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吴赟，编辑：丝瓜笑皓，原文标题：《吴赟丨资本下乡，真的好吗？》，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村庄的残余正在一点点地被工业化吞噬，平房与独栋自建房的崛起，硬化的村村通、户户通公路交织，土地里时不时传来的呼呼农机声，以及农民工人的新型身份和各种代办的出现，无一不在宣告着村庄的非同往日。当然，这种变化不仅肉眼可见，那些隐藏在深处的农民思想也在一点点地发生着转变。这是花村的变化，也不仅仅是花村的变化，更是中国千万农村的变化。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以农业大国自居的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下逐渐实现了城镇人口超过农业人口的转变，在城镇化奋进的道路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基于农村发展的现实，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资源向农村的倾斜试图打破现行农村发展的层层壁垒，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又引发了种种问题，如同文字下乡、水利下乡一样，资本下乡如同一股活水源头，为死气沉沉的农村市场注入了活力。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资本下乡在曲折发展，那些一心为民，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的举措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花村就是这样，在政府的倡导下，跟着市场一窝蜂的种植西瓜、棉花、紫薯、花生等农产品，但市场的阴晴不定和过于饱和，让那些果农经历了风雨摇曳，产业发展的更替本是带动人民共同富裕，但却事与愿违，农民们被市场的波动扰得精疲力竭，甚至怨声载道。
闭塞的交通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形成了熟人社会，也让农民们圉于一地，在自家零散的土地上耕作生活，然而人多地少的现实矛盾以及有限土地上的实际产出限制了农民的生产，剩余的劳动力通过为农业大户打零工的方式弥补有限土地的供给能力，这种半工半农的方式是早期农民工人的雏形。
但人口流动政策的放开，给那些艰苦奋斗却难以维持生计的底层带来了新的希望，毕竟，如果不是苦于生计，没有几个人愿意离开乡土，去陌生的他乡寻找出路。向飚笔下的第一批浙江村人如此，花村里的第一批外出者亦是如此。尝到甜头的他们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工业化进程，这就引发了原有唯一资产——土地的处理问题，要么留给熟人耕作，要么直接闲置使其成为撂荒地。
虽然看似是一种对于土地的遗弃，但其实更是一种有地可退的安全心理作祟，在他们看来，即使外出失败，但仍可退回家乡，重拾土地，但真到那时，我们还有地可退吗？
向前翻动的时间长河回答了这个疑问，现实告诉我们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远远不能满足生活需求，如何实现种地带来更多收入，实践指出“一是靠种得多；二是要种得巧”。（林辉煌，2023：76）
人多地少的现实矛盾如何实现种得多？其中一个方法是套种，在花镇，果农们就在实践中摸索出了新的种地方法，探索出了新的种植结构，即棉花跟着西瓜套种，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了土地的双份效益。另一种有效的方式是靠租田来实现规模化经营，通过租田实现零散土地的流转，将碎片化的土地转化为成片成块的大土地，从而化零为整。
然而，这种方式必然需要一定的资金加持，因此，这就为资本下乡提供了契机。加上外出工作带来的土地闲置也为资本下乡提供了机会。所以，当资本下乡时，对于那些外出的农户来说，无疑是愿意将土地出租出去的，毕竟这是获取额外收益的好机会；对于那些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对土地的承包实现了土地的“活化”，能够推动规模化经营，但为了方便耕作，不免会弱化以往的土地分界。一旦这些带来资本的人离开后，又该如何处理分界问题？
其次是种得巧，种得巧就是田里不让长草，水肥管得好，减少农资投入，以精耕细作实现边际效益的最大化。在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机器化有效地解决了劳动力的效率问题，在花村，对于西瓜、玉米、紫薯和花生的大片种植推动了农机合作社的成立，让村庄的机师们联盟，既带来了更加方便快捷和成本更低的农业生产服务，让农民们开始种上了“懒庄稼”，也为机师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角色身份，这种新型农民的出现，是现代化的产物。
花村的果农们在土地上逐步获得了更大的收益，但是，当作物跟着市场走的时候，农民们也是经历了种种波折，无论是西瓜的种植，还是棉花、花生、紫薯等作物的种植，还是农作物代办的产生，都为农民们带来了新的收益来源。如何实现农业产业化，实现更高的收益？乡村旅游随之而来，政府试图通过农家乐的形式使花村建立自己的产业，但结果却是农家乐并不乐。
当作物跟着市场走的时候，当把土地出租出去后，当人口外流之后，我们真的还有地可退吗？虽然农村已经从熟人社会向无主体熟人社会转变，但农民依然是理解中国的重要视角，农村依然是中国发展的短板，也是中国发展的蓄水池。
阅读书目：林辉煌《花村肖像——转型中国的农民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吴赟（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中心研究生），编辑：丝瓜笑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