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回了一次老家。跟以往年头不同,发现不少村民都呆在家,一早一晚聚在村口聊天,还挺热闹。好似困扰乡村多年的空心化开始好转。


当然不是。


分析下来,原因大致分几方面:


一面是经过多年发展,本土县乡级工业园区,对青壮年的吸附力在提升。对比传统外出打工,青壮年宁愿选择在家乡就业。因为,全国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已基本形成,同样普工,在沿海打工跟在家乡就业,收入其实差不多。因此,许多青壮年选择返乡就业。


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大量60后,年满55岁以上,几乎很难找到正规企业的稳定工作。以往,他们还可以耗在温州、福建等沿海地区(多在这些地方打工十多年以上),但随着沿海就业形势的同步恶化,大量中老年人不得不返乡。


三是,近年整体就业形势问题。“稳定就业”日益压缩,大量劳动力从“稳定就业”转向“灵活就业”,而“灵活就业”转向打零工,打零工则活计越来越不好找。一层层卷下来,退回来,在家窝着的人,越来越多……


挨家挨户细究起来,更发现不少问题。研究一个村庄,或足以管中窥豹。


速描


家乡小村,属于我经常说的“80%的大多数”——地处江西省中西部,不是山区,但离城市也不近因而远离城市化,缺乏资源和禀赋,人均土地1亩多,不穷也不富,日子不至于过不下去(不会自然淘汰),但也看不到什么希望。


村庄有36户人家,人口数为160多,历数下来,大概可以分以下几类:


第一种,城市化人口,标准是进城买房落户。


算上我家在内,有7户,占比19%。除我之外,一位80后同龄人A在外打工,跟对老板,在广东惠州买房安家;一位70后末期的族亲B,通过读书-教书-考军校-分配工作,落户广州;一位同龄人C,在杭州开饭馆,后来参与炒币赚到钱,安家杭州。


其余三户,都在附近县城。其中一户人家D,男主人原本在外做装修小包工头,由于工作环境因素,长年累月下,患上血液病,情况很麻烦,全家陷入困境,将来可能要退回乡村。


除我们7户人家外,还有3户在90年代陆续搬到县城,因为缺乏专业技能、生病或后人不争气(如赌博、在县城做小混混之类),都城市化失败,举家搬回老家,因此不列入此类。


 第二类,有能(希)力(望)城市化的家庭。


这类人家,这些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属于“乡村中产”,再努努力,有希望跃升进城(县城)。有两户,占比5.5%。


其中一户是我堂兄,近年跑长途客运。他买了辆二手小轿车和面包车,在微信群接单,专跑老家到广州、深圳、东莞一带,跑一趟可赚上千元,平均算下来,月入七八千不是问题。


另一户人家是我邻居E,一位同龄人,在温州打工多年,在一家鞋厂从打工人做到管理层,进入当地圈层。有进城实力,但宁愿选择在家建一栋四层的小楼房,小日子过得不错,不思城市化。


 第三类,既看不到什么希望,日子又勉强过得下去。混日子。


这类人家占绝大多数。本地县城房价7000左右(新城区更是破万),一套房动辄七八十万上百万。且农民一般没有社保、银行信用(甚至工资条都没有),也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所以要买房只能全款。这些人家,大致进城无望。


所以不是农民不想城市化,而是此前还没有城市化的大多数中国农民,依然缺乏主动城市化的能力——这里讲的城市化,应当以买房、社保、安家落户为标准,而非仅仅在城市打工、“常住人口”,将来退回乡村——你去问问农民、市民,进城打个工谋个生,就算城市化了?因此宽口径的城市化率,现实指导意义并没有那么强。


可想而知,中国的城市化,同步中国经济降速,必然也会同步降速,后面每提升一个点,困难程度都将超过以往。


因此,大量人口还将留在乡村,乡村必然长期、客观存在,乡村振兴亦势在必行。


|“拿个手机一躺”,乡下孩子课余的常态。


 第四类,生活困难群体。


这类人家,只有2户了。一户是前面所述的包工头D,因为患病,处境堪忧。城市生活压力大,他们家可能会退回乡村。


另一户是前面提到的,90年代进城的村民F。这户人家孤儿寡母,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和背景,在城市生活困难。两个儿子又走上歪路,大儿子偷窃小儿子做小混混还染上毒瘾,城市无法安身,继而退回老家。好在故乡房子还在,村民们也很包容。


后来,这户人家的大儿子在温州打工,醉酒后与人打架,被打破头浑然不知,半夜死在这座城市的某间出租屋。不久,其老母亲患上癌症去世,两个儿子家庭都支离破碎,只剩下小儿子一人孑然一身。因此这一户,其实只剩一人,他无所事事、有一天混一天,倒活成了一道无牵无挂的闪电。


所以,困难群众,在乡下也很少了。


就业


综上,顺利逃离乡村(城市化)的村民占19%,他们的就业状况反映在城市。我们来谈剩下的80%。


他们的就业状况,大体可以分以下五类:


 第一类,乡村小老板。


其中有三户村民创业。一户是70年代生人G,创业较早,现在在外地开锯板厂,还算稳定。两户是80后同龄人:其中一户H开了个养鸡场,虽问题不断,但还在勉力支撑,以进城买房标准看,离成功相距甚远;


另一户 I ,在上述落户杭州的村民C的支持下,利用自己原来在温州鞋厂的管理经验,在老家镇上开了家鞋料加工厂。


沿海的鞋厂都举步维艰,I 的工厂可想而知。上游货款迟迟拿不到,而本地工人的工资、各项支出又必须实打实地按时支付。因此,这两年,他都是在循环刷信用卡中撑过来的。还能刷多久?谁也不知道。


 第二类,乡村个体。


本地经商氛围不强。搞个体,主要是买货车跑货运。他们属于乡村领域的专业技术岗,相当于城市中产。


五年前,开大货车还是乡村高薪职业之一,即便给人打工,月入也可轻松过万,更不用说自己买车,村里70、80后两代人里,有十余人从事过这个职业。但是,大货车一开就是七八个小时,注意力需高度集中,又容易出交通事故,属于高强度、高危行业(村里就有一位年轻人车祸去世),因而坚持下来的很少。


更根本的,还是经济冲击。货车司机,可能是近年就业冲击最惨、落差最大的群体。


中国造车能力实在太强,汽车金融又发达、买车“创业”门槛越来越低,迅速导致供过于求。


另一端,201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房地产出现困局,需求端日益萎缩。此时,物流互联网平台迅速发展,在提升物流效率的同时,不断压制货车司机们的议价能力,司机们逐渐从有独立个体演变成“平台打工者”。


算上前面一户安家县城的村民,本村只剩货车司机6人(户),依然占全村就业1/6。其中三户自己买车,三户给别人开。


三户自购车辆的人家,一户挂靠较大型物流公司,可以与快递公司合作,还有一些稳定生意,但油价、高速费、保险费、平台费、挂靠费等各项费用不断高涨,而货运费日益走低,两相挤压,出车利润微薄,只能勉力维持。剩下两户独立个体,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订单,基本呈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局面,以至于村民哪天没看到他们,都为他们庆幸——XX终于出车去了。


另一种个体,是种粮承包户。据抽样调查,本地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单季稻约750元——对种植户来说,由于人工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更倾向于种单季稻。按国家权威部门指导的小农家庭作业种植面积10公顷(150亩)算,收入为112500元,但至少需夫妻二人耕种,即每人56250元,合月收入4687.5元(还有其他成本,实际上到不了),相当于进城打工。


收入低,风吹日晒,劳心劳力,乡下人自然觉得不划算。还好有农业补贴,本地政策,种植50亩以上,每亩补贴100~150元,按最高150元算,150亩合22500元,这就相当于“激励因子”。


此外还有各种农机补贴,但补贴存在较大区间,其中存在大量“关系”因素——比如,购买一台收割机,上面有关系的,可以顶格补贴,没有关系,只能获得最低补贴,中间相差数万元。


另外,近两年许多地方财政困难,补贴并不好拿,大户们的积极性迅速下降,地租一路从以往的500元左右下降到350元。


近年来,本村土地大多集中给村民J承包。而他之所以愿意承包,是因为其有一个远亲是县财政局局长,补贴不怕拿不到手。不料去年底,该局长被抓,这项补贴要拿到手,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今年他也比较发愁。


多少年过去了,在乡村创点业、做点事,依然还得靠“关系”。


 第三类,稳定就业者。


主要是打工。如前文所述,全国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已初步形成,同样是打工,沿海城市和家乡,收入本质上没什么差别。


本地人,基本上都去过温州、福建等地打工,以几十人的鞋厂、服饰厂、金属制品厂为主。这些工厂的特点是按劳分配、相对自由,往往有活干的时候,加班加点,一个月能赚七八千、上万元,但订单少的时候,大半个月呆在出租屋,赚的钱房租、吃饭都不够。


这几年,订单少成为常态,在外打工收入锐减。大致调研下来,(普工)月收入平均在4500元左右,刨除租房、生活等费用,再怎么节俭,也只能存个三千元左右。


三千元,正好是家乡鞋厂、服饰厂的工资水平(上4000元,基本上得做到主管级别)。很多打工人一算,上有老下有小,不如回家打工。因此,农民工返乡,成为近年中国就业市场一大趋势。


但这些厂子之所以愿意迁到内地小县,看重的还是当地的劳动力便宜、容许不规范用工,自然不愿意给打工人涨工资、交社保。由于缺乏归属感,且年轻人越来越耐不住性子,因此流动率特别高。所以,家乡工业园各种小厂,虽然生意说不上怎么好,但一年四季都在招工。


可见,对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说,是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市场的。只是,这些就业质量不高,越来越吸引不了青壮年稳定就业。


 第四类,“灵活就业”。


说白了,就是打零工。这类群体,主要是从“稳定就业”中淘汰下来的中老年群体。


除了北京、上海、苏南等少数区域,中国农民没有社保、养老金(家乡农保为每月100多元),即便过了退休年龄,也必须努力就业以支撑自身的养老保障。但是正规就业市场已经不招,怎么办?


一种是继续耗在打工地,非正规就业。一方面,城市就业也很难,可想而知他们的境遇。另一方面,只有在所在城市驻扎了很久的“常住人口”(最终还要返乡),才会选择这种方式。


另一种是回乡,家门口附近区域打打零工,建筑工地、修路、锯板厂、农民建房之类。本地零工,每天在120元左右,而在远离县城的乡镇,则在80~100元。只是,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的萎缩,用工量大减。


可见的是,中国乡村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地方用工企业也越来越“挑”。10年前,不收55岁以上年纪的群体,今年,不少企业直接打出35岁年龄的界限。因此,这类半就业、半失业的“灵活用工”群体,基数还在不断扩大。更要命的是,随着1962~1975年中国史上最大“婴儿潮”变“退休潮”,这个问题正日趋严重。


乡村“灵活就业”的底线是做发夹、扎彩灯之类的来料加工——我们见过的一串串彩灯,就是他们手工一个个装起来的,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一天可赚二三十元,夫妻二人五六十元,家庭月收入一千五百元左右。


进无希望,退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村里多数50岁以上中老年人,心态日趋大同,“反正每个月再怎么搞,也能赚个千把块,饿不死就行了”……


|随时随地打牌,乡村中老年生活常态。


 第五类,失业人口。


按政府统计口径算,除70岁以上完全老年人,本村失业只有2人。


一位是上述F家的“闪电兄”,因不愿就业,另一位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K,他读的是一所职业高校,考不了研,而应届大学生就业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


小结


综上,从数据上看,小村的就业并没有很差,毕竟,真正的失业人口只有2人。但从质量上看,肯定不能算好:


一是,随着制造业整体困局,乡村“稳定就业”的基数在下降,劳动力不断从“稳定就业”向“灵活就业”,再向“打零工”挤压,内卷也很厉害,且越来越不稳定;


二是,“灵活就业”市场不断萎缩,哪怕打零工,也找不到新的就业增长点;


三是,乡村难再提供实现“阶(进)(城)跃升”的高质量就业,比如,装修小包工头D,以及还没有进城的另外五位货车司机;


四是,市场经济多少年了,乡村“创业”(包含搞个体)环境依然不乐观,营商环境长年缺乏改善,“关系”依然是创业的核心考量点……


管中窥豹,我们在讨论城市就业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乡村就业形势的衰退。譬如,各界在统计、研究失业问题时,只研究“城镇就业数据”“城镇失业人口”,而基本不研究乡村。


我们的稳就业工作,还要做得更踏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书。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