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Z世代与“现代性的断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压缩式现代性”发展的快车道，华北地区毗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处于半市场中心地带，相比于中西部地区接受现代化冲击更早更深。90年代早期华北地区即出现了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进入“乡城中国”的大流动时代，开启了城镇化浪潮。
另一方面，华北地区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较为深刻，特别是华北地区村庄社会结构为小亲族结构，村庄内小亲族之间乃至小亲族内部面子竞争、人情交往与生产生活交互，影响着华北地区的家庭结构与伦理文化。
在传统社会当中，华北地区家庭普遍有着较为强烈的生育意愿特别是生男偏好，与此同时又普遍面临着资源匮乏与竞争性压力，家庭成为每个人生存与生活的核心单元，“生生”既是农业社会时代华北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客观需要，也是华北人生命伦理意义的归处。
市场化的高速发展、现代性的快速侵入，使得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在华北地区更为突出。当华北人外出务工，进入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时，面临着极强的市场竞争压力。
在华北地区，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向生活层面传递，具体表现为面子竞争与婚恋市场竞争。特别是在华北村庄中，小亲族内外部的面子竞争被市场化进一步激活，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返乡后仍然要参与到的面子竞争中。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加剧了小亲族内外部的面子竞争。
随着婚恋市场的全国化发展，婚恋压力及由此延伸而来的购房、彩礼等成为压在华北人身上的“大山”，以至于华北地区出现了很多新民谚：“生儿子泥瓦匠、生女儿打麻将”“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现代化的压力与传统家庭伦理交杂，对改革开放后的华北地区家庭产生了深刻影响。
最早进入市场竞争体系，遭遇现代性观念冲击的70、80后，并未像西方社会学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个体化，在社会转型中形塑出全新的自我意识。相反，对于大部分70、80后而言，家庭在资源与情感支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传统的家庭伦理也并没有被摧毁，反而生成了“新家庭主义”伦理，支撑着70、80后面对着现代市场竞争压力，使得他们在现代性观念与流动的生活的冲击下，形成稳定的心灵秩序，坚守着超越性的生命伦理意义，不至于被汹涌的现代化浪潮冲击的七零八落。
对于绝大多数70、80后而言，其自我深度嵌入进家庭之中，家庭稳定与发展是他们生命超越性意义以及生活的动力来源。
由此我们可以说，70、80后与成长、成年于农业社会的50、60后本质上仍然是“一代人”，这几代人仍然是在乡土气息浓厚的社会结构中完成社会化成长，共享着“圣凡一体”的生命伦理与生活意义。
这种“圣凡一体”的生命伦理与生活意义具有几个核心特征：第一，个体嵌入家庭当中，自我是“家庭我”而非“个体我”，家庭是人的超越性意义与在世性意义的来源；第二，父系主轴，家庭仍以“父子一体”“生生不息”为伦理核心；第三，在市场冲击下，家庭进入扩大再生产阶段，不仅要实现“生生不息”，还需要实现城镇化，托举子女实现城乡与阶层流动。
到了90后这一代人，在其成长时期，中国的城镇化高速发展，大量90后在中小学教育阶段经历了乡城迁移，在深度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过程中同时遭遇着熟人社会结构的瓦解与频繁的乡城流动。
这使得90后内部产生开始产生分化，部分90后与80后的成长历程较为相似，共享着一套生命伦理与生活意义。部分90后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群体同时遭遇着熟人社会结构的渐趋瓦解、信息时代的发展、更强的现代性观念冲击，这使得支撑着70、80后的新家庭主义伦理体系开始遭遇冲击。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开始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断裂”。
而到了Z世代，数字社会与城乡中国相叠加，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重构了Z世代的生活场景与价值观念。Z世代真正成为了“我们的孩子”，与50~80后成为了“两代人”。
对于部分90后以及Z世代而言，几千年承继下来的“圣凡一体”价值与生活体系开始瓦解，具体表现为：
第一，超越性意义的消褪，特别是家庭不再天然作为个体生命伦理与生活意义的存放之处，“圣凡一体”价值与生活体系的内核崩解，个体化成为趋势，个体在现时代追求独立于家庭的自我性。
第二，父系主轴的价值体系合法性也在崩解，女性在进入现代市场体系、接受现代性观念濡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父系主轴的家庭结构与价值体系的合法性产生了深刻的质疑，对家庭资源的均等分配有了更强的诉求。
第三，“生生”伦理与家庭发展目标都受到年轻世代的质疑，自我的发展或享受成为新的价值基础与生活意义之归。
二、华北女性“自我”生成的多重境遇
在华北地区传统与现代变革的张力之间，青年女性更容易与现代性观念形成亲和，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结构、资源分配制度与价值伦理体系中，女性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父系主轴的家庭结构中处于依附性地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性观念的涌入，为女性的解放提供了通道。
计划生育强力但不均衡的实施、社会流动扩展与社会分化的加剧，则使得女性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感与竞争压力。这些都使得华北青年女性在个体化发展过程中，要承受着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与拉扯，特别是对于华北多子女家庭青年女性而言，他们在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进入现代市场竞争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传统伦理与现代性观念之间的张力、家庭资源禀赋、父代伦理权威的差异影响着不同人的情感体验与自我生成路径。
四位出身于多子女家庭的华北女性的生命境遇为我们展现了她们在自我生成过程中的多重境遇。
小婷出身于华北农村，父母都是农民，90年代随同村人前往苏南务工，在生了儿子后，母亲返乡带两个小孩，在此之前，小婷一直由爷爷奶奶抚育到上小学六年级，不过妈妈回来后，小婷上初中又开始在学校寄宿。其实小婷并不是只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
但是由于当时计划生育很严格，加上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小婷的妹妹在生下来不久就被送人。小婷的父母有时候会通过这件事来显示家庭曾经的艰难。
不过，目前，一直在苏南打工的父亲勤劳苦做、省吃俭用，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妈妈陪读上初中的弟弟，家庭经济条件变得更好了一些。小婷也顺利考上本科，毕业参加工作，父母在电话中常常让本科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小婷不要太辛苦，注意身体健康；但又时常说自己挣钱不容易，让小婷要帮衬家里，虽然已经给弟弟买了房，但现在读书、以后结婚都要一大笔钱，这些都需要小婷来帮忙。爸爸有时候还会在电话中让小婷不要着急谈恋爱、结婚，先工作攒些钱帮衬一下家里。
起初，因为父母的偏心和自己背负的压力，小婷只是感到痛苦，但是，在工作过程中，小婷发现身边的独生女同事都不用为生计发愁，父母对她们十分关爱，很多同事的父母都为她们在公司附近买了房子，似乎她们每天都获得很轻松快乐。
在社交媒体上，小婷逐渐接触到了一些女性主义社群与女性主义理论，很快，小婷的痛苦就转变为怨恨，对父母和弟弟的怨恨感不断加深，怨恨他们将自己带来这个令她感到痛苦的世界、怨恨他们的不公，怨恨家庭的贫穷——在小婷看来，其家庭如此贫穷，核心原因在于父母非要生男孩，导致家庭错过了发展的机会。
当父母在电话中再次重复之前的要求时，小婷和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控诉他们对自己的压榨与不公。小婷的父母同样感到很伤心，觉得小婷“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
小欣的家庭出身与经济条件与小婷类似，同样有一个弟弟，不过，在小欣看来，父母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重男轻女，甚至有点重女轻男，对自己更加包容、给了更多的关爱。在教育方面也全力培养自己，虽然最后自己只考上了大专，但小欣认为这是由于自己高中太爱玩了。
小欣不理解现在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中大家的戾气都那么重，好像家庭中姐弟组合成了十恶不赦的事情，似乎只要女生有弟弟，特别是农村家庭姐弟组合，一定就是重男轻女，好像成了原罪一样。小欣的父母也在县城买了套房，有时候父母也会半开玩笑地说：“这套房子以后是你弟弟的婚房，你就不要想了”。小欣听到这样的话会反唇相讥：“那你们以后就不要指望我养老咯”。
不过，小欣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弟弟争这套房子，自己也从未想过大专毕业后回到县城工作，她还是想到大城市打拼。以后父母的养老责任肯定是弟弟要承担的更多一点。
与小婷、小欣不一样，小悦已是“城二代”，父母这一代已从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县城体制内单位工作。90年代计划生育严格，为生二孩，小婷爸妈从单位辞职，下海经商，现在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父母对小悦及弟弟的教育较为严格，小悦也不负期望，高考取得了优异成绩。
当时小悦很想去省外985高校就读，但是父母坚持要求她在省内读书，并为她挑选了一个专业，在考研期间，父母又坚持让她在本校读研，这一次小悦没有听从父母的要求，坚持报了省外高校，由此和父母爆发了激烈冲突。目前，小悦即将毕业，小悦父母坚持要求她回家乡工作，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家庭冲突。
在小悦看来，父母从来就没对弟弟有过这样的要求，弟弟在外省读本科，现在又确定出国留学，在省会城市，父母给弟弟还买了一套房子。小悦一方面觉得父母很偏心，想把自己绑缚住。但有时候又会觉得父母只是担心自己作为女生在外面太辛苦，想让自己回到家乡工作以得到家庭的支持与照应。
小爽的家庭情况与成长路径与小悦一直都很相似，父母为了生育二孩，从单位辞职。一直到读研阶段才出现了分化，确定要读研时，小爽坚决不听从父母要求其在本校读研的要求，申请到了美国一所高校，父母最终妥协，同意其留学，并出售了家中一套房以支持小爽留学。
但在电话联系过程中，父母常常因此事抱怨小爽，并时常告诫小爽研究生毕业后必须回国找工作。但对其弟弟，父母却为他在省会城市购买了两套房子，很少对他的行动做出限制。小爽一度和父母断联，将父母电话与微信都拉黑，不过，小爽的父母仍然会每个月固定给小爽银行卡打钱，小爽也并没有拒绝父母的经济支持。
现在，小爽一个月和父母只短暂联系一两次。在到了美国一年之后，小爽谈了恋爱，准备之后在美国定居，小爽并未将自己的恋爱情况和未来打算告诉父母。在小爽看来，和父母怎样沟通都是无效的，自己活得开心自在就行。
与小婷相似，小爽在求学过程中，对父母也产生了浓厚的怨恨感，认为父母对自己的控制本质上是因为他们的父权思维。不过，小爽的怨恨感很快转化成自我解放后的自在感，在转变心态后，小爽在接受父母的经济支持时不再有负罪感，小爽对自己与父母的断联也没有任何的负罪感，即使父母、亲友都来指责她。
在经济较为困窘的时候，小爽也会和父母说几句好话，以让他们给自己多打些钱。在一次沟通中，小爽明确和父母说，若想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做到家庭资产在子女之间的平等分配。不过小爽从来没有想过父母能做到这一点，她只是以此来让父母不再要求自己回国工作、在他们安排下结婚生育。
相比于小爽自我解放后的自在感，小悦则时常处于拉扯当中，特别是在实习过程中，小悦感受到了很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与不适感，这也让她萌生返回家乡工作的想法，以她的学历，在父母的安排下，回家乡找一个工资较高、相对轻松的工作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但是，一想到回家乡工作必然要被父母安排相亲、婚恋，小悦又感到十分纠结。毕竟，表姐的现实例子摆在那里，表姐毕业后回家乡工作，通过相亲嫁给了一个家庭经济非常好的本地人，婚后不久发现这位表姐夫出轨，现在想离婚，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拼命想把这件事平息下来。
有时候，小悦想要逃离，但是，父母又时常和她说女孩子一个人在外很不容易，回家父母可以在经济上支持她，也可以在生活上照顾她。最近，在实习之后，小悦还萌生读博的想法，觉得自己对学术研究更加感兴趣，但是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目前，小悦仍在纠结于拉扯当中。
小婷、小欣、小悦、小爽的成长经历展现了在个体化发展过程华北青年女性的多重境遇：一方面，华北女性在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进入现代市场体系过程中，受到了现代性观念的深刻影响，更加重视个体权利与自我的独立性。但是，在个体化过程中，家庭关系、家庭资源与伦理观念又对她们产生了极强的影响，从而使得这些华北青年女性的“自我”形塑与情感体验呈现了多重的面向。
对于小婷而言，其家庭资源有限，且向其弟弟倾斜输送，甚至父母还想要从小婷这里汲取资源以支持其弟弟，这导致自我意识觉醒、更加重视个体权利的小婷产生了对于原生家庭的怨恨感。对于小悦而言，家庭资源与传统伦理绑定在一起，给她造成了较强的拉扯感。而小爽则在索求家庭资源分配权的同时拒绝传统伦理对自己的绑缚。
与前三位而言，小欣则似乎仍处于“前现代状态”——从家庭中获得情感支持，相比于弟弟获得较少的资源支持同时也承担较小的家庭责任，对于华北地区的文化伦理具有一定的认同感。
三、华北女性自我解放的困境与方向
在现实世界中，从比例上来讲，像小婷、小爽这样对原生家庭产生浓厚怨恨感，逐步走向自我解放道路的华北女性仍是少数。但是，在互联网这一“情感机器”中，他们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却引发广泛的共鸣，汇聚成一股重要的力量，激发更多有相似经历、相同处境的女性重新思考自己的家庭关系、困境的成因，与个体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平等观念的传播同频共振，汇聚成一股不可小觑的现代性力量，冲击着传统的家庭结构与价值观念，冲击着父权体系。
而像小欣这样没有“反思性”的青年女性则被置于这股浪潮的对立面，被视为父权体系的受害者与不自觉的维护者。小悦则是有待“解放”的人，在走向独立自我的过程中，受到原生家庭及亲属网络关系、资源以及伦理观念的绑缚。
现实与互联网话语呈现出的状况往往相反，在现时代，小欣这样的女性仍然占据大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她们随着整个社会性别平等事业的缓慢推进一同发生性别观念与社会地位的转变，这是一个渐进的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心灵秩序、社会关系相对稳定，不至于遭受深刻的冲击。
对于这群占主体的女性而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步推动性别平等至关重要，而这一进程需要国家、社会与个体协同推进，首先要保障女性的就业平等权，同时要推动性别观念的现代化与平等化发展。
小悦这样的女性也是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必然涌现出的一批人，这些女性所处的家庭在经济层面跨入中产行列，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源，但在伦理观念上却相对保守，这使得世代之间观念差异逐渐增大，特别是在中国“压缩的现代性”进程中，青年女性与父代之间更容易产生较大的观念差异。
当这一阶层年轻世代为人父母后，他们是成为性别平等进程中的积极力量还是保守力量，仍未可知。
总体上来看，这一群体必然是存在内部分化的，其中一些人获得了既得利益，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捍卫既得利益以及与之相适配的伦理观念，一部分人则在资源与伦理的拉扯中摇摆不定，少部分人像小爽这样实现彻底的自我解放的女性，目前这部分人在现实中占比极少，但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这部分人能够将个人经历与抽象的性别理论对接起来，她们在社交媒介上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通过情感传递与理论分享吸引了一批具有相似经历与情感体验的女性。
笔者在本文最关注的是小婷这一类华北女性的性别困境。对于小婷的家庭而言，其父母仍抱持着浓厚的新家庭主义伦理观念，这一伦理价值有三个核心面向：家庭发展目标的双重性，即城镇化目标与子女教育成就目标；父系主轴，仍然以父子一体、生生不息为生命伦理意义基础；通过代际合力与代内协作实现家庭的整体性发展。
不可否认，新家庭主义伦理观念有着父系主轴这一核心面向，特别是在多子女家庭中，这一面向更为凸出。但与此同时，这一伦理观念还有着其他的核心面向。很难说小婷的父母对小婷没有爱，也很难说他们是单纯的压迫者。
小婷父母同样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受害者，在现代化压力之下，他们受到观念的压迫更为沉重。如何实现两代人的共同解放，减轻华北家庭的生存与压力，创造一个更加平等、适于生存的社会环境是华北这样的半市场中心区域面临的时代难题。
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之下，当对原生家庭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怨恨感占据小婷这样的华北女性时，个体极其容易将自身的痛苦体验与宏大理论直接对接起来，将所有的现象都简单归因于性别不平等、父权压迫等问题，而忽视了阶层不平等、世代差异、家庭面临的现代化压力等因素。
进而产生两种影响，一方面，个体的发展与阶层向上流动也很容易被父权压迫话语与受害者话语消解掉。受现代性观念影响最深、在现代化过程中追求个体解放、自我独立的华北青年女性反而容易陷入敏感、孤立、自我破碎、现实社会关系断裂的诸多困境之中，陷入受害者话语当中，在社交媒介上反复讲述自己的创伤、宣泄自己的不满，以获得承认、共情与疗愈，在“讲述”中将个人困境转变为公共话题、转变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然而，互联网作为“情感机器”往往创造的是一种“孤岛狂欢”的局面，导致个体更加封闭、敏感与脆弱。
另一方面，在这一个体式的解放路径之下，对自我的追求同时意味着最亲密的家庭关系的断裂，自我独立与家庭关系因抽象的“父权压迫”理论被置于不可弥合的对立面。个体与家庭、性别之间的对立不断加剧，怨恨感持久的占据着希望获得自我解放的青年女性，很难说长时段抱持着怨恨感的青年女性真正地获得了自我的解放，相反，关系的断裂与不稳定性很容易导致自我的破碎与不稳定感，这使得个体很难建立较为稳定、持久的关系。
当小婷这样的Z世代与前几代人成为“两代人”之后，如何处理世代之间的隔膜与观念冲突，如何弥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如何在自我发展与社会联结之间建立正向勾连，如何以个体入亲亲，处理自我与家庭之间的张力，推动性别平等的发展，促进两代人的共同解放，同时实现个体发展与向上流动，这是时代的重要议题。
位处半市场中心地带的华北地区走在社会变迁的风口之处，越来越多的华北青年女性走到了风口的最前端，她们的情感体验、自我追寻，某种程度上是这个时代观念变迁、社会转型困境的一个风向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编辑：爱唱歌的懒羊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