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背景下，中国农村的家庭转型可以操作化为“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型，通过把农村老年人的问题放到家庭再生产进程中进行考量才能真正理解农村老年人的难处。
所谓简单家庭再生产，指的是农民家庭经济的剩余较少，并且不多的经济剩余在配置方面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从事项上看，家庭经济收入不仅要用于维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开支，而且还要用于婚丧嫁娶和人情往来等多个方面；其二，从主体上看，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在世和已故的家庭成员）共享家庭资源，家庭整体的责任伦理约束了当下家庭成员的消费。
简单的家庭再生产的家庭动力和目标难以突破地方性的村庄社会，维持着低度经济理性和低度目的理性的村庄内部的低水平循环，保证了代际之间的均衡。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指的是父代家庭通过践行经济理性获得较大经济剩余，同时，这些剩余的持续积累有效、彻底地转化为子代家庭成长和发展的条件，由此不仅可以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绵延，而且也可以在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实现向上流动。（李永萍，2022:220）
因此，农村家庭的自主生活的模式被打破了，卷入到外在的社会系统，个人，家庭与社会系统之间的静态均衡被打破，为了应对现代化的压力，农民也追求高度的经济理性和目的理性。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对发展主义目标的追求，使得家庭内部所有的资源都要被整合和利用起来，从而形成“恩往下流”和“责往上移”的代际转移机制。
“恩往下流”是指为了应对家庭发展，尤其是年轻一代进城的压力，家庭内部所有的资源自上而下地向子代家庭集聚；而“责往上移”则是指家庭发展的压力和成本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向中年父代家庭转移，父代因此陷入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而难以自拔，并且在一层一层的代际关系中逐渐累加的压力最终传递到了代际链条的顶点，从而使老年人也被卷入压力之中。
在现代化农村家庭转型的过程中，农村老年人的危机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物质资源层面的底线生存，家庭政治层面的边缘地位和生活意义层面的价值依附。底线生存，在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基于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家庭伦理制度性规范，权责的均衡分配和家庭资源总体偏向弱者，老年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家庭资源。但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家庭资源的配置发生了变化，核心家庭占据主要地位，主要集中在子代家庭。
在老年人一代倾心付出的持续性“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中，表现为父代对子代厚重的支持和子代对父代的低度反馈，甚至是反馈的缺失，老年人只能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即底线生存。边缘地位，指的是老年人在家庭中说不起话、做不起人，在家庭中缺乏存在感。父代掌控的权力日益转化为对家庭的责任，以求在更为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实现家庭的向上流动。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要求产生了家庭高度整合的自觉，但是家庭的高度整合是以老年人的边缘地位为支撑的，表现在留守老年人照顾缺位，家庭对老年人的排斥和剥夺。
在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农民通过传宗接代实现家族延续的行为，足以赋予父代家庭充实的生命价值。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父代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发生扭曲，依附于子代家庭获得人生价值感，逐渐走向了价值依附。农村老年人在实现家庭转型发展的目标过程中主要面临着承担子代婚姻的压力，代际之间的责任和内在主体性缺失的难题，在这些难题下老年人处于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的危机之中。
子代婚姻的压力
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家庭资源配置的方式明显地不同于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集中地表现为父代在家庭资源上的持续积累和无尽转移的过程。婚姻交换不再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礼物交换，而是上一代向下一代积累和分配财富的方式，或者是子代继承家产的新形式。
婚姻市场中男女性别比失衡使得男性的婚姻压力剧增，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使得其在婚姻谈判中掌控主动权，从而出现年轻媳妇以索要高额彩礼的方式提前分割男方父代的家产、结婚后立即分家等诸多新现象。（阎云翔，2006：174—175）在婚姻市场上，婚姻花费成本提升，并主要由男方家庭负担。女方家庭之间以彩礼的多少衡量女儿的优秀，女方家庭为了防止男方家庭对女儿的不好，为了给新婚夫妇的小家庭争取更多的资源，便索要高价彩礼。
高额的婚姻成本压在男方父母担子上。在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面前，婚姻压力是父代最为基本的压力，帮儿子娶媳妇是父代的任务。父代将自己未来的劳动能力变现为彩礼，这就使得彩礼越来越成为家产的沉淀，家产的转移越来越通过彩礼的支付进行。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彩礼的竞争，提高了彩礼的价格。
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中，子代通过分家来获得财产支持核心小家庭的发展，同时也可以规避大家庭的责任。此外，为了应对巨大的婚姻压力，分家过程中的财产分割行为日益提前，并逐渐与彩礼支付合流，从而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分家模式。代际伦理和代际责任比较强的地区，当家权名实分离的程度较高，父代需要付出的较多，如华北农村，子代在分家之后对大家庭的责任弱化，必然使得父代的“人生任务”链条不断延长，父代在分家之后仍然要不断奋斗，不断为子代家庭付出。而在代际伦理和代际责任比较弱的地区，当家权名实分离的程度较低，父代在交出当家权之后就逐渐退出对家庭的操持，如原子化地区农村。
宗族性村庄虽然代际伦理和代际责任很强，但由于父代在家庭中仍然具有较高的地位，因此一方面他们当家的时间较长，另一方面其一旦交出当家权之后就完全退出家庭的生产领域，不再操持家庭的内外事务，开始安享晚年。（李永萍，2022:39）
此外，女性的婚姻主导权是子代在结婚后迅速掌握家庭权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由女性掌握的婚姻主导权不仅重塑了当家权的主体，割裂了当家权的内在统一性。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中，由女性掌握的婚姻主导权使得子代家庭在与父代家庭的互动中占据了优势，当家权的交接过程实际上异化为子家庭从大家庭内部的分离过程，从而形成了以子代家庭利益为本的权力交接模式。父代为了尽量减少或避免家庭矛盾，一般在儿子婚后不久就主动让出当家权，父代在家庭内部处于依附性地位，在家庭内部逐渐丧失话语权和决断权。
代际之间的责任
在简单再生产家庭中，父代人生任务相对有限，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便可以安享晚年。但是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随着农民家庭转型以及家庭发展压力剧增，父代的人生任务链条无限延长，陷入无休无止的劳动之中，一直到自己丧失劳动能力为止。代际关系上，形成了子代对父代的“强代际剥削”。年轻的家庭要参与到激烈的村庄竞争中，离不开父代的支持，父代对每一个儿子的家庭都具有同样的责任。激烈的村庄竞争以及家庭发展的需求使得父代不仅仅要将子代推向城市，更要想方设法帮助其在城市立足。可见，子代对父代的剥削是长久而彻底的。
在华北地带，代际关系呈现出“厚重失衡”的特征，即父代对子代的付出较多，而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反馈不足。父代缺乏自己独立的价值体验，其价值感是依附于子代的。子代只按村庄最低标准对父代进行反馈，老年人在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只能获得子代的“底线养老”，老年生活陷入不确定的状态。此外，华北农村是一种规则性养老，一是父代在财产分配上对每个儿子要公平，否则会成为子代不养老的借口；二是兄弟之间在赡养父代时也要做到公平，儿子之间采取轮养制。
在宗族性村庄，代际关系呈现出“厚重平衡”的特点，一方面，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和代际伦理比较厚重；另一方面，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反馈也比较厚重。村庄的结构性力量对个体的约束相对较强，父代生养了子代，子代就具有赡养父代的义务，包括为父代提供经济上的反馈和满足父代精神上的需求（如陪伴）。父代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和自己的主体性。此外，不管兄弟关系如何以及其余兄弟是否要赡养父母，也不管父母对自己付出多少，都会承担赡养父母的伦理责任。
在原子化地区，代际关系呈现出“低度均衡”的特征，即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有限，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反馈也相对有限，代际之间的独立性相对较高，二者之间是一种相对平衡、比较理性的。农民是原子化的个体，村庄舆论力量较弱且对个体的约束不强。父代对子代的养老预期并不是很强，父代一般会提前为自己做好养老的准备。代际关系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如何主要取决于代际之间的相处——如果相处得很好，子代对父代的反馈就较为厚重；如果相处得不好，子代对父代的反馈则相对薄弱。兄弟间承担养老的义务是没有规则的，主要是凭自身良知，每个家庭的养老方式和养老状况都可能不一样。
此外，在照料第三代时，农村老年人通过在家务农支付孙代在乡镇或县城的教育费用或给予孙代抚育费用，或进县城陪读，或是进城照料孙代。只要父代还有一定的收入，父代在抚育孙代过程中，不仅要花费时间成本，还要花费养育成本。
农村老年人内在价值体系的结构
农民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主要有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农民价值体系中的最高层次，它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处理的是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本体性价值“即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换为无限的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关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社会性价值涉及农民与村庄进而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基础性价值涉及“人作为生命体延续所必需的生物学条件，包括衣食温饱问题，这方面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维持人基本生存的基础性需求，因而基础性价值又被称为“生物性价值”。（贺雪峰，2008：127）
在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中，个体的老化过程不仅是本体性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社会性价值日益得以发挥、基础性价值得以实现和满足的过程。老年人因此不仅可以对资源具有优先使用权和支配权，而且能够获得颇受尊敬的社会地位。父代通过参与简单家庭再生产，完成了人生任务的父代，安然享受子代的供养和照顾。
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转型改变了农民的价值实现过程和价值实现方式。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过程中，父代不仅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更要实现家庭发展、家庭流动的目标。父代在完成家庭再生产目标时，人生任务不断拓展，父代不断操劳并持续性的付出，父代对子代的本体性价值被进一步扩张。父代本体性价值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价值异化，利用了父代对子代的本体性价值，并且将后者尽可能地扩张，以实现家庭发展和家庭向上流动的目标，这并不是农民传统价值体系的回归。父代在此过程中形式上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获得了伦理上的满足，但其本体性的满足是要靠牺牲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实现为代价。
社会性价值收缩主要表现在为了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压力，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家庭发展性目标，父代越来越无暇顾及村庄关系的拓展和维护。表现在父代为了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家庭发展，尽量减少和限制村庄社会层面的人情往来，父代在此过程获得的社会性价值体验和价值满足感不断减少。
村庄社会交往日益单薄和仪式交往机会越来越匮乏的情况下，当家权异化使得当家权较早地转移到了子代手上，但是父代仍然承担着当家的责任，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往来主要靠在村的父代来维系，帮助子代家庭建构和维系村庄社会认同。父代的面子在人情往来中从属于子代的面子，并不是作为一个具有主动性和主体性的主体来参与，而是代替儿子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由此可见，父代的社会性价值依附于子代家庭，父代在社会性价值的实现上不具有独立性和主体性，父代在此过程中并不能获得圆满的价值体验。
基础性价值的转换表现在老年人个体层面的物质消费，父代基础性价值的实现必须以一定的家庭资源为基础，这些资源或者来自父代自身的积累，或者来自子代甚至孙代的反馈。基础性价值的实现不再是农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生活需求，而是取决于父代对家庭再生产的经济贡献能力决定了其价值的大小。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进程中家庭资源和家庭权力配置模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父代农民基础性价值的实现条件。
此外，现代性进村激发了年轻一代的消费主义欲望，但是中老年农民仍然延续了相对传统的重视积累而轻视消费的“生计型模式”。为了支持子代家庭的发展，父代对自我的生存条件不断进行压缩，只维持了底线生存状态，进而导致了父代对自我的无尽剥夺和自身实现基础性价值的压缩。
农民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三种价值由相对均衡逐渐聚焦到本体性价值之上，父代的本体性价值被扩张和利用，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被侵蚀，本体性价值的扩张不仅压缩了基础性价值的空间，而且改变了基础性价值的内容。父代价值实现的过程也就成为自我需求不断抑制的过程，父代并不能由此获得主体性的价值满足感，而是走向了对子代的价值依附，从而引发老年人自我实现的主体性危机。（李永萍，2022:287）
在现代化家庭转型的背景下，家庭转型为农民家庭流动开启了新的机遇，但是在希望之下也要看到老一代父辈的牺牲。代际责任的压力，家庭权力的缺失，底线生存的状态使得老一代农民处于相对弱势、依附和边缘的状态，他们内在主体性价值不断被忽视，但他们为了成就子代家庭的发展目标依然努力地“学会做老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梁洁雯（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编辑：卷心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