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建筑设计还有前途吗?这是建筑设计行业今年的新问。


前有清华、同济、东南等高校相关专业招生不满,一些专业被调为二级学科,近有深圳建筑设计师讨薪跳楼身亡,而圈中许多朋友的转型,早就不是新鲜事。


眼见房地产陷入低谷,地方政府去债务,各大城市消费与经济活力不足,叠加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开始抢夺饭碗……这些,都直指建筑设计领域的大衰退,减员、降薪、失业愈演愈烈。


还要问这个问题,不是伤口上撒盐吗?


我采访了几位建筑设计师朋友,来听听他们的答案。


一、穆威:不是建筑师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穆威是一位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建筑设计师,先后在西班牙和挪威从事建筑实践,是法国、英国、挪威、西班牙等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建筑作品获奖无数,却很少出现在建筑圈的各种活动。


他说,自己做的不是建筑,而是“自然+社会教育”。而他的困惑,正始于教育。


那还是2003年左右,房地产、建筑设计的黄金时代刚刚萌芽,柯布西耶等四大师还是建筑学教育的主旋律。那年他大五,像大多数与社会脱节的大学生一样,感到迷茫。


他来到中国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开办的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实习。开始,每天的事情不过是钉钉子、搬木头之类。正是在这些基础劳作和集体协作中,他渐渐感悟到建筑底层的物质性——建筑是由石、砖、木材、玻璃等基本物质构成。而建筑学,其实在精英化教育范式中逐渐被虚化了。


精英式教育,叠加工业化、房地产化浪潮,许多建筑师油然而生一种“救世主心态”,动辄“革命性创新”“作品”;另一种现象,是建筑与建筑师网红化,各种获奖作品背后,却是漏水、铝板生锈等各种“小疏漏”,给使用者持续带来的生活困扰。


建筑师们一面大谈公共性、社会理想,一面又被甲方“狂虐”,心态日益纠结。后来,盛于房地产,亦衰于房地产,直至近年的房地产困局,潮水褪去,各大建筑设计院、事务所隐入尘烟。


中国教育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容易“造神”,缺少批判性思考。譬如国人奉若神明的“四大师”,后来,在留学期间,穆威接收到国外教育对他们的客观批判,“在西班牙,很多咖啡馆、餐厅都开在老房子里,建筑与生活的传承性一如既往。与此不同,荷兰出了许多‘很猛的’现代主义大师,大谈创新、动辄‘革命’,却不断制造着建筑与自然、与传承的割裂”。


“很多大师晚景凄凉。比如柯布西耶,因为不善经营,一生不断破产,晚年与世隔绝,栖居在朋友提供的9㎡的小木屋里。他们都在时代中获得机会,但都被顽固派打压,不断战斗,这很伟大,了不起,但本质上,都只是满足了工业时代——大家都是时代的产物”。


“曾经有一张调侃建筑学的网图:人类最好的建筑,在500年前、200年前是双坡顶,只有现在是‘小盒子’,但100年、200年后,又将是双坡顶。现在被奉若神明的安藤忠雄们,最后都只是历史的一瞬吧”。


认识到建筑并不需要不朽,“有一天也会跟我们一样随风而逝”,穆威释怀了。


回国后,他没有热衷于商业性建筑、地产,而是把精力集中到研究装配式小房子,带孩子去自然中造房子。在江汉平原上,几个平常村庄边缘的小树林中,他带着孩子们亲手搭建了一个个伴着萤火虫和蛙鸣入眠的自然营地。


“每个人都有回归自然的方式”,“每个孩子都是造物主”……他把它们命名为“个个世界”。


不是只有城市化的建筑才叫建筑。建筑的意义,最终都要与个人发生关系、进行情感链接。尤其疫情期间,人们更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开始深入了平常的美好,开始关注自然的生活方式,穆威的营地逐渐崭露头角,现在已经发展到5个。


出乎意料,疫情后的今年,营地、民宿等现代文旅“消费升级”内容逐渐被传统旅游“消费降级”替代,他的营地也受到影响。与许多运营者的恐慌不同,穆威很坦然,“建筑学的底层还是经济学。不是建筑师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我尽力而为就行”。


他打算走开源设计之路,从建筑设计转向生活设计。“传统设计,都是设计师来做、消费者来买,并没有给到用户参与的权利。接下来,我要和我们的用户一起设计,让他们来投票、生产。大到一件家具,小到一个笔筒,都是生活的设计”。


对迎面而来的AI时代,他更加坦然。“建筑设计只是一项工具。机器能快速帮你实现,但它并不知道你要什么……以后,设计师的技能不在于会做什么,而在于提问的能力,并且知道该用什么工具组合去解决问题”,这也是“个个世界”亲子教育的理念所在。


“多提问,多去感知实际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的答案”,穆威说。


二、王求安:中国农民,还从来没被设计服务过


王求安大概是近年最火的“野生”建筑师,他带领团队下乡给各地农民设计房子,深受农民、地方政府的喜爱。


他只是老家岳阳师专美术系毕业的一个中专生,17岁毕业走向社会工作,19岁跑到北京学室内设计,后来开了家做展陈空间设计的公司,22岁在北京买车买房,实现草根逆袭。27岁时,眼看那些花几百万、上千万做好的展场,不过十天就全数拆除,感到价值虚无,后来报了个建筑学自考班,成了个半路出家的“野路子”建筑设计师……


前不久,这个“野路子”前往清华大学建筑系给师生们讲课,讲述《完全以村民为主体的乡建实践》。


面对行业和孩子们的迷茫,王求安却说,“现在正是建筑师的美好时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做城市房地产,照样大有可为!


他认为,建筑设计方往往只跟决策者交流,但不跟使用者沟通,比如城市房地产。但在乡村,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的宅基地、房前屋后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学会倾听、对话、引导农民,才是一切乡村建设的基础。


中国的县、乡、村,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经过规划,各种类型建筑混搭,破破烂烂,特别凌乱。如果只是搞一些“穿衣戴帽”的形象工程,农民们肯定会反感,因为它们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帮助。


“当他们还在为自己的未来生活而担忧时,你跟他讲建筑学的神性、玩建筑学那一套乡愁,村民一定会反感……乡村建设,最重要的关键词其实是,公平”,王求安说。


2020年,老家湖南平江县请他回去建设一个村庄搬迁安置项目。政府免费为村民建新居,农民本该高兴才是,到现场一看,这个项目却陷于停滞。原因是村民集体反对。


农民为何反对?城市建筑师们会找到各种理由。但王求安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不够公平!


原来,原有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建筑方案下,农民们都想要更靠近中心广场或临街的房子,因为将来可以做点生意谋生。但这些“地理位置优越”的房子,终归是少数——设计源头的不公平,才是根本。


你能说是因为农民素质低吗?在关乎自己生存的问题上,谁都不应该去简单指责。


王求安很快从当地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斛桶上找到解决方案,将原来四方布局,改造成三个圆环形的桶状布局——街道呈圆环形设计,这样,家家户户就都可以临街了。随后的村民大会上,村民们爽快地赞成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一眼看去有些古怪,许多建筑师看了都笑,却能顺利解决农民和当地社会问题,无疑是一个好作品。


在陕西留坝县,王求安又做了200个“作品”。2021年,留坝县政府推行“四个一百”建设,其中包含“新发展精品民宿100家、提升农家乐100家”。但要农民配合政府,统一掏几十上百万改造自家房子,谈何容易?


王求安的工作秘诀是“重新组织、动员群众”,其中一个关键是召开村民大会。


但要让农民坐下来开一个小时会,何其难!最开始很多会议,往往开不了两分钟,村民就自顾自聊起天来,五分钟后就吵起来,八分钟后就走得七七八八,十分钟后,现场可能就剩他和几条土狗了。


他有办法。首先是带农民出去看,看最适合自己家的改造效果。回来后,挨个与他们沟通。然后才是村民大会,大部分同意后,开始挨家挨户地建沟通微信群,为他们出差异化、个性化的设计方案。


此后工作,大多是设计师们避之不及的家长里短。譬如一户人家,儿子想做欧式,父亲想做中式,争执不下;父亲想大改,儿子不愿意,因为搞下来七八十万,将来还需“父债子偿”;有一户养娃娃鱼的人家,好不容易全家达成共识,认同了“娃娃鱼”建筑方案,但乡村没有钢结构建筑经验的施工队,找人一报价,要400万,最后还得王求安帮忙从外面找队伍,压缩到200万……


“我们把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了前期关于‘人’的研究上。解决了问题,得到了关注,所以才能获得从上到下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剩下的工作推进才能顺畅”,他说。


反过来,农民也在不断给予他惊喜。上述养娃娃鱼的人家,房子改造完成后十分自豪,主人说,这样的房子,全中国只有他家这一栋,民宿建成后,一晚可以卖到600~1200元一间。很多农民,原本只打算花20万改改,看到方案后,主动增加预算(平均100万)


后来,很多农民偷偷告诉他,以前怎么看自己的房子都觉得别扭,“千篇一律的难看,住着也不舒服”,但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照别人的样子,花几十万建一栋,过不了几年还是一样别扭。


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农民房”大概就是最低档建筑的代名词。但农民并非不想追求美好和改变,只是,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被设计服务过!


而忽视中国几亿农民的,何止建筑师。王求安举了几个例子。


在给农民设计房子的过程中,他顺手做了下LOGO。农民们却把它们当作“家徽”,十分惊喜。“农民不是不懂、不愿追求,只是压根没人理过他们”“城市广告设计师的电脑里,谁没有存着几百、上千个LOGO过程稿?1000块一个,农民都愿意”。


“以前,农民根本没有软装的概念,也不知道去哪买。而现在的设计师设计一把椅子,一定要卖4800,否则觉得自己没格调。但你如果卖480,就可能卖几万把。包括中国的家具厂商们,因为城市消费和外贸不行,宁愿堆在仓库、码头,也不把它们卖到农村。”


为天南海北的农民设计了大量房子后,王求安打算主动认领一个社会命题——为各地乡村设计现代民居样板:外在符合当地地理、文化特征,内在空间模块化,根据地方气候、材料,设置一个模块化组合方案,让当地农民自己就能建一栋30年不落伍的好房子。


“无需怀念城市房地产时代。现在,城市普遍缺乏消费升级的欲望和能力,反而乡村具备。走向乡村,去‘野生’,沉下心做,现在就是建筑师的美好时代”,王求安说。


三、孔祥伟:找到故乡就是胜利


早于王求安多年,孔祥伟就走向了乡村。


2001年,他就成立了一家建筑设计公司,是圈中的“老资历”。他们主要做城市公共景观、旅游规划设计、地产景观与建筑设计,项目遍布全国各地。他的日常,就是在各个城市间飞来飞去。


但是,“无论做城市景观,还是社区,你的生命状态很难跟场地产生深度关联”,他最喜欢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一句话,“找到故乡便是胜利”。他一直在找寻精神上的故乡。


转折来自2015年。这一年,乡村、文旅开始进入公众,很多人开始对乡村产生向往,孔祥伟感觉时机到了。他认为,未来生活有两个方向:进城大趋势,每一位农民都有权利去享受城市,实现美好的生活;反过来,城市居民,对乡村的自然环境充满渴望。


在山东日照,一位合作多年的企业家朋友,发现了一个空心村,邀约他共同改造。这个村子,离孔祥伟的故乡小村不远,空心多年,破破烂烂,但跟他小时候的乡村感觉很像。这就是他的“原乡”!孔祥伟给它取了个“凤凰措”的名字,然后带着一帮设计师住进这个荒村。


他说,像凤凰措一样,中国任何一个村庄,都是在历史的演变中缓慢累积的,把建筑交给时间,他和合作伙伴,也希望凤凰措能够在时间中慢慢生长。直到今天,村子的改造,仍在继续。


但在彼时,干乡建还面临着巨大争议。是保护还是创新?乡村改造的方向应该在何方?过程中,就有一位地方领导前去视察,指示村子要做乡村博物馆,给城市人参观,“不要动”。


孔祥伟则坚信,建筑的意义,终究还是要与自然、与人连接。不论村民,还是城市游客,都希望乡村具有适合现代人的人居空间,而非用来“参观”、继续割裂。在不破坏乡村风貌的基础上,他提出大胆创新的设计理念,将现代空间融入乡村,并采用大量乡土材料建设。


建筑方案还好办,漫长的说服过程更加艰难。他说,做乡建,其实综合的是商业业态、村民认知教育、村集体、地方政府的关系,一个建筑设计师,可能需要承担规划师、游说家、传播者的综合角色,比城市建筑设计难得多。


从经济角度看,乡建设计比城市成本大得多,建筑设计师们要承担大量非设计师的工作(不去承担就推不下去),收益又偏低,如果只考虑赚钱,乡村建筑、设计就是一个伪命题。


他的工作,更是社会层面的,用建筑设计的方式,解决县乡基层社会问题,是“建筑社会学”范畴。这些工作,传统的设计院、大型事务所肯定做不来。但一二十人的工作室,却游刃有余,做得很舒服。


做乡村建筑设计日久,孔祥伟就越认同库哈斯的主张——“世界的未来在乡村”:城市所有的资源都是乡村输送的,未来施展的空间也在乡村;未来,建筑如何跟自然对话是一个核心命题,建筑师都应该要有这样一种能力。


对他自己来说,虽然生意越做越小,但个人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最喜欢的状态,就是拿一个小马扎,找个树荫下,吹着风,在场地中,去指导工人施工。当他心中理想的图景在乡村慢慢施展开来,他终于体会到古人讲述的“诗性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并不高大上,却与自然、与人发生着最真实的连接。


每个建筑师,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原乡。


四、李逸:建筑是一种传媒


李逸是一个90后建筑设计师,在主流建筑圈鲜有人知,但他用自己的实践,开创了一个全新领域——党建美学建筑设计。


他最早做的是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保护,此后,先后进入大型房产企业、室内和景观设计集团任设计总监,“等于从保护型、发展规划、具体设计完全做了一遍”。尽管一路很顺利,但他感受到,城市很难真正给予年轻设计师机会,同时,在追求高效、快节奏的工作中,日益有一种被程式化、被“榨干”的感觉。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沿着城市、学院派路径发展下去,永远也不可能干过上一代、上两代建筑师”,那么,年轻设计师的未来在哪里?


2018年,他在乌镇主持一个国际艺术村建设工作。一天,河南一个叫修武县的副县长来找他。他并不认识,自己要干活,不想接待,就让副县长自己订酒店,随便看看。


副县长立马拍起视频,发给县委书记。拍完,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找到李逸“摊牌”,“不行,你要跟我走。领导下了死命令,要我一定把你请到县上”。


李逸一看,对方态度诚恳,又跟电话那头的书记交流了一下。原来,县委书记找他做的是基层党建美学设计,作为“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的李逸被打动了,立马收拾行囊北上。


这位县委书记与李逸一样,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开放性知识分子,他们在欧美留学时,都去教堂参观过,从建筑形态,到具体设计,再到实用性,西方教堂都呈现出极致美学属性。回到我们,党建也是一种“信仰”,基层党群中心是党在乡村的核心阵地,为什么却是“灰头土脸”?


他们决定探索中国基层党建美学路径。首先选择了一个叫大位村的村子,李逸用两天时间就做出了设计方案。他的方案,首先是把围墙拆掉,却一下遭到许多部门的反对。


有部门认为党建就应该是严肃,不应活泼;有部门认为村委就是一个村民交材料、办公的地方,没必要搞成“网红”;有部门担心,大面积落地玻璃的设计方案,没有围墙保护,“万一有人砸玻璃咋办”?有部门开始算账,质疑超出预算的钱怎么赚回来?


幸好,县委书记顶住压力,拍板了李逸的设计方案。最后,在县、村书记的鼎力支持下,一座中国乡村前所未见的党建美学村委会,取代了原本破破烂烂、却要围成个“宝贝”似的旧村委。


今天,我们去到大位村村委,但见开放式广场上,村民们可以跳广场舞,节假日挪开花箱就能举办大型群众活动;大落地窗设计,透明化办公,塑造公开公正的行政氛围;进门就是党建书吧,除了阅读,附近小学的孩子放学后可以进来读书、做作业;更妙的是,李逸利用阶梯教室高差,设计了一个滑滑梯,村民们都乐意带孩子进来玩耍……


当乡村党建变得既美好又实用,开始散发出信仰的魅力,村民们有事没事愿意前往;一年内村里有五十多位年轻人申请入党;年轻人结婚,选择在村委会办婚礼;同时,政府将邮政、快递、ATM、商业等配套往村委靠拢,形成乡村“党建美学经济综合体”……


此后,各村根据自己的特点、需求,邀请不同设计师,设计差异化的党建美学综合体。这些党建美学建筑,既美好又实用还能转化为经济收入,改变着地方的精神风貌,受到群众、党员和基层干部的喜爱,但李逸坦言,“它们放在建筑学中不会有历史地位,但放在社会学中很有价值”。


而价值标准应该由谁定?不应该只有专家。


李逸认为,党建美学引领下,建筑不是死的,它应该自己会发声。“党建空间”应当去行政化,服务人民群众,响应年轻人的时代诉求,它们应该是有声音、有情感的,它们应当承载一个国家的新面貌,讲述国家的新故事。


除了在各地设计本地化的党建美学建筑,接下来,李逸还致力于推动开放性的党建设计:


商业需要人流,党建为什么就不需要?例如,将基层党群中心与民宿、便民超市、快递物流结合,互相借力;


市场需要传播,党建为什么不需要?例如,发力红色文创设计,不是只有毛主席头像、五角星茶杯,还可以有很多特色文创产品,通过产品去传播信仰和理念。


社会的进步,终究还得靠一个一个人,一点一点地去做。在李逸看来,每一个基层党建中心,就像一盏一盏灯逐渐点亮。这个过程,就是他心目中的“点亮工程”……


建筑设计师还有前途吗?但愿他们的故事,能让建筑设计师,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者,看到不一样的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