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看来，印度这个国家并不应该存在，自古以来也确实从来都不存在“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所谓“印度”只是一个英国殖民者为了便于管理和掠夺强行糅合起来的地理概念。因此这个国家存在从内部瓦解的可能性——如果按照现有的趋势发展，从长远来看印度具有分裂的必然性。
首先，我一直认为世界上能够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自然形成的，只有单一民族国家或者单一宗教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存在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
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如果要长久地维持统一的状态，一般来讲只有两种办法——第一，联邦制，不同邦国拼在一起凑合过，大家求同存异，遵守共同的联邦宪法，邦国让渡一部分主权给联邦政府，通过相互妥协来维持统一；第二，单一制，但这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构建并维系国族认同——所谓“国族”（State-nation），是把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一体化，国家即民族，民族即国家。单一制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通过国族认同的强力纽带，把各族人民糅合到一起。
联邦制说白了就是古代诸侯国的现代升级版，联邦中央政府好比是“周天子”，下头的诸侯听话的时候天子的权力就大，反之天子被架空也不是不可能，诸侯太强甚至可能造反闹独立，“全国一盘棋”基本上就别想了。
像印度这种亟需改革和发展的国家，联邦制就显得特别拉胯，由于权力分散导致干啥啥不行，阻力重重。因此印度政府就特别想要构建起全印度的国族认同——国族认同越强，中央政府就能够集中更多的权力。
世界上大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里头，成功构建起国族认同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曾经基于共同信仰、文化、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美利坚民族”，但现在这种国族认同似乎已经随着美国内部的撕裂而遇到了危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中华”这一概念虽然可以追溯到古代华夏民族的炎黄起源，但 “中华民族”的提法是在晚清由梁启超发明出来的，目的正是为了将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一体化。
话说晚清时期，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面对列强的威胁，中国一度出现了“亡国亡种”的危机感。当时有部分人将这种情形归咎于清朝的“异族统治”，把一股子窝囊气都撒在满清统治者身上，因而产生了“汉民族主义”，催生出一批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派，力图推翻满清的统治；与此同时，较为保守的维新派则意识到激进的“汉民族主义”很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开始宣扬“中华民族”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论。
这个理论很快得到了中国上下包括革命派在内所有人的共识——毕竟都已经到民族存亡的关头了，再搞这种华夷之争的内讧只会加速亡国，当然应该先把各族团结起来对付西方列强。于是“中华民族”的观念和“五族共和”的政策，成为了我们后来立国理论的基础。
如果从现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衡量，“中华民族”其实并不符合“民族”的定义。作为一种国族认同，“中华民族”事实上是从文化角度来定义的，界定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晚清学者杨度曾说：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打破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藩篱，创造出了一个极富弹性的“文化疆域”。
国族认同的构建不仅需要共同的文化，还需要共同的记忆。产生共同的记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靠许多代人的时间自然产生——时间的本质是遗忘，将把旧的记忆遗忘掉，让新的记忆扎根生长，经过几代人之后，认同就形成了。
我们经常说的“民族融合”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这种融合本质上以记忆和文化的消失为代价。那些历史上曾经入侵中原的外来民族虽然都“融合”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但他们弱势文化和民族记忆除了少部分残留了下来，大部分都消失了。就好像满清尽管统治了中原三百年，最后却连自己的满语都说不利索——也正是因为三百年的时间足以让许多事情被遗忘，才让新的国族认同有机会得以构建。
除了自然的遗忘外，另一种方法是整个国家一起经历一场关乎存亡的巨大危机。一方面，应对危机时，人们会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极为强烈的新的共同记忆，覆写掉原有的记忆；另一方面，当危机降临时，人们发现只有抱团才能生存下去，也会主动地构建起内部的认同。
法国原本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些不同民族形成了共同的国族认同；美利坚民族的共同文化根基虽然是信仰基督教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群体，但其国族认同也是经由独立战争的洗礼后产生的。
因此国族认同这个东西，大抵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俄乌冲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来乌克兰内部反俄亲俄一半一半，战事爆发后乌克兰人民就都自动自觉地转变成了反俄派，形成了强烈的国族认同。大家可以留心观察一下，那些内部特别团结的民族，大都多灾多难——比如被迫害了两千多年的犹太民族，三天两头地震海啸的大和民族，这些民族如果不团结一心的话，可能根本无法生存下来——越被揍越抗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印度没怎么被揍过，除了1962年那次，从来没体会过“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他们当然体会不到，因为自古以来根本就不存在“印度”这个民族，所谓“印度”是由许多个说不同语言的民族组成的——如果连共同的语言都没有，又怎么会有共同的记忆呢？
真正属于印度人的共同记忆非常短暂，基本上始于英殖民后期——比如反抗英国殖民、印巴分治、印巴战争、中印战争等历史。再往前的历史，说白了都是“国别史”，比方说莫卧儿王朝统治的历史，就跟南部的泰米尔人（Tamils）、马拉雅利人（Malayalis，主要定居于喀拉拉邦的民族）关系不大，至于马拉塔帝国、朱罗王朝、毗舍耶那伽罗王朝、帕拉王朝、笈多王朝等也都只涉及次大陆的局部，最接近大一统的孔雀王朝既短暂又遥远，乃是近乎于神话传说般的存在……
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共同记忆中，被英国殖民的记忆，对印度人来说就好像发生在家奴与主子之间，属于家事；印巴分治以及印巴战争的记忆，本质上兄弟阋墙分赃不匀以致反目成仇，还是属于家事，无关存亡；只有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的记忆，才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所有印度人共同应对外敌的经历。
那次战争让印度洞悉了自身的弱点，促进了军事改革，同时也意外地唤醒了印度人的国族意识，让许多印度人头一回产生了家国观念，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摒弃种姓、民族的藩篱团结在了一起，为阵亡将士树立了许多纪念碑。
因此，尽管我们总觉得印巴是一对死敌，但老实说巴基斯坦对印度真的不构成威胁；在印度的历史叙事中，中国才是唯一一个“侵略”过自己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作为印度用来构建国族认同的“假想敌”。
印度政客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这两年构建国族认同和宣传“中国威胁论”都是同步进行的。只要加油添醋渲染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对印度的威胁，就能够迅速团结起印度人民，让他们愿意让渡出更多的权利，几乎屡试不爽……
那么印度的挑衅行为难道不怕激怒中国吗？——既怕，也不怕。
当年印度的“前进政策”虽然失败了，但其“指导思想”从未改变——政治投机主义。拿边界问题乃至中印关系来冒险，一来绝对有利于国族认同构建，二来只要不像尼赫鲁那样玩砸，也有利于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应该说，在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前，印度政府这一手投机牌打得相当不错，吃准了中国不愿在边境惹事的心态，步步紧逼不断试探中国的底线。
印度政府之所以能够进行政治投机，是因为我们在中印边境的部署确实有些进退两难——一方面，我们不能过于激进，让边境冲突影响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于退让，将实控线的领土拱手相让。
除了中印边境问题之外，我们在中印关系的处理上也是同样的逻辑——印度既是地缘政治上的对手，又是经贸领域的伙伴。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印度过于强硬，以免影响中印之间的政治经贸关系，也为了避免印度更进一步倒向美国主导的反华集团；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对印度过于软弱，以免印度蹬鼻子上脸。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我们自己这种暧昧的做法纵容了印度的政治冒险和投机行为——因此才会有很多人认为，与其受印度的气，不如痛痛快快豁出去干他娘的！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假如我们真的逞一时之意气干他娘的，那才是帮了印度的大忙！假如我们在现阶段发动一场规模有限的中印战争，或许能让印度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在边境轻举妄动，然而一来不可能逼迫印度签订“城下之盟”达成我们的战略目的，二来会把印度一举推向不顾后果全面反华的境地，三来加速印度内部国族认同的建立，全面缓和印度内部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使印度人民在生存压力下变得空前团结。
小不忍则乱大谋——除非有把握一举杀死对手，否则就不要轻举妄动；因为杀不死对手的，都会让他变得更强大。
二
我有次跟我的印度朋友聊天，他在中国呆过很多年，对印度的种种弊端看得很清楚。我跟他说，印度五十年代内一定还会分治一次；结果他说，等不到五十年，最多二十年。“系统还原”之所以具有可行性，是因为印度目前的国族构建设想存在着内部不可调和的悖论。
悖论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原教旨化与社会现代化、宗教世俗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和平时期构建国族认同所必需的强力中央集权与联邦自治、宗教自决、民主自由之间的悖论。
每个像我这样热爱印度的人，都会十分着迷于印度内部的文化多样性。我一直都说，在印度旅行跨邦如跨国，印度的多样化程度甚至要超过整个欧盟。事实上，印度内部的多样性至少同时存在于三个维度——一是民族，二是宗教，三是种姓，这种多样性对于国族构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噩梦。
那么印度的国族构建依据从何而来呢？
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常常自认为印度自古以来是一个类似于古代中国的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色、生活方式和道德价值观，能够吸收融合外来民族，分裂伴随着统一……既然中国能够用“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概念来构建国族认同实现大一统，印度凭什么不可以？
他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件事，中国有着长达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历史，尽管之前并没有刻意去构建国族认同，但华夷之辨长期存在，儒家文化一直都具有强烈的家国意识，因此当晚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时，被所有人接受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
然而古代印度就算是在短暂的所谓“统一”时期，其统治也相当松散，加上整个社会被民族、种姓、宗教在多个维度上割裂，老百姓的自我认同局限于自己的种姓宗族，“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家国概念在印度人看来简直就像在说笑话——老子只管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混吃等死，天下兴亡与我何干？
到了英殖民后期，印度人的民族意识才开始觉醒，当时出现了“印度斯坦族”（Hindustani）和“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的概念。“印度斯坦族”是英国殖民者对北印度平原那些文化相近、使用印度斯坦语的族群的统称，会产生这种统称其实是因为对当地族群细分层面上的不了解，就好像英国人把更北边的喜马拉雅山地民族统称为“廓尔喀人”。那些北印度平原当地族群对这个称呼十分不满，无法体现出他们在族群上的各种细分。
这里插个冷知识，北印度恒河平原居民在传统上的自我认同其实跟咱们一样，也叫做“中国人”——Madhyadeśī，音译“摩陀耶提舍”，意译即“中央之国”。这个“中国”大致对应现在印度的中央邦、北方邦、比哈尔邦，古代佛教徒相信，这里是释迦牟尼成道之处，当然就是世界中心，能够生在这里是“大福报”。清代修四库全书的时候，看到古籍中 “中国”的这个提法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冒犯——奶奶的你天竺成了“中国”？我们中国反而成了边地？这成何体统！
至于“印度民族”则是英属印度时期，将印度次大陆原住民区分于殖民者的一个概念，是一种以地理概念进行的命名方式。“印度民族”就跟“印度斯坦族”一样带有殖民时期的烙印，因而遭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抵触，后来他们自己用印度本土语言创造出了“印度教徒民族”（Hindu Rashtra）这个词，与穆斯林族群相对立，按照宗教把印度次大陆的居民划分成了“两个民族”，为后来的印巴分治埋下了伏笔。
仔细梳理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印巴分治所体现的正是国家多样性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尼赫鲁和甘地等人当时既想要一个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的印度，又想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而全印穆斯林联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一开始也并不想要独立建国，而是希望以联邦形式加入印度，他们的条件是要求分享更多的权利，构成一幅“强地方弱中央”的图景。尼赫鲁认为这种分权会影响印度的现代化改革，不肯与穆盟妥协，最后在“分权”与“分裂”之间选择了后者。
当初主导印度独立的那帮国大党大佬们经历过孟加拉分省和印巴分治（参见《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深知利用宗教意识形态搞民族主义乃是饮鸩止渴，会导致不同宗教族群的撕裂，因而竭力避免宗教识别，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进行压制；在联邦体制下，更是需要格外小心地根据实际情况来平衡地方和中央的权力。
然而印人党势力壮大后，为了加强集权所进行的国族认同构建，恰恰是基于“印度教徒民族”的宗教识别，对占总人口80%的印度教徒灌输越来越极端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占印度总人口15%、人数多达2亿的穆斯林，则被排除在外。
有人可能会感到疑惑，印巴分治的时候穆斯林不是都去了巴基斯坦吗？怎么印度还有那么多穆斯林？这是因为穆斯林受其教义鼓励，生育率普遍高于同时期其他族群，以印度为例，大约每十年穆斯林占人口的比例就会增长近一个百分点。当一个国家中的穆斯林人口达到了一定的比例之后，他们必然会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
那么，印人党难道不怕惹毛了穆斯林吗？最近几年的各种事件表明，尽管莫迪政府毫不掩饰对穆斯林的敌意，但他似乎也很有信心用国家暴力机器来镇压穆斯林的反抗……于是乎，印度内部的宗教矛盾暂时被关在了一口高压锅里，这口锅究竟是会慢慢冷下来还是爆炸，咱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我们假定就算今后印度的宗教矛盾能够被压制，可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这样搞下去多半也会出问题——因为印度教的传统秩序，很有可能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下发生崩塌。
如果要简单地解释印度教，可以说印度教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基于印度教世界观的生活方式——比如不抽烟不喝酒不杀生不吃肉，崇拜神崇拜母牛信因果轮回信恒河的净化力……当然并不是说印度教徒必须这样生活，但毫无疑问这样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嘉奖和鼓励。
跟印度教密不可分的是种姓，不深入印度教社会，你不会明白种姓制度跟印度教之间的依存关系有多么深厚。与其说没有印度教就没有种姓，倒不如说没有种姓就没有印度教。种姓是一种极为严密和成熟的制度，建立起了职业分工、社会地位、教育方式、自我认同、家庭婚姻等多方面的秩序和规范，可以说是印度教生活方式的基石。
高种姓和低种姓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是一种谁都离不开谁的共生关系——举例来讲，假如没有了低种姓的服务，印度教徒就找不到替他们收尸火化的人，从而无法进入下一个轮回；大家都轮回不了的话，你说这宗教秩序是不是要崩塌？
因此，虽然印度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但这只是禁止了公开的种姓歧视行为，并不是说种姓就从此不存在了，本质上是在掩耳盗铃。好笑的是，为了保障低种姓群体所谓的“公平”，印度搞起了西方那套保障少数族裔权利的“逆向歧视”，通过弱势族群识别，在各种领域给低种姓保留名额（在国大党执政时期，甚至还有基于宗教识别的逆向歧视，给锡克教、穆斯林保留名额）。
当保护低种姓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之后，很多印度人在申报种姓的时候就会故意往低种姓里头挤，以谋求那些低种姓专属的权益。比方说印度去年刚刚上任了新的女总统德鲁芭蒂·莫尔穆（Draupadi Murmu） ，媒体大肆渲染其“部落民”出身——殊不知在印度，“女性”身份外加“部落民”恰恰是一种政治资本，假如她没有这一身份，恐怕就当不上总统了。
上一任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Ram Nath Kovind）出身“贱民”阶层，也是同样的逻辑。印度的总统是由国会和议员选举出来的，印人党推举这样的人去竞选总统，有利于拉拢他们所代表的阶级。
“政治特权”的存在，正说明了种姓制度依然旺盛的生命力。印度教想要适应现代化社会，如何重新解释种姓体系乃至整个印度教的世界观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总不见得一边发展高科技产业，一边继续鼓吹牛尿治百病、恒河水解百毒吧？在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冲击下，印度教传统的社会阶级、分工都面临着“礼崩乐坏”的更替局面。
随着科学教育的普及，印度社会也会有越来越多质疑宗教的声音——毕竟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的21世纪了，在这样一种传统宗教世界观相继被颠覆的大环境下，却还想利用印度宗教意识形态去构建共识，就好像试图在腐朽的地基上建造高楼大厦——只怕楼造得越高，倒得越快。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最蛋疼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是不合格的神棍——合格的神棍在给别人洗脑宣传“宇宙真理”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自己在扯淡；印人党却真的相信印度教世界观就是“宇宙真理”，并且还学一神教试图用自己“宇宙真理”来干掉其他的“宇宙真理”，统一整个南亚。
好，我们假定就算传统的印度教可以在现代化社会重获新生，印度国内语言的整合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国族构建过程中所从未面临过的巨大挑战。
印度在设计国家制度和宪法的时候，有意识地避免使用“民族”“族群”去区分不同人群，那些“逆向歧视”的政策里的用词都是诸如“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落后阶级”（Other Backward Classes）等。这就好比我们的官方文本中要避免出现“各族人民”“少数民族”“藏族同胞”之类的字样，假装那些少数民族都不存在——这说白了还是在掩耳盗铃，因为没法儿假装那些语言不存在啊！而且越是需要假装问题不存在，说明问题越严重。
关于印度语言众多的问题，我过去在《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印度的改革究竟行不行？》中都详细写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得出的结论认为——目前唯一能够统一印度的语言只可能是英语，而这却又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印人党一直都试图把印地语作为国语，在全印度范围内强制推行印地语教学，我到过的印度最偏远地区的寺庙学校，居然也设有印地语课程；在对印地语的反抗情绪最为强烈的印度南部，在校学生也都必须学习印地语课程，据我观察有相当一部分人学的都是“哑巴印地语”，能读写但不会说。
对语言的整合目前尚未引起太大的反抗，因为印人党采取的是“温水煮青蛙”方式，看样子是打算花一两代人的时间完成印地语的普及，所以暂时不太好评论。我比较担心的是，印度的学生需要同时学三门语言（母语、英语、印地语），尤其南北印度的语言根本不属于同一个语系，难道学业负担不会太大吗？假如印地语真的逆袭取代英语成为全印度的通用语，难道不会降低印度服务外包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吗？现在至少还会咖喱味儿的英语，如果都说印地语要怎么给跨国公司做客服？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由于官方教授的“标准印地语”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被高度梵语化，使得印地语的教学和日常使用存在着割裂——学校里教的那种“标准印地语”，跟咱们的文言文似的，就连一些印地语母语使用者都不懂，文化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
总而言之，普及印地语的难度大致相当于让全欧洲的人都说法语。鉴于文化的整合高度依赖于语言的整合，在语言整合之前，印度的国族认同构建恐怕道阻且长。
既然印度问题那么多，那为啥独立七十多年来还能相安无事呢？印度独立之初，很多学者都预言“印度国家的统一性将不会持久”，之所以能够撑到现在，是因为国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不断妥协、修正和平衡，尝试“多样性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避免了民族和宗教的识别，更没有去强迫那些族群变更自己的语言、宗教、民族认同，地方和中央的这种相互妥协起到了缓和矛盾的作用。
比如1960年代中央政府统一语言的尝试曾引发宪政危机，一度危及印度的统一；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妥协放弃，直到今天印度仍有22种官方语言。
更为激进的印人党执政后，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重新构建国族认同的野心，在接下去很可能会打破这一脆弱的平衡。
毕竟——
在印度这样一个民主联邦制国家里，过于强权的中央政府可能会导致地方上的离心离德；
在印度这样一个传统社会里，技术的发展、民智的开启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宗教秩序和世界观崩塌；
在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环境里，民族和宗教的冲突就像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现在印度的很多内部矛盾之所以能被压制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莫迪的“强人政治”。那么莫迪卸任之后呢？谁能保证下一位继任者也能像莫迪这样呢？
三
印人党这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饮鸩止渴的棋行险着，任由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将印度撕裂。
印度的撕裂至少可以在三个维度上发生——用宗教分化印穆，用集权瓦解联邦，用发展开启民智。多管齐下，包治百病。
用宗教分化印穆、从穆斯林手中夺取更多的权力，这正是印人党这几年干得特别起劲的事儿。中央集权是社会改革的前提条件，莫迪政府现在进行社会改革的阻力重重，正是因为受到印度宪法的制约，集权程度不够高。
可是中央集权这种事情，在印度这种内部矛盾复杂的国家又往往会形成恶性循环——集权程度越高，就会有越多的异见；越多的异见，就会需要越高程度的集权来压制。明知是条不归路，印人党也铁了心要走下去。
他们先是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修正案，从印度唯一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查谟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夺权——我这里说一下，印度原来的宪法第370条修正案，正是我之前说到的中央政府和地方上妥协的产物，鉴于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情况，中央政府原本给邦政府保留了大量自治特权，相当于印度的“一国两制”，废除这个修正案引起的强烈反弹可想而知——更复杂的是，查谟克什米尔还是三国争议领土，莫迪政府无疑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敢下这个狠招，不仅提前派军队进行了包围，还对当地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断网。
然后呢，莫迪政府又通过了《2019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使用歧视性的宗教识别方式排除了邻国穆斯林寻求庇护的权利，同样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大家如果了解印人党及其上级组织RSS的历史的话（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国民志愿服务团。相关内容参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就会发现他们这群人特别有理想有情怀，有着特别崇高的献身精神；出任印度总理的RSS成员，无论是之前的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还是现在的莫迪，都是苦行僧般的禁欲主义者，能够以身作则地践行宗教信条，以种族灭绝南亚穆斯林为己任，志在将南亚还原成为一片纯净的印度教大陆。
印人党如今已经成长为了世界第一大党，我们要相信他们一定有能力也有魄力，制造出更为尖锐的印穆冲突，使印度内部形成一股强大的分离势力。按照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尿性，他们不把穆斯林搞成二等公民恐怕不会罢休。
在印人党的统治下，印度在世俗化方面的倒退其实已经初露端倪——更大范围的禁酒、禁止杀牛——时代越是进步，宗教意识形态越是需要通过变得更加保守来进行抵抗。
同时这几年印度在民主制度上开倒车开得很厉害，中央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为借口变得越来越专断独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遭到各种形式的扼杀；对示威抗议人群进行武装镇压，导致了五十多人死亡；甚至动用起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煽动法案对记者、学生等提出指控……
除此之外，印度学术界的自由也被明显削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RSS学生成员开始在全国各地校园内进行“学术审查”，用暴力威胁高校师生不得讨论印人党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宗教相关的话题。不难想象，在印人党的治下，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私货，被添加到基础教育中。
这种倒退是民粹政治的必然。民主制度和威权领导人相结合大概率会产生民粹政治，而印度的这种民众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的传统社会，一旦形成民粹政治几乎必然会导致世俗化和民主化的倒退——是印人党选择了民粹，也是民粹选择了印人党。
所谓民粹政治，乃是政客投底层民众之所好而产生的一种极端民主形式。印度会出现民粹政治，可能与进入20世纪后印度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有关。过去二十年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增长，被边缘化的群体增多，这些边缘化人群需要在民粹政治中寻找身份认同、分享治理国家的权力。
这些群体不免会将自己在生活上的失意归咎于外部因素，其个人在宗教文化问题上的立场，会激发出他们的“种族敌意”。印度教民族主义此前在印度并没有太大市场，正是随着民粹政治得以兴起。民粹主义一旦形成了宣传态势之后，由于其极强的情绪煽动性，支持者就会不再局限于边缘化人群，可能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民粹的兴起正是人类愚蠢的证明，即便是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也很可能对世界的运转方式以及一些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认知不足，会更偏爱杀伐决断的“政治强人”，用简单粗暴快意恩仇的方式去解决一些事实上非常复杂的问题。
民粹政治通常会引发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执行暴政需要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因此民粹能够给政党带来一些集权的好处；而那些在民粹政治中脱颖而出的“政治强人”，往往会通过塑造民众的“敌人”并对“敌人”展示强硬的态度来维持自己的声望，以获得更多的权力。
在印度的民粹政治中，“穆斯林”和“中国人”都是非常理想的“敌人”形象——“穆斯林”是印度教徒心灵与精神上的敌人，“中国人”则是印度“主权完整”和“经济发展”的敌人。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中，中国不但对“印度的领土”虎视眈眈，还企图通过“经济侵略”掠夺印度的财富。
在去年对VIVO公司的调查中，印度执法局居然宣称VIVO公司可能存在的资金转移行为，“是为了破坏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并威胁国家的完整和主权”（"has been carried out as an attempt to destabilise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country and also to threaten the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of the nation".）——这种完全不着边的上纲上线很明显是为了迎合民粹情绪。
我前面讲过，想要构建国族认同，要么有足够长的时间，要么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外部危机，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强制加速国族认同的构建——正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前苏联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因此，中央集权对印人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一旦能够实现，无论是社会改革还是国族认同构建，都可以加速实现；然而印度的议会民主联邦制这种分权制度却有些先天不足，要进行中央集权首先要进行制度改革……概括起来说就是——没认同集权不了，没集权认同不了；没改革集权不了，没集权改革不了。
假如印人党在国族认同尚未构建好的时候就强行进行改革和集权，反而可能会动摇印度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基石，导致联邦的解体；可假如不进行改革和集权，国族认同构建又可能永远都无法完成。
由此可见，印度在国族构建的道路上充满了悖论。
结语
本文分析的是印人党试图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进行国族构建的悖论，以及印度民主联邦制的天然分裂性，将印度接下去可能犯的战略性错误进行了梳理。
首先，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务实的态度，不去挑衅印度，以免唤醒其国族意识、加速其中央集权、逼迫其社会改革。
其次，我们还要继续保持开放的势头、崛起的速度，进一步拉开中印之间的差距，给印度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们大概率会自乱阵脚。“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特别适合印度，如果印度的执政党不顾客观规律一顿猛火乱炖，只会“欲速则不达”。
“神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印度教民族主义越是疯狂冒进，越是会加速其灭亡。一旦印度在情急之下盲目地进行集权和改革，动摇立国之本，那么反而可能会激化自己的内部矛盾。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告诉大家印度政府一旦着急起来多么会乱来。去年印度政府突击查中资企业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其实他们查的不光是中资，也包括其他外资企业。之所以查中资的雷声特别大，主要是因为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印度的民粹爱看这些新闻；而之所以要查外资企业，是因为印度政府缺钱，要从外资身上搞钱……想在印度这种制度性腐败的国家做生意，完完全全不走偏门是不可能的，否则打一开始生意就做不起来。
执法部门如果要查你的话总有办法找到蛛丝马迹，何况他们还善于栽赃嫁祸。于是印度执法部门就拼命鸡蛋里挑骨头，想办法查封外资企业的资产，来补贴政府财政。这样搞一下，短期内确实能搞到一些钱，但把外资的信心也搞没了，长期伤害特别大，典型的杀鸡取卵——很多事情越想快反而越快不了。
不过尽管印度国族认同构建存在诸多的悖论，依然无法否认印度有着巨大的潜力，是一个不容低估的对手；在那些结构性矛盾爆发之前，印度依然有机会成长为世界强国。
我也不想言之凿凿鼓吹什么“中必赢，印必输”“印度崩溃论”——首先，这是一场长久的耐力比拼，现在可能刚刚过了上半场；其次，目前全球形势依然很不明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遇、变数、挑战和可能性，大家都在一片混沌中探索新的秩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自己稳操胜券……
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现在的赛道充满信心，但必须居安思危，紧跟全球的形势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保持我们的优势。印度和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都不是能够用外力击垮的，假如要出什么问题一定是因为自己犯了某些错误。
大国之间的博弈，归根结底比拼的是自我纠错能力，谁只要不犯错、少犯错、及时纠错，谁就能笑到最后。
生逢乱世，不犯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群狼环伺下，犯错的代价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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