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注意到一个词：“京都離れ”（离开京都）。
它最早被媒体频频引用，是在2019年，彼时疫情还未发生，到访京都的外国观光客数量达到了新高度，因此开始出现这样一种声音：日本人为了避开拥挤，不再将京都作为首选旅游目的地。
近来这个词又开始出现，却是和观光客毫无关系，说的是：京都人开始搬离京都。我一直以为人口减少是仅限于农村和偏僻地区的严峻现象，直到看见了一条新闻：京都市已经连续两年位居日本减少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首。截至2023年4月1日，京都市的最新人口为138万1822人，这个数字与2013年相比，减少近4万人。而2022年的另一个官方数据则显示：京都死亡人数已经是出生人数的大约两倍。
2020年，《康泰纳仕旅行者》（Conde Nast Traveler）杂志发布的世界热门城市排名中，京都首次获得第一名。这令京都作为“国际旅游大都市”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但于此同时，人口持续缓慢下降正在成为让京都市政府头疼的问题，在市议会上，人口减少对策每次都成为重要议题，市长门川大作明确表示过：“人口减少问题，无论在这个国家还是在京都市，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试图去寻找一些“离开京都”的人们的答案，发现最多的一种声音是：“没有地方居住，也没有地方工作。”
如果把这些声音细化一下，它们也许会变成：
“虽然并没有那么繁荣，但土地很贵，房子很小，道路拥堵，夏天太热，对老人的福利太好，不适合养儿育女，人们过于执着，莫名其妙地很有骄傲。”
又或者，
“夏天炎热，冬天又严寒，而且还有观光客造成的交通堵塞和拥挤的巴士。除非特别喜欢神社寺院，或者是因为工作或学校等原因，不然的话可能对居住的魅力并不感兴趣吧。”
还有一位京都人说：
“我出生和成长在京都，所以已经没有去其他地方的意愿了。不过我觉得京都已经成为了旅游城市，不适合居住了。”
而在这所有认为“京都不适合居住”的人群中，最大的比例是所谓的“育儿世代”。在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里，整个京都人口减少最明显的是：25～39岁的育儿父母中，迁出人口远远超过了迁入人口。同时，这一年龄段的孩子，也就是0～4岁之间的孩子，也是迁出大量超过了迁入。许多人会在结婚初期或者孩子出生后，选择搬到附近的滋贺县，或者京都府内的郊区地带，例如城阳市或者宇治市。
甚至还有一些搬得更远的——几个月前，我在远离京都的偏僻小岛上遇到过一对正在养育两个孩子的夫妇，他们便是选择“离开京都”的人群之一，几年前结束了京都的生活搬到了小岛上，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行政支援上，京都市都不是一个适合育儿的地方”。他们出于想让孩子在“自然丰富、社区连接感紧密”地方生活的考虑，最终离开了京都。
所谓的行政支援上的不足，大约是认为京都市住民税高、国民健康保险费用高、儿童医疗费用昂贵，中学食堂没有得到整改……等等。但除此之外，育儿代选择搬离的背后恐怕还存着更为深刻的原因。2015年之后，随着外国观光客的飙升，面向外国人的旅馆和酒店的投资建设激增，这直接导致市内地价上涨，从而住宅成本上升。
《东洋经济》的最近一篇文章分析：在过去十年里，京都市中心的地价已经翻了两倍以上。新建的公寓价格已达到6000万日元至1亿日元之间。而在距离京都站20分钟以内车程的周边地区，同样的家庭公寓价格也许只在3700万日元左右。
尽管在疫情影响下，这些酒店和旅馆的开业速度已经减缓，但仍未停止，据称，京都市政府批准的旅馆和酒店的总设施数量，在上一财年比10年前增加了20%以上，达到了680个设施。这将导致公寓价格的继续攀升，育儿一代仍会更倾向于居住在市外环境更好、公共费用更低的地方。
2019年，京都府曾经提出过一个“日本第一的育儿环境”宣言，号召企业实践参与创建一种有利于育儿的工作环境。但至少对于京都市来说，这个宣言有点儿像个笑话：如今，京都市职员中有超过三成的人正居住在市外。
还有一个意外的事实是：观光客对京都的印象，通常是它被群山环绕，还有鸭川流经，相比东京和大阪属于自然丰裕之地。然而其实这个城市可供孩子玩耍的公园设施非常少：如果按照人均公园面积来看，京都在日本都市中排名倒数第二。
于是，有人说：“‘日本第一的育儿环境’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事实上，隔壁的兵库县明石市的育儿环境更好。而京都市，现在正在努力成为对游客环境最好的地方。”还有人说，“京都市长，不仅要关注旅游业，也要对于养育子女的家庭友好一些！”
现任京都市长门川，已经连任了四届市长之职。每逢选举之时，总能看到一些竞争对手的宣言，大抵是“比起大力发展旅游业，为生活在城市的人服务更为重要。”这位市长近来年备受京都人争议，反对者认为他过分偏重于观光客，而忽略了居住者的生存环境，并把如今四条通中心一带的严重拥堵状况全部归根于他的不明智政策。
四条通中心地带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过度开发的旅游业对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的侵袭。从代表京都的繁华街区河原町，经过四条大桥，一直到著名的旅游景点祇园和东山，这些地方每天都被外国观光客挤得满满当当，一年之中，人行道、商店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都挤满了游客，日常生活和通勤都变得不便。“我理解这一切是建立在旅游基础上的，所以我忍受了，但不可否认有时确实感到疲劳。”这是京都居民的真心话。
除了育儿家庭的流失，年轻人的离开是京都市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
京都是日本公认的“学生之城”，其中，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和立命馆大学等学校都是吸引全国各地学子的名牌大学。今天，在京都市内共有37所大学、研究生院和短期大学，学生总数超过14万人。这也就意味着：京都市居民中，超过1成是学生。这些学生中，每年大约有3万5千人毕业进入社会，而关于这些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很多数据显示：大学毕业后留在京都就职的人不到一成，而六七成则选择了东京和大阪的公司就职。
因为京都的就职机会实在有限。尽管在这个城市，拥有任天堂、日本电产、村田制作所、岛津制作所等著名大企业的总部，但京都的企业特点是偏向于制造业，此外，京都的大学培养出的人才数量也远远超过当地企业能够吸纳的数量。虽然在市长大力扶植观光业的政策下，旅游业产生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基于观光业的行业特性，这些工作通常是季节性的，且待遇并不十分好，也缺乏长期的职业发展前景。这对那些希望寻找稳定工作的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但是，要创造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并吸引外来移住者，在现实中并非那么简单。对京都政府来说，为了遏制人口流失而放弃观光业，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千年古都目前面临的是人口减少和财政困难两大问题的同时袭击。就在它连续两年成为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的同时，市政债务余额也超过了1.5万亿日元。2020年，“京都市的破产危机”这一新闻，在日本全国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京都市破产危机的原因之一被归咎于地铁东西线的建设，由于投入过大，而乘客数量并不理想，导致它自建成至今每年都在亏损中，从而背负着巨大债务。讽刺的是，这一地铁项目原本是基于京都市人口从145万增加到160万的前提下进行规划的。而从那时起京都人口持续在减少，如果不遏制这一趋势，那么收支情况必然会更加失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京都市在今年春季终于进行了一项变革：放宽对建筑物的高度限制。这意味着，过去15年中被认为是“日本最严格”的“新景观政策”，将不再那么严格了。
2007年起，旨在保护具有历史价值的街道，京都市政府制定了这项“新景观政策”，在市区的几乎所有区域，都为建筑物的高度设定了上限，并按照地区在10米至31米之间进行了六个不同的限制级别。
观光客来到京都，常常会产生“这个城市没有高层建筑”的感想，就是由于这项建筑物高度限制的政策。一方面，它确实使古都保持了古都特色，而另一方面，由于无法修建高层建筑而导致公寓数量有限、房价居高不下，也是明显的事实。
从这个春天开始实施的京都的新的城市规划中，决定在京都市内文化遗产和历史建筑物较少的一些地区，例如京都站南侧（这里也是任天堂的总部所在地）和东部的山科地区，首先放宽建筑的高度限制规定，只要满足条件，理论上可以建造20层以上的超高层公寓。随着高度限制的放宽，与土地面积相对的总建筑面积比例的容积率也从之前的400％提高到1000％。
解除建筑物的高度限制，最终目的是为了防止人口流失。在京都政府的想象中，通过增加公寓等住宅设施，能够阻止育儿世代的人口流失。同时，也能通过促进办公室和各种设施的集聚，吸引企业进驻，从而为年轻人创造工作机会，并且增加税收。
与此同时，京都市计划投入高达1亿日元的补助金来吸引市外企业的入驻，尤其是对于创业阶段的IT企业，从2022年起，为每个入驻企业提供最高400万日元的补助——据说已经有10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已经在京都开设了分部。
自从新的城市规划案提出以来，在京都人之间也始终是褒贬不一。
赞同的意见认为：“京都在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规定过于严格，这限制了自由的都市开发和经济活动。尽管不是整个城市都被指定为古都保存区，但这种形象或误解已经妨碍了开发投资，所以我非常期待这次的修订能够消除这种障碍”。
而反对的意见则表示：“我不希望看到满是高楼大厦，失去了传统风情的京都。”
在各种赞同与反对交织在一起的声音中，唯有一种声音显得独树一帜，十分响亮，它说：“日本人离开京都？现在才讨论这个是不是有点儿晚了？天皇已经离开京都150年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库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