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江浙沪,大家总觉得是一家人。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从汉代扬州刺史部开始,无论是唐代的江南东道、宋代的两浙路以及元代的江浙行省,苏南上海与浙江确实是一家人,但江北部分除外。


虽然明朝组建了南直隶(包含今天沪苏皖两省一市),将江南江北捏到了一起,并且在嘉靖年间,为了抗倭,一度设立过包含南直隶与浙江等省在内的浙直总督,但那只是一个临时职位,且时设时废,前后总共才存续了十几年。


进入清朝后,地方八大总督的常设制度倒是确立了,但江浙沪却不再一家亲了。其中沪苏皖与江西归两江总督管辖,而浙江与福建则为闽浙总督的辖地。所以至少在有清一代200多年间,浙江和福建才是一家人,其“CP”时长远超江浙沪组队的年数。虽然随着清朝覆灭,浙闽开始渐行渐远,但两省的相像之处还是有很多的。


地理上,浙闽两省都是面积小省,前者10.2万平方公里,后者稍微大点,但也才12.13万平方公里,在全国省区里分别排名倒数第四和第六。地形上,两省均以山地丘陵为主,其中浙江是“七山一水两分田”,福建则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如果非要说两者的差异,就是浙江比福建多出一块面积稍大且完整的杭嘉湖平原。看两省上半年的GDP数值,差距(13170亿)几乎也就是一个杭嘉湖(14748亿)


经济上,由于地处对台前线,改开前国家在两省几乎就没什么资金投入和产业布局,比如“一五时期”著名的苏联援华156个重点项目,浙闽两地的收获都为0。改开后依靠自身努力,浙江与福建又均实现了经济高速成长,不仅GDP排名分别从1978年的第12位、23位,上升至如今的第4、第8位,成为改开以来位次上升最多的两个省份,还诞生了著名的温台模式和晋江模式。


可以说,浙江人和福建人是富有马克思·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杰出群体,其所在省份也堪称中国经济发展的“模范生”。


而最近,浙闽两省又因为不约而同地干了相同的一件事,再次受到舆论的关注。



8月25日,福建发布《关于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意见》。3天后,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也举行了《浙江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推出“民营经济32条”。


福建、浙江等省连接针对民营经济出台扶持文件的一个大背景是,今年以来,面对艰困的经济形势,民营经济再次受到重视。多地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各级政府也着手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市场发展信心。


到7月7日,国务院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更是提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及时改进政策举措,进一步提振信心、稳定预期。


十几天后的7月19日,中央正式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文中首次将民营经济定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并从制度和要素两个层面给予资源保障。


此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等部委“一把手”多次会见各行业企业负责人,提振企业发展信心。而四川、云南、辽宁等地方领导班子也通过召开电话会议、联合调研等方式,释放对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信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9月4日公布,近日,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工作机构,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见实效。


浙闽两省的特殊性在于,他们都是民营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65%。其中,福建泉州、浙江温州的比重更是超过80%,远高于另两个民营经济大省广东(60%左右)和江苏(57%)。虽然后两者的民营经济增加值总量超过浙闽,但就民营经济代表性来说,还是首选浙闽。这也是为什么,两省针对民营经济的“新政”会如此引人关注。


毕竟,虽说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各省都难,但浙闽两省的挑战显然跟民营经济的压力关系更大。比如浙江,前一阵我随秦朔老师去宁波调研,听到不少小巨人、单项冠军级别的民营外贸企业感慨:去年难,没想到今年更难!


至于福建,影响就更大了。上半年全省GDP增速才3.8%,比全国增幅(5.5%)低了1.7个百分点,在前十大省份中仅略高于湖南(3.6%),排名也因此掉了一位,被湖北反超。省内三大龙头城市则集体“哑火”,其中省会福州GDP被合肥、济南赶超;经济强市泉州增速(3.1%)在万亿GDP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东莞(1.5%);而省内行政级别最高的厦门,增速更是低至1.2%,位列15个副省级城市倒数第一。


正因如此,翻看浙江、福建最近发布的两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可谓诚意满满、干货多多。


比如福建提出,到2027年要建成“具有福建特色的民营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和服务链条”。而浙江更是将困扰民营经济的贷款难、贷款贵等“心病”——“玻璃门”“旋转门”“卷帘门”等隐性壁垒,“不能投”“不敢投”“不愿投”等现象,以及政商关系“清而不亲”、负面舆情困扰、拖欠账款和恶意讨薪等问题,通通摆到了明面上,表示要“从民营企业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民营经济最需要的地方做起”。


事实上,这些问题不止存在于浙闽。对全国而言,提振民间投资信心、壮大民营经济,意义都是无需多言的。



关于民营经济,一个常见的说法是56789,即它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默默生长,民营经济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动摇民营经济这个根本,就是动摇中国经济的国本。


当前,受内外部多重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遭遇到不小的困难,而这不仅对企业经营者、所有者造成了巨大影响,事实上最终遭殃的,还是我们普通人。比如最近引发全社会关注的失业率,就跟大厂裁员、某些行业转型有莫大关系,而这些行业几乎都是民营经济的天下。


至于说国企,虽说单个体量庞大,500强名单上数量仍占大头。但就全社会而言,46万家的国企数量只有不到民企数量(4200多万户)的一个零头,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加之各种萝卜招聘、近亲繁殖、三代接力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企图依靠国企来充当蓄水池,解决目前的“就业难”问题,恐怕不太现实。


所以,要想实现稳增长、保就业的预期目标,还得靠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9.8%的民营企业。


当然,扶持和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存量的就业问题,更重要是,它还可以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从而进一步创造出新的增量就业机会。


前一阵有个说法,“江浙沪没有夜生活”。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江浙沪,尤其是浙江人都在忙着创业,没空享受夜生活。比如被媒体称为浙江“新四军”的浙大系、阿里系、民营系、海归系,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有着昂扬的创业激情。为了鼓励这种激情,浙江去年甚至还发文,大学生创业失败,贷款10万以下的政府“兜底”代还。


而作为“新四军”主要根据地的杭州未来科技城,也因此与北京、天津、武汉等其他三个由央企主导、国家队唱主角的“未来科技城”有了气质上的明显差异。


无论是发展的速度、在所在城市甚至所在省份的产业权重,杭州未来科技城都是最高的。它从杭州城西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崛起为杭州城市第三中心,仅仅花了十来年的时间。而这与其说是“浙江速度”“杭州速度”,不如将之归功于浙江的“民企速度”。(关于杭州未科的发展历史,可详见旧作《十年树城:从希望的田野到杭州第三中心》《杭州未科启示录:在无路处找路,给不确定以确定》)


当然,民营经济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内的,在对外方面,民企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



最近读到郑永年教授的一篇文章,是他在第四届新时代沿边开放论坛上的一个发言稿,提到“第三次对外开放”:


相对于鸦片战争后的第一次被动开放,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主动开放,疫情后的中国,对内,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对外,一些国家想要封杀中国,卡脖子,搞脱钩。郑教授认为,这种情况下,中国亟需“第三次开放”。


说起对外开放,同样不能不提福建与浙江。几年前,我在福建参与当地某申遗项目的规划,走了不少地方,对当地的开放性印象深刻。比如厦门鼓浪屿上的“国际历史社区”,就是当年的南洋华侨所建。而泉州现有的两所本科大学——华侨大学和仰恩大学,或是面向海外华侨的,或是由华侨捐资新建的。我的那些福建朋友,家里或多或少都有海外关系。


难怪网上有种说法,“福建人全球免签,出国只要妈祖同意”。话虽戏谑,但福建人身上的开放性、国际观,确实是当下中国所需要的。


至于浙江,也不乏青田、温州等侨乡。记得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温州是仅次于湖北的重灾区。当我们还窝在家里、刷着手机为温州担忧之时,从欧洲到北美,从澳洲到东南亚,海外温州人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将一批批的口罩、防护服等抗疫物资寄往家乡。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支强大的海外援军,温州才得以平稳地度过危机,它的那位网红市长也才有底气与白岩松在央视上谈笑风生。而闽浙的这些海外关系,大多是靠民企搭建起来的。


不同于国企“走出去”参与的都是大工程、大项目,为了顾及当地人的感受,常常又是捐钱建医院学校,又是雇佣当地工人,真正能赚多少钱不好说。而华侨走出去往往是从最低端的服装、餐饮做起,挣的都是辛苦钱。在改革开放初期,侨汇曾一度支撑了很多地方的发展。


今天,无论是浙江的“世界浙商大会”,还是福建的“世界闽商大会”,与会人员多为在海外的本省籍民营企业。他们“走出去”不靠国家,却打开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而等他们发达了,再回来,又能促进外循环与内循环的融合发展。


考虑到当前严峻的外部环境,靠什么实现郑教授呼吁的“第三次对外开放”,我看还是得靠民营企业。这方面,福建是有眼光的,在最新的文件中专门提到,“支持民营企业打造全球闽商经贸协作网络,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为此还将“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挂钩联系省内外商会机制”。


但,要想让民营企业重拾信心,光有政策赋能是不够的。



事实上,这一轮民间投资的回落,除了经济层面的困扰,据我观察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被网上一些言论给吓到了。


过去一段时间,质疑、批评甚至刻意丑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在网上甚嚣尘上。个别所谓“大V”以莫须有的猜测,对某些民营企业家进行围攻;也有所谓“学者”,发出“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奇谈怪论。


但如果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历史,这样的杂音其实一直存在。80年代民企的胆子更小,90年代“姓资姓社”的争论音量更大。那后来这些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负面舆情都是如何消除的呢?


一方面固然是通过深化改革。比如1992年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掀起了一股下海潮;而2001年的成功入世,更是将中国经济带入到国际市场体系,民营经济由此迎来了发展的高潮。


但另一方面,针对负面舆论的及时反驳、有效管控,对于安定民企人心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方谈话,它不仅终结了社会上关于“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也由此打开了中国改革的“第二春”。我注意到,在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31条”出台后人民日报配发的评论中就指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计”,并提到要“依法严厉打击以负面舆情为要挟进行勒索”。


而这次“浙江32条”中,针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普遍反映的政商关系“清而不亲”、负面舆情困扰、拖欠账款和恶意讨薪时有发生等问题,也明确提出了“234”措施。


但我仔细看了这些措施,多围绕解决政商关系“清而不亲”、拖欠账款和恶意讨薪等问题,对如何及时有效化解负面特别是恶意的负面舆情,着墨并不多。上述“大V”“学者”,至今仍在网上“畅所欲言”。


这方面,浙江、福建是否也能先它省一步,有所行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土哥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