行高额度结算，核准中心就会决定要不要给他结算。每当交易无法进行时，卡主就会打电话来投诉，应对这种电话很是痛苦。桂娜不喜欢这份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也不可能升职，薪酬还低。她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多，每天都想着离开。
桂娜虽然出生在首尔，但家里条件并不好，用她的话说就是“没有半点家底等着我去继承”。男友家人嫌弃她的出身，令这段感情看不到未来。父亲是大厦保安，家里三个姐妹，姐姐在咖啡厅打工，妹妹无所事事。从小到大，她都是和姐姐、妹妹同住一个房间，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独立空间。有时候她宁愿去上晚班，这样白天就可以一个人在家睡家了。家里房子很老，每年一到冬天，父亲就用厚塑料布把窗户封起来，但冷空气还是会钻进来。无论地暖开多大，房间都不暖和，冻得人直打哆嗦。
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桂娜强烈的危机意识，使她年纪轻轻就开始操心养老问题。她一度计划50岁以后退休，去济州岛度过余生，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一间旧公寓。理由是越晚退休越费钱，人上了年纪后，身体各部分都开始出现问题，要去医院看病。“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最后肯定选择自杀。我可不敢想象，自己一直活到90岁、100岁，到时候颤颤巍巍的，站都站不稳。”桂娜说。
从小到大身边许多人的经历，桂娜看在眼里，越发不敢对生活抱有希望。小时候，阿岘市场很热闹，人们都说只要去那做几年生意，都会变成有钱人。可是桂娜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市场里卖甜甜圈的奶奶并没有变有钱。于是她想，韩国虽然成了发达国家，首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有些地方、有些人，依然和原来一样，没有一点改善。我就这样待在这里，没人能保证我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桂娜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不是个人能解决的，而是被一种牢不可破的系统支配着。很多年里，她一直过得浑浑噩噩，直到听到一首歌。那首歌在现实中是有原型的，由韩国歌手Turtle Man演唱的《Bingo》，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歌词其实充满正能量：“我热爱脚下的土地，从未想过移民。”但桂娜却听得有些生气，“每个人都觉得活在这个国家很累，心里暗暗盘算着移民，可是又不想承认，于是用这首歌来催眠自己。”可是话说回来，为什么不可以移民呢？那一瞬间，桂娜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很快，她决定不去济州岛了，而是移民去澳大利亚。
《我讨厌韩国》的故事没有太多跌宕起伏，小说情节完全谈不上引人入胜。主人公出国前后的生活都平淡如水，无非是描述移民念头的产生和执行，写成新闻特稿都不够特别。但正是这种“普通”让她看起来异常真实，无论是她的困境，还是她的挣扎，都像极了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大起大落的惊心动魄，有的只是小刀割肉的悲凉与刺痛，很符合生活流作品的特点。
近年来，韩国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在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作品中有所体现。电影《寄生虫》对韩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揭示掀起了广泛的探讨；《我的解放日志》对城市打工族的疲惫进行了细腻呈现；韩剧《天空之城》对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也有深入展现。
《天空之城》剧照
韩国文艺作品的敏感与其社会环境的高压密不可分。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最新调查，2022年韩国资产上游20%家庭和下游20%家庭之间的差距创历史新高，第一档家庭的平均资产为16.5457亿韩元（873.3万元），相当于第五档家庭平均资产2584万韩元（13.6万元）的64倍。残酷社会竞争导致的教育内卷，在韩国也贯彻地相当彻底，学生能否考入SKY大学（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未来，而这部分人只有2%。严峻的社会压力直接反映到了生育率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状况》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三年全球垫底，2022年这一数据为0.78。
结合这些社会现实去看《我讨厌韩国》，会令人忘记它是本小说，其对生活细节和人物内心的真实呈现，足以跨越情节和文笔勾起读者的共鸣。作者经常会通过一些并不重要的情节来阐释对事物的看法，对抒发观点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塑造人物，可见其书写动机多大程度上是由对议题的关注推动的。
在书中，作者经常借人物之口来讽刺韩国人。桂娜在澳洲交往的男友瑞奇是印度尼西亚人，他曾经在桂娜面前数落韩国留学生：“对韩国人来说，最上等的是澳洲人和西方人，之后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再之后是中国人，最后是南亚人。可是在澳洲人和西方人眼里，咱们全是东方人，他们根本分不清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当然，对韩国最狠的批判，还得交给“犀利姐”桂娜：“我的祖国只爱她自己，爱大韩民国本身，所以她只爱惜那些为她争光的国民。比如金妍儿，比如三星电子。”
可以想象，改编成电影后，这本书里有多少观点可以作为“金句”流传，作为观众的“嘴替”让人过把瘾。不得不说，这已经成为一种现实题材走捷径的方式。比如作者在书中将幸福划分为两种，“资产式幸福”和“现金流式幸福”。前者是指幸福来自对某些事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一直留存在心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供人支取，勤劳工作和攒钱买房就属于此类。后者是指幸福资产几乎不产生任何利息，所以必须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式的幸福，靠每个瞬间活着，桂娜想要的幸福便是此类。
对整个故事来说，桂娜出国后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变好？恐怕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小说通过一系列细节堆叠起桂娜的变化，其中许多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感。
《寄生虫》剧照
到了澳洲，桂娜报了一所语言学校学英语，为拿绿卡做准备，同时在餐厅打工。漂泊在异乡的日子当然不容易，她租的房子由车库改造而成，15平米大小，里面只有书桌和床。因为英文很差，她只能做厨房杂工，连最低时薪都没达到，只能拿8美元。但她依然一点点喜欢上了澳洲，也在对比中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澳洲地广人稀，道路宽阔，阳光灿烂，与首尔的阴冷、拥挤截然不同。走在悉尼的街头，乱穿马路差点被车撞死，司机没有骂她，而是一个劲儿地问她“还好吗？”人们都很平和。她在澳洲结识的朋友，都活得潇洒不羁，人生主要的任务是吃喝玩乐，而她在韩国的闺蜜们，则在十年如一日地抱怨工作和婆婆。
更重要的是，桂娜开始意识到生活充满了自由的选择。在澳洲，白领和蓝领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不相上下，没人争着去坐办公室，反倒认为干体力活也不错。桂娜在语言学校认识的同胞载仁便是如此，他一开始是为了学会计，后来发现对会计不感兴趣，便改学了厨师。做厨师不需要硕士文凭，只需要在烹饪学校接受不少于900个小时的培训，再实习一年，就有资格申请绿卡了。
当然，澳洲绿卡也有许多务实的好处，桂娜对此如数家珍。有了绿卡，就算不工作，也可以按月领失业保险金；得了大病，国家负责全部医药费；第一次买房，可以拿到2万澳元左右的补贴；大学生子女每年能得到几万澳元的学费补助。
而另一方面，桂娜对韩国的恐惧并未消失，甚至进一步强化了。来到澳大利亚几年后，桂娜听到《Bingo》原唱歌手Turtle Man心肌梗塞猝死的消息。死之前他的生活已经很窘困，因为经营公司不善而债台高筑，无钱支付高昂的医药费。与此同时，桂娜以前工作的金融公司也暴雷了，信用卡部门取消，一位员工自杀。桂娜想：“如果我依然留在韩国，能否抗拒这个命运的齿轮？恐怕不能。”
拿到澳大利亚绿卡后，桂娜曾经因为感情考虑回到韩国，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次尝试，让她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与前男友志明短暂复合期间，桂娜回到韩国与他同居，同时尝试找过工作，但找了几轮都颗粒无收。想将注意力转移到生活，也同样无望。桂娜理想的生活不是大富大贵，而是可以买到便宜的食材和酒水，住在温暖有阳光的地方，身边的人都爱笑，每月都能看看话剧、约约会。但这些男友都无法给她，他在电视台做记者，每天下班回到家已经是凌晨，经常忙到没有休息日。一次，桂娜问志明：“你难道一辈子都要加夜班吗？”志明回答：“所有人都这么活着。”桂娜反驳道：“澳大利亚可不这样。”于是，她决定第二次跟志明分手。
分手后，桂娜彻底决定待在澳洲，争取拿到国籍。这次她的决心更坚定了，因为积极的念头比消极的念头有更强大的力量：“我这次去澳大利亚，不是因为讨厌韩国，而是因为要变得更幸福。”
现实中，许多韩国人和桂娜一样，选择通过移民来改变命运。2016年，韩国媒体公布的一项移民调查显示，78.6%的受访者有移民倾向，移民理由靠前的几位是：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不平等问题严重；对退休生活的不安。另一方面，许多年轻人正在逃离以首尔为主的大城市，选择返乡务农，韩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有近50万韩国人迁移到农场和农村地区，同比增长7%，其中二三十岁的青年占一半。
种种人口流动迹象都表明，韩国人已对故土失去希望。现实主义作品的流行，不过是呼应当下人们最关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