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帝国数据库统计,到2022年8月为止,日本百年企业数已达40409家,首超4万。到2023年8月,又有2557家企业进入百年。日本百年企业数达到了42966家。这个数字,堪称世界第一。


众所周知,日本的企业大都以家族形态从事经营活动的。如佳能的御手洗家、松下的松下家、三得利的鸟井/佐治家、龟甲万的茂木家、龙角散的藤井家等,它们都是牵引日本经济的超优良企业,当然也都是家族企业。


在最新数据的42966家百年企业中,家族经营占了77.3%。按照百年企业研究家后藤俊夫的统计,即便在日本3000多家上场企业中,家族经营也占53%的鳌头,非家族企业占37%,单独经营占10%。这就引出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难道日本就没有遭遇到“一代创,二代守,三代毁”的所谓“富不过三代”的世界性难题吗?其实,日本也有所遭遇。只是遭遇的程度以及遭遇后日本式处理与我们有所不同而已。


大家都知道,丰田汽车是丰田家的,但就在今年4月1日,丰田章男让出社长宝座给了佐藤恒治,这是时隔13年,丰田家再次启用外姓氏的人担任社长。这令人想起丰田汽车的奥田硕、张富士夫和渡边捷昭这三位过渡时期的“摄政王”。显然,是这些过渡时期的“摄政王”,挽救了多次遇险的丰田企业。


卡西欧计算机也在今年4月也更迭了社长,原先的樫尾和宏让位给了增田裕一。这是“樫尾4兄弟”创业家以外的第一位外姓氏社长。


此外,东武铁道也是时隔24年换了社长,创业家出身的根津嘉澄,将社长宝座让给了都筑丰。


不过,退位的丰田、樫尾和根津,都还作为代表取缔役会长参与今后的经营。显然,这些大企业也非常警惕家族企业的“原罪”问题。他们采用“摄政王”的做法,恰恰就是不想让企业在三代就死去。这样看,日本企业也同样难逃富不过三代的厄运。


日本经营学研究家武井一喜,早在2010年就著有《家族企业为何三代而溃?》。作者本人是床上用品制造业的家族企业第四代接班人,但他接班不到一年,公司就倒闭了。用自己公司溃败的经验教训来总结这个问题,使得这本书更具有说服力。作者在书中如是说:其实日本也有很多企业在第二代或第三代就倒闭的案例。人们对第三代的刻板印象是,他们作为有钱人的儿子,从小娇生惯养、自私自利;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继续啃父母的老本,对政治、娱乐、投资和新兴业务的兴趣超过了对家族企业的兴趣,最终拖垮了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为何三代而溃?》,武井一喜著,2010年


作者在书中提出两条警示。一条是“只有12%的企业能延续到第三代”。一条是“家族企业有成为大家庭的文化倾向”。在论述究竟是什么促使家族企业走向破产这个问题时,作者罗列了不健全的家族企业11个特征:


1、交往能力低下,不会消解各自摩擦。


2、家族间的信赖度低下。


3、家族的目标、价值观不明确。


4、家族成员的作用和责任不明确。


5、经营的方向性不明确。


6、没有足够的经营管理经验,导致家族全体上阵。


7、不考虑事业的继承。


8、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间的协力关系很弱。


9、无法建立有效的董事会。


10、没有建言或能提供帮助的人。


11、工作与家族的界限不清。


武井在书中指出,家族企业更为致命的一个问题是公司“私物化”。所谓私物化也就是有很多企业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二为一,因此容易出现 “一人管理 ”“一人经营”的弊端。不听取他人意见,独断专行,与继任者和非家族成员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这也就是每 100 家公司中只有少数几家能传到第四代的一个原因。


确实,在日本的家文化中,父子不和、兄弟不和的事例很多。如历史上有名的兄弟骨肉相争就有中大兄皇子和大海人皇子、源赖朝与源义经、织田信长与织田信行、德川家光与德川忠长等。日本有一句话叫“兄弟是路人的开始”。这句话表明,即便是亲兄弟,也会随着成长和独立而逐渐疏远,失去彼此的关系。这种不以先天的生物学的人伦为重,而以后天的伦理人情为重的父子和兄弟关系,是其失和的根本原因。


在家族企业中,近年来较为典型的就是日本大塚家具创始人大塚胜久(父亲)与久美子(女儿)的激烈争斗,使得公司在2022年2月被山田电机并购,虽然避免了公司倒闭的难堪,但作为法人的大塚家具也就从此消失。大塚家具以其高端产品系列而闻名,但其创业者父亲和一桥大学毕业的女儿,在公司经营权问题上发生争执,引发了一场“家族恩怨”。当时只顾看热闹吃瓜的日本人,殊不知这一场“家族恩怨”,着实动摇了日本数千年家族创业的根基,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家族企业还有存续的必要吗?


当然,触发对这一问题的巨大冲击还有最近的杰尼斯事务所的性丑闻。这家日本美少年的梦工厂——杰尼斯事务所创业于1962年。作为典型的家族企业,初任社长是约翰尼·喜多川,他的妹妹玛丽和侄女藤岛茱莉景子任副社长。每年的营业额大体维持在1000亿日元以上。在长达50多年的经营生涯里,喜多川为满足个人的性癖,性侵了3位数(有说是4位数)的美少男。


2019年,喜多川突发脑溢血去世,由侄女藤岛接任社长。是为第二代。性侵在BBC的报道下东窗事发,藤岛无法继续在位了,便将社长的宝座让位给“不是长男胜似长男”的东山纪之(56岁),是为第三代。但辞去社长的藤岛还是公司的取缔役,还是和以前一样100%控股。日本人在追问:这个表面的变革起作用吗?新社长东山能做满一年吗?为什么还继续沿用杰尼斯事务所的社名?


现在看来,喜多川长达50多年的性侵,属于典型的家族企业内的犯罪,家族经营的弊端尽显无疑。如喜多川的妹妹玛丽对性侵的不问与隐瞒、董事会功能失调、缺乏内部监察部门、缺乏基本的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内部通报制度不健全、对反性骚扰的培训不足等。总之,由于家族经营的杰尼斯事务所的不作为,招致被害潜在化关系性中的权力构造的畸形。这背后有着日本传统家族式管理的阴影。家族主义经营的基本理念是,经营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是以金钱为中介的契约关系,而是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亲子关系,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如这回接替藤岛社长的东山纪之,就是在杰尼斯事务所全力支持下声名鹊起,成为一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艺能人,他就称呼喜多川为“圣父”。他是否被性侵过,现在是个谜,尽管他本人是否定的。


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其名著《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对日本社会的“家”概念有自己独特的分析。中根说:在日本,经营者与从业员之间是一种“结缘关系”,相当于夫妻关系。因此,员工也是家庭中的一员,他被纳入家庭,不是因为他的工作,而是作为附属品中的一个人。事实上,它延伸到了私人生活中,规范了员工的思想、思维和行为方式,与家庭成员在“家”中的方式是一致的。


这样看,喜多川能性侵那么多的美少年而不被周围的人视为问题,也在于这些美少年是“附属品中的一个人”而不是现实成员中的一个人。喜多川的侄女藤岛在记者说明会上说,“这些问题是我叔叔造成的,作为他的侄女,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其实,平时只会抓权与钱的她,是浅薄的。她说她承担责任,她能承担什么责任呢?若能承担责任,那么这个责任机制为什么不在事前发生作用呢?说她浅薄,是因为她不知道她叔叔其实也是日本阴湿的家企文化的祭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百年企业,其实不仅是一种显现出的恒久的时间尺度,更是一种国家治理秩序的文明尺度。因此,长寿企业首先应该是人类精神的财富与标杆。像杰尼斯事务所那样侵犯人权的家族企业,即便能在时间的长度上安然过百,那么它的这个百年,能成为人类精神的财富和标杆吗?显然不能。所以,我们要对百年的家族企业再定义再立标准,时间的尺度不应该是家族企业的全部。


在这点上,聪明的迅销社长柳井正已经有所意识。所以在接班人问题上,74岁的他并不想启用他的两个儿子,尽管他们很优秀,而且都在公司里担任董事。这回迅销的子公司优衣库换社长,被换上的是2002年入职的塚越大介。虽然优衣库社长的更换并非着眼于柳井正的权限移交和禅让,但有观点认为,塚越大介是强有力的接班人候补。后柳井时代(第二代)是否启用外姓氏人,非常值得关注。


300多年前,井原西鹤写《日本永代藏》,已经观念地植入了赚钱要永代,家业要永代这个日本式的致富之道。你看他笔底下的文字:“一个普通的町人,是以他拥有的金银数量而闻名于世的。不管你来自哪个家族或血统,金银就是町人的家谱。即便你是藤原镰足的后裔,如果穷困潦倒,你也比猴子强不了多少。总之,作为一个町人,最重要的是希望获得巨大的幸福并成为亿万长者。”“商家之事须是算盘打得细,天秤称得准,流水账记得勤”。


显然,《日本永代藏》的字字句句已经深入日本人的骨髓。日本百年企业多,家族企业多,就是这个“永代”的DNA。多少年后的2003年,日本官员兼学者船桥晴雄写下《新日本永代藏——企业永续的法则》,(日经BP社)一书。他援引14代酒井田柿右卫门的话说,“因为含有杂质,所以味道更深”。这位酒井田柿右卫门曾经成功地将柿子的鲜艳色烘制到白瓷上。不过,《日本永代藏》也好,《新日本永代藏》也好,都是偏执地引领人的思路朝“永”字路上靠近,而不问靠近的过程或许就是残酷的过程、作假的过程、争斗的过程,甚至是犯罪的过程。


在传统的经营学理论中,家族经营被视为古旧的治理体制。不过,最新的研究也对家族企业做出了积极评价。美国学者说,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等领先的企业中,家族企业的表现优于非家族企业。许多研究人员也发现,家族企业在股本回报率和利润增长等项目上具有优势。欧洲也有类似的发现。放至日本,有数据显示,社长的任期,一般企业平均为4.93年,但家族企业则是10.50年。经营者的年龄,一般企业是58.92岁,家族企业则是52.77岁。如丰田章男是在53岁(2009年)当社长,干了13年。此外,家族企业更显日积累月。如作为企业接班的候选人,一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要进入董事会,一直到担任社长为止的这段时间内,积累经验。这个经验积累的时间,一般企业是3.98年,家族企业是11.02年。


不过,让我们警觉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为何连续的下降?其原因何在?答案当然是复数的。但笔者的一个视点是,占比99.7%的中小微企业和占比77%以上的家族企业,或许是其根本性的原因。日本的家族企业对“造物(ものつくり)”的信念过于强烈,无法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经济的非物质化”占比加重,而对这些非物质的投资,主要是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等信息资产的投资,它们是数字化的基础。


在当今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根本无法翻天覆地。翻天覆地的往往是IT企业群。如美国的“GAFA”就是典型——谷歌/ Google、亚马逊/ Amazon、脸书/ Facebook、苹果/ Apple。这正如美国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所说,20世纪企业最有价值的是“生产设备”。但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1世纪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知识劳动者”以及他们的“生产性”。德鲁克甚至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阶层必须随时放弃一切知识,重新开始。


若从这个视角来看,家族企业所谓的富不过三代,是有其内在逻辑和内在之理的,而所谓的长寿企业,倒反是人的意志强力介入的一个结果。看上去家族企业过三代了,统计数字也亮眼了,但它们是牺牲社会活力、科技创新和基本人权为其代价的。对此,重估家族企业,重估长寿企业,不应将其神话,则是必须要做的课题。富不过三代,或许是个并不坏的自身净化系统。生生不息,其强力绝对抵不上生生灭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姜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