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曲1990
1984年，庄稼还没有收割完，我出生在赣西北一个偏僻的小村。一个22岁的年青男人从此断了自己的文艺之路。
此前，他在镇戏团工作了几年，机灵、肯学，什么都一学就会，深受领导赏识。领导准备把他提拔为文艺骨干，吃商品粮。
彼时，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乡下如火如荼地推进，农民重新分到土地，斗志昂扬。他爹，也就是我爷爷，做了几十年生产队长，积劳成疾，搞成肝癌，卧病多年，就剩最后几个月，又很兴奋于到手的土地，托人去镇上把我爹找回去，种地。
我爹左右为难，最后还是选择了顺从，这成了他人生中第一次选择失误。此后没两年，镇戏团解散，吃商品粮的都调到县城干文化工作，成了国家干部。这是我爹错失的第一次进城机会，每每提及，颇为后悔。
没几年，农民的兴奋劲过去，就发现种地绝非出路。冤有头债却无主，我爷爷已去世两年，已怨不得谁。1987年，男青年凭着自己的高中文化水平，应聘到村小做民办教师，月工资40元。在当时的乡下，可算是不错的收入。
1991年，月工资涨到80元。按理三年涨幅一倍，不可谓不大，但架不住社会统一调转枪头向“钱”看，香港、广东之风吹到临省江西，80元已相形见绌。
他编制无望，但脑子活，很快想到新出路。眼见一个朋友开货车，天天吃香喝辣，有时一天就能赚八十，便辞了教职。在跟着“师傅”出过半个月车后，他通过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同学，冒险贷款1.6万元买了辆二手嘎斯货车——彼时，万元户还是富裕的象征，而方圆十里八乡，四轮的机动车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乡下虽然没什么工厂，但开始流行造房，从老式土坯房升级为两层砖房。父亲开着二手嘎斯，给十里八乡的村民拉砖、拉建材，生意火爆。我家也跟着风光过一阵，比如，过年走亲戚，别人家一般都是步行，最多骑自行车，我家却是开着汽车前往——由于驾驶室容量有限，我基本只能站在拖斗，一边吹着零下的冷风、吸着鼻涕，一边接受沿路孩子的仰望，得意洋洋。
创业自然伴随风险，尤其在转型时期的乡下。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账期。老百姓没什么钱，往往付了建材、小工钱，运费就只能赊欠。有时候是砖窑厂欠。父亲豪爽，积累了一屁股烂账，款回得拖拖拉拉。老百姓家还好，顶多是拖，十年八年的常见。倒是几个砖窑厂后来倒闭，不少运费，打了水漂。
二是营商环境。此时的乡下个体司机，面临“黑白两道”欺压。当然，当时就是这么个“先上车后补票”的粗放市场环境，父亲车没牌照人没驾照，的确不规范，的确容易被人抓小辫子。
如此，一面是隔三差五被交警、路政抓，一抓一个准，附近几个乡镇还能靠日常关系维护，去了外地就只能碰运气；另一面是车匪路霸多，有些是职业车匪路霸，有些则是乡村小混混，不时拦下来要点小钱，去了外地，则往往是大钱。
加之，当时各种税费很高，两相挤压下，开车看似高收入，实则高风险，非长久之计。
这个现象，不过是当时乡村经济的缩影，种地的农民，也大差不差：公粮、“三提五统”，负担沉重，但粮价始终上不去；另一面是各种农资市场化后价格水涨船高，利润日益微薄；本地农民地又少，不堪重负，因此乡村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好在国家适时打开进城之门。90年代初，随着国家陆续放开城乡人口流动限制，去沿海打工，就成为必然出路。
｜90年代，我的父亲母亲在打工地
打工时代
1994年，我上了初中，学习不错。当时，教育日益市场化，人们都说，将来读高中、读大学要很多钱，父亲感受到了压力。
另一种是心理压力。给附近村民拉了多年砖瓦、建材，眼见人家的两层砖房一栋栋建起来，我家还蜗居在60年代我爷爷盖起来的土坯房，一间三卧室的房子，还分成三家居住。我们一家四口住一间，在一张大床上睡觉。此外，他老人家去世时，不但没分给几个儿子财产，反倒分派了一堆债务。
父亲一看，不是办法，听说一些司机朋友去了福建打工，给老板开车，比较稳定，就开始了断断续续地外出打工之旅。
他最早去的，是福建泉州、莆田一带，据说还参与开发了湄洲岛。当时的福建，由于火车线路少，主要靠货车运输，用工量巨大。
只是，工作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稳定。哪里要司机就去哪里干，忙的时候一开几个月无休，闲的时候好多天都没活干。加之妻儿还在老家，他从此过了几年两头跑的日子。
记得一年夏天，他从福建回来。到了晚上，关上房门，从一个袋子里偷偷掏出两个带毛刺的金黄色大水果。切的时候，一股酸味儿的清香扑鼻而来，我的口水瞬间就流下来，尝一口，汁水丰富，酸酸甜甜，回味无穷。
那是我第一次吃菠萝。
作为当时稀缺的职业技能者，父亲开车几年还是攒了些钱，不过，他的想法和那个年代的农民一样，并非呆在打工地或进城，而是回乡盖新房。边打工、边攒钱、边盖，有钱就盖一点，如此至1997年，我家的二层小楼拖拖拉拉地就盖成了。好歹在外有点见识，小楼款式之新颖，吸引了众多附近村民前来参观。
彼时，开车日益成为乡村流行职业，货运缺口逐渐补上。父亲眼看不对劲，第二年就将车卖掉，去了深圳宝安西乡，投奔一个在玩具厂当厂长的堂弟。毕竟有一技之长，我的堂叔把他招了进去，安排在维修部修机械，工资五百元。当时，我老家盖房小工工价15元一天，深圳普工工资则在三四百元之间。这份工作，收入还算不错。
只是厂里亲戚都不看好父亲能长期干下去，原因很简单，维修部一共11个人，9个是香港老板的亲戚，还有一个本地人，果然不久后就被排挤。父亲可是个“老司机”，跟“黑白两道”交道多年，社会阅历多，交际能力强，又有技术傍身，倒扎实地干了下去。我妹妹初中毕业后，我们兄妹俩不再需要人照顾，他又把母亲也接了过去打工。
2001年，中国入世，他们玩具厂的生意好了很多，父亲的工资正式破千。此外，他还可以利用工作资源赚点外快，加上我母亲的工资，我家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当地一平米的房子——彼时，宝安还是深圳郊区，房价2000元，我父母的收入，相当于当地房价收入比1：1。若以深圳房价来衡量，这是我家可支配收入的第一个巅峰，如果当时父亲狠下心来，在当地买个房，后来的我，早已成了深圳市民。
显然，我爹的心思并不在城市——对大多数打工人来说，深圳就是一个打工地。赚点钱，还是回家盖房子，慢慢装修，供养小孩为要。
事实上，我爹妈在宝安打工七年，只去过一次深圳市区。那时去市区叫“进关”，还要办边防证（2008年取消），更主要的是，那千千万万的打工人，就想着加班加点，多干一点，多赚点钱——“出去玩赚不到钱，还得花钱，不划算”，直到今天，这还是我妈过日子的一大原则。
而中国制造业，也正是在这样一代农民工、这样一种观念下，日益风生水起，直至登顶全球，并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
只是，谁又能预料，不过短短十年，中国制造业就面临产能过剩。在“供给侧改革”，淘汰过剩产能的时代背景下，同样是那一代人，又毫无怨言地、黯然地回到乡下。此时，他们逐渐老去，只有自己辛辛苦苦打工二十年攒下的一栋房子，除此两手空空，没有社会保障，同时再也找不到工作。
时代浪潮奔涌，看似皆大欢喜，但终究有人被亏欠。
｜乡下的一个小会。供图/吴冰蓉
燃情岁月
尽管身在城市心在村，但是当时，机会毕竟在城市。我家真正的巅峰很快到来。
2002年，中国男足杀入世界杯，尽管战绩不佳，但推动中国足球相关事业来到巅峰。我爹随大流地，在厂门口的彩票站买了张足球竞猜彩票——那是他第三次买彩票，买了10块钱。没两天开奖，喜从天降，我爹斩获一等奖，奖金13万元！扣掉20%税，到手还有10万多。
2002年的10万元，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可以在深圳宝安买一套房，可以在我老家县城买上三四套，或者买几个店面。若是如此，我怕早已走上小小“富二代”之路。
奈何，父亲再一次拒绝城市。他衣锦还乡，还清所有债务，还斥资4万元，买了一辆面包车，除了自己开开，偶尔跑跑客运。此后，各路亲戚闻风而来，纷纷前来借钱。父母亲拗不过，或多或少地借点，10万块钱就这么花光了。
成为一名经济“独立者”后，父亲“老司机”的本色优势不断发挥：既能搞好本职工作，又擅谈天说地，经济上又实现“去依附”，加之，10块钱中13万的故事风靡周边厂区，闲时还指导指导工友买马，被传为“刘半仙”，一时风光西乡。
这无疑是我爹人生最风光的几年，若能利用好当时的“影响力”，在深圳搞点事业还是可以。只是那个年代的农民依旧恋乡，他一边在厂里各部门之间调动着，一边没啥事就跑回家呆呆，直到2007年，他在45岁的年纪，彻底“告老还乡”。
不思进城的父亲，终于还是与时代渐行渐远。后来，我家许多借出去的钱成了烂账，毕竟是亲戚。哪怕还了，多年后的钱，也早就被飙升的通货膨胀抵消得差不多了。我爹的10万“巨资”，不但没有丝毫增值，价值反而不断缩水。曾经可以买深圳一套房的钱，最后连我们老家县城楼盘一个厕所都买不起。
而我潜在的“富二代”之路，日渐穷途末路。
最后的机会
我家还有一次进城机会。2010年左右，在上海工作的我，开始种下“买房”念头。但彼时的上海，房价已在不断的“调控”中、在2008年“四万亿”的大放水下，成了脱缰野马，缺“六个口袋”的我，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买得起。好歹天天看，我敏感地意识到，下一个房价的爆发点，应该在县城。
此时，在上海工作四年的我，攒下人民币四万。父亲再支持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在老家县城或市里，付个首付入手一套好地段的房子。过年回家，我就拿出我的判断和想法跟父亲商量，但父亲对城市房价依然缺乏认知，对他来说，住县城还不如住在乡下“别墅”，要进城，有辆小面包开开，也很方便。
眼看父亲兴趣不大，我也打消了这个念头。随后犯了跟父亲一样的错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把钱借给一个朋友开公司，可惜，他开得不好，多年后才还。我还把压箱底的5000借给另一个哥们儿，他倒好，后来干脆不还了。我一寻思，也就5000块，要也要不回来，为了这点小钱闹矛盾也不值当，就干脆算了。我估摸，当时从10万“巨资”缩水成穷光蛋的父亲，也是这么个想法。
父亲从此彻底告别进城。
他说，他们那一代人（60年代初）都没想进城：读书的时候吧，读着读着，学校和高考都没了，反正靠读书是进不了城；工作了吧，没有技能和关系，进城并没有固定职业和保障；进了城吧，也窝囊——我家乡小村，好几户他的同龄人举家进城，基本都败退回了乡下，“还是算了”。
接下来，只能靠我自己“白手起家”了。好在，慢慢工作着，抓住最后一波房地产红利，最终还是在上海置了个业，聊胜于无。
｜20年过去了，沿海小工厂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多少改善
三次进城
我在上海买房后，打电话让父亲过来住。五年间，他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我买房的第一年春节，按习俗，这个春节应该在新房中过。父亲和我妹妹一家几口欣喜地赶过来，却发现三百多万“巨资”，不过才买了个几十平米的两居室。城市打工人嘛，买房后第一件事就是消费降级、节衣缩食，结果那个春节过得抠抠索索，也就带他们去了趟南京路、外滩。加之2019年春节，上海阴雨绵绵，因此，父亲对魔都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疫情期间，因为管控我们回不去，父亲又来过了一个年。那个春节，魔都各大街道鸟比人多，我们也基本宅在家，父亲的体验就更差了。
第三次，也就是今年暑假，为了带我妹家的两个小孩过来玩且暂住，我爹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又来住了一个月。
只是这两个月我比较忙，没时间陪他们。父亲自己学会了坐公交、地铁，倒是顶着烈日去了魔都很多地方。只是不似在老家，还有人跟他打牌、打麻将，城市生活，还是家中-大街的两极游走，生活的互动性还是差了很多。
我问他这回感觉怎么样？他默默地说，感觉人少了很多，有点“萧条”。完了又叹一口气：“算了，上海生活确实不易，我也不催你生二胎了”。
在上海的这一个月，他一直念叨着回家，既是感觉无趣——当然，他的心中从来没觉得自己属于城市，也是念叨着家中还有一些事情：他们重新操办的老年戏团要排戏，园子里熟了的桃子、梨子要摘，以及还有老母亲（我奶奶）要照看。
｜老家后院墙角梨树
拗不过，我把他送上火车。我这次仔细地看了看他。
我爹即使剃了光头，花白的发茬依然支棱着。许是吃了点油炸食物，眼睛也有点发红，自己也一边说着不太舒服。脊背早已不再挺直，老被我母亲说“驼背”。由于出去舍不得花钱，又不让几个小孩吃太多冷饮，就被他们几个学着微信表情包说，“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父亲听了哈哈大笑。
父亲依然爽朗、乐观，可他确然已经成了“糟老头子”了。望着电梯一点一点地把他的背影送走，犹如我所知的他的一生、这一代人的年华，电影般地走向落幕。
我并没有朱自清《背影》那样的文人情怀，只是想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