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帝国数据库统计，到2022年8月为止，日本百年企业数已达40409家，首超4万。到2023年8月，又有2557家企业进入百年。日本百年企业数达到了42966家。这个数字，堪称世界第一。
众所周知，日本的企业大都以家族形态从事经营活动的。如佳能的御手洗家、松下的松下家、三得利的鸟井/佐治家、龟甲万的茂木家、龙角散的藤井家等，它们都是牵引日本经济的超优良企业，当然也都是家族企业。
在最新数据的42966家百年企业中，家族经营占了77.3%。按照百年企业研究家后藤俊夫的统计，即便在日本3000多家上场企业中，家族经营也占53%的鳌头，非家族企业占37%，单独经营占10%。这就引出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难道日本就没有遭遇到“一代创，二代守，三代毁”的所谓“富不过三代”的世界性难题吗？其实，日本也有所遭遇。只是遭遇的程度以及遭遇后日本式处理与我们有所不同而已。
大家都知道，丰田汽车是丰田家的，但就在今年4月1日，丰田章男让出社长宝座给了佐藤恒治，这是时隔13年，丰田家再次启用外姓氏的人担任社长。这令人想起丰田汽车的奥田硕、张富士夫和渡边捷昭这三位过渡时期的“摄政王”。显然，是这些过渡时期的“摄政王”，挽救了多次遇险的丰田企业。
卡西欧计算机也在今年4月也更迭了社长，原先的樫尾和宏让位给了增田裕一。这是“樫尾4兄弟”创业家以外的第一位外姓氏社长。
此外，东武铁道也是时隔24年换了社长，创业家出身的根津嘉澄，将社长宝座让给了都筑丰。
不过，退位的丰田、樫尾和根津，都还作为代表取缔役会长参与今后的经营。显然，这些大企业也非常警惕家族企业的“原罪”问题。他们采用“摄政王”的做法，恰恰就是不想让企业在三代就死去。这样看，日本企业也同样难逃富不过三代的厄运。
日本经营学研究家武井一喜，早在2010年就著有《家族企业为何三代而溃？》。作者本人是床上用品制造业的家族企业第四代接班人，但他接班不到一年，公司就倒闭了。用自己公司溃败的经验教训来总结这个问题，使得这本书更具有说服力。作者在书中如是说：其实日本也有很多企业在第二代或第三代就倒闭的案例。人们对第三代的刻板印象是，他们作为有钱人的儿子，从小娇生惯养、自私自利；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继续啃父母的老本，对政治、娱乐、投资和新兴业务的兴趣超过了对家族企业的兴趣，最终拖垮了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为何三代而溃？》，武井一喜著，2010年
作者在书中提出两条警示。一条是“只有12%的企业能延续到第三代”。一条是“家族企业有成为大家庭的文化倾向”。在论述究竟是什么促使家族企业走向破产这个问题时，作者罗列了不健全的家族企业11个特征：
1、交往能力低下，不会消解各自摩擦。
2、家族间的信赖度低下。
3、家族的目标、价值观不明确。
4、家族成员的作用和责任不明确。
5、经营的方向性不明确。
6、没有足够的经营管理经验，导致家族全体上阵。
7、不考虑事业的继承。
8、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间的协力关系很弱。
9、无法建立有效的董事会。
10、没有建言或能提供帮助的人。
11、工作与家族的界限不清。
武井在书中指出，家族企业更为致命的一个问题是公司“私物化”。所谓私物化也就是有很多企业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二为一，因此容易出现 “一人管理 ”“一人经营”的弊端。不听取他人意见，独断专行，与继任者和非家族成员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这也就是每 100 家公司中只有少数几家能传到第四代的一个原因。
确实，在日本的家文化中，父子不和、兄弟不和的事例很多。如历史上有名的兄弟骨肉相争就有中大兄皇子和大海人皇子、源赖朝与源义经、织田信长与织田信行、德川家光与德川忠长等。日本有一句话叫“兄弟是路人的开始”。这句话表明，即便是亲兄弟，也会随着成长和独立而逐渐疏远，失去彼此的关系。这种不以先天的生物学的人伦为重，而以后天的伦理人情为重的父子和兄弟关系，是其失和的根本原因。
在家族企业中，近年来较为典型的就是日本大塚家具创始人大塚胜久（父亲）与久美子（女儿）的激烈争斗，使得公司在2022年2月被山田电机并购，虽然避免了公司倒闭的难堪，但作为法人的大塚家具也就从此消失。大塚家具以其高端产品系列而闻名，但其创业者父亲和一桥大学毕业的女儿，在公司经营权问题上发生争执，引发了一场“家族恩怨”。当时只顾看热闹吃瓜的日本人，殊不知这一场“家族恩怨”，着实动摇了日本数千年家族创业的根基，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家族企业还有存续的必要吗？
当然，触发对这一问题的巨大冲击还有最近的杰尼斯事务所的性丑闻。这家日本美少年的梦工厂——杰尼斯事务所创业于1962年。作为典型的家族企业，初任社长是约翰尼·喜多川，他的妹妹玛丽和侄女藤岛茱莉景子任副社长。每年的营业额大体维持在1000亿日元以上。在长达50多年的经营生涯里，喜多川为满足个人的性癖，性侵了3位数（有说是4位数）的美少男。
2019年，喜多川突发脑溢血去世，由侄女藤岛接任社长。是为第二代。性侵在BBC的报道下东窗事发，藤岛无法继续在位了，便将社长的宝座让位给“不是长男胜似长男”的东山纪之（56岁），是为第三代。但辞去社长的藤岛还是公司的取缔役，还是和以前一样100%控股。日本人在追问：这个表面的变革起作用吗？新社长东山能做满一年吗？为什么还继续沿用杰尼斯事务所的社名？
现在看来，喜多川长达50多年的性侵，属于典型的家族企业内的犯罪，家族经营的弊端尽显无疑。如喜多川的妹妹玛丽对性侵的不问与隐瞒、董事会功能失调、缺乏内部监察部门、缺乏基本的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内部通报制度不健全、对反性骚扰的培训不足等。总之，由于家族经营的杰尼斯事务所的不作为，招致被害潜在化关系性中的权力构造的畸形。这背后有着日本传统家族式管理的阴影。家族主义经营的基本理念是，经营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是以金钱为中介的契约关系，而是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亲子关系，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如这回接替藤岛社长的东山纪之，就是在杰尼斯事务所全力支持下声名鹊起，成为一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艺能人，他就称呼喜多川为“圣父”。他是否被性侵过，现在是个谜，尽管他本人是否定的。
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其名著《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对日本社会的“家”概念有自己独特的分析。中根说：在日本，经营者与从业员之间是一种“结缘关系”，相当于夫妻关系。因此，员工也是家庭中的一员，他被纳入家庭，不是因为他的工作，而是作为附属品中的一个人。事实上，它延伸到了私人生活中，规范了员工的思想、思维和行为方式，与家庭成员在“家”中的方式是一致的。
这样看，喜多川能性侵那么多的美少年而不被周围的人视为问题，也在于这些美少年是“附属品中的一个人”而不是现实成员中的一个人。喜多川的侄女藤岛在记者说明会上说，“这些问题是我叔叔造成的，作为他的侄女，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其实，平时只会抓权与钱的她，是浅薄的。她说她承担责任，她能承担什么责任呢？若能承担责任，那么这个责任机制为什么不在事前发生作用呢？说她浅薄，是因为她不知道她叔叔其实也是日本阴湿的家企文化的祭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百年企业，其实不仅是一种显现出的恒久的时间尺度，更是一种国家治理秩序的文明尺度。因此，长寿企业首先应该是人类精神的财富与标杆。像杰尼斯事务所那样侵犯人权的家族企业，即便能在时间的长度上安然过百，那么它的这个百年，能成为人类精神的财富和标杆吗？显然不能。所以，我们要对百年的家族企业再定义再立标准，时间的尺度不应该是家族企业的全部。
在这点上，聪明的迅销社长柳井正已经有所意识。所以在接班人问题上，74岁的他并不想启用他的两个儿子，尽管他们很优秀，而且都在公司里担任董事。这回迅销的子公司优衣库换社长，被换上的是2002年入职的塚越大介。虽然优衣库社长的更换并非着眼于柳井正的权限移交和禅让，但有观点认为，塚越大介是强有力的接班人候补。后柳井时代（第二代）是否启用外姓氏人，非常值得关注。
300多年前，井原西鹤写《日本永代藏》，已经观念地植入了赚钱要永代，家业要永代这个日本式的致富之道。你看他笔底下的文字：“一个普通的町人，是以他拥有的金银数量而闻名于世的。不管你来自哪个家族或血统，金银就是町人的家谱。即便你是藤原镰足的后裔，如果穷困潦倒，你也比猴子强不了多少。总之，作为一个町人，最重要的是希望获得巨大的幸福并成为亿万长者。”“商家之事须是算盘打得细，天秤称得准，流水账记得勤”。
显然，《日本永代藏》的字字句句已经深入日本人的骨髓。日本百年企业多，家族企业多，就是这个“永代”的DNA。多少年后的2003年，日本官员兼学者船桥晴雄写下《新日本永代藏——企业永续的法则》，（日经BP社）一书。他援引14代酒井田柿右卫门的话说，“因为含有杂质，所以味道更深”。这位酒井田柿右卫门曾经成功地将柿子的鲜艳色烘制到白瓷上。不过，《日本永代藏》也好，《新日本永代藏》也好，都是偏执地引领人的思路朝“永”字路上靠近，而不问靠近的过程或许就是残酷的过程、作假的过程、争斗的过程，甚至是犯罪的过程。
在传统的经营学理论中，家族经营被视为古旧的治理体制。不过，最新的研究也对家族企业做出了积极评价。美国学者说，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等领先的企业中，家族企业的表现优于非家族企业。许多研究人员也发现，家族企业在股本回报率和利润增长等项目上具有优势。欧洲也有类似的发现。放至日本，有数据显示，社长的任期，一般企业平均为4.93年，但家族企业则是10.50年。经营者的年龄，一般企业是58.92岁，家族企业则是52.77岁。如丰田章男是在53岁（2009年）当社长，干了13年。此外，家族企业更显日积累月。如作为企业接班的候选人，一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要进入董事会，一直到担任社长为止的这段时间内，积累经验。这个经验积累的时间，一般企业是3.98年，家族企业是11.02年。
不过，让我们警觉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为何连续的下降？其原因何在？答案当然是复数的。但笔者的一个视点是，占比99.7%的中小微企业和占比77%以上的家族企业，或许是其根本性的原因。日本的家族企业对“造物（ものつくり）”的信念过于强烈，无法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经济的非物质化”占比加重，而对这些非物质的投资，主要是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等信息资产的投资，它们是数字化的基础。
在当今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根本无法翻天覆地。翻天覆地的往往是IT企业群。如美国的“GAFA”就是典型——谷歌/ Google、亚马逊/ Amazon、脸书/ Facebook、苹果/ Apple。这正如美国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所说，20世纪企业最有价值的是“生产设备”。但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1世纪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知识劳动者”以及他们的“生产性”。德鲁克甚至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阶层必须随时放弃一切知识，重新开始。
若从这个视角来看，家族企业所谓的富不过三代，是有其内在逻辑和内在之理的，而所谓的长寿企业，倒反是人的意志强力介入的一个结果。看上去家族企业过三代了，统计数字也亮眼了，但它们是牺牲社会活力、科技创新和基本人权为其代价的。对此，重估家族企业，重估长寿企业，不应将其神话，则是必须要做的课题。富不过三代，或许是个并不坏的自身净化系统。生生不息，其强力绝对抵不上生生灭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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