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界”梳理名单发现，此次新增加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分布在河北、安徽、山东、甘肃等地，其中山东省占比最多，共计6家医院获批，例如北京积水潭医院聊城医院；河南则再添两家医院，目前已拥有12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在此之前，已有7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入选“国家队”。至此，全国范围内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总数已达125个，它们将重点满足各区域的疑难复杂和重大疾病的医疗服务，同时带动我国医疗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随着建设要求越来越多，持续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瓶颈待突破？
图源：锐景
都想挤进“国家队”，地方面临考验
自2019年确定首批10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单位以来，我国一直在加快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遴选国家级高水平医院作为输出医院，到优质医疗资源匮乏、人口多的省份建设分支机构，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群众身边延伸，实现“大病不出省”的目标。
一位前医院管理者观察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规划和推动力度极大，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为此曾多次发布文件，明确项目的建设方向和实际管理办法等内容。另一方面，医疗薄弱的地区也想抓住此次机遇，提升当地医疗水平，“都想把患者留在当地”。
比如，湖北省黄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2年7月在其官网刊文，申报国家医疗中心项目既有中央资金补助，又有优质医疗资源输送，对本地医疗水平的提升具有重大作用，“不管是算政治账、算经济账，还是算民生账，都是值得的。”
这也促使多地政府对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热情高涨，除了将其列入当地政府工作目标外，部分地区还由省委书记亲自牵头，与输出医院进行项目沟通或积极组织专家商议申报经验。
黄石市政协副主席、市卫健委主任就在文中强调，申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是一件有利于黄石市卫生事业发展的大事，并且申报过程竞争激烈，经过多轮比拼，黄石才作为申报城市被省发改委上报至国家发改委，“机会十分难得”。
对于他所提到的“竞争激烈”，一组数据可见一斑：在第三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评选前，地方申报项目方案共59个，最终仅河北、内蒙古等省份所报的24个项目方案得以通过，超一半的项目落选。
为了挤进“国家队”，地方上要投入各种资源。河南省是迄今为止拥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数量最多的地区，除了与河南的地区特点相关外，也与实际规划与投入密不可分。
从2016年底开始，河南就率先在全国提出打造六大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据《大河报》报道，河南省财政厅社保处副处长张玉峰曾表示，省财政在收支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积极优化支出结构，累计投入11.7亿元，为河南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到2019年，省财政又安排政府专项债券13.5亿元支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河南省卫健委、省发展改革委、省编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相关部门还共同出台了财政投入、价格改革、医保支付、科技管理等配套政策。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药物与卫生技术综合评估中心付强等人在《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功能任务落实情况与关键问题探讨》一文中，对截至2020年10月完成批复设置的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主体医院功能任务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研究发现，影响中心功能任务落实的关键问题就包括对主体医院的财政投入和政策保障不足。前述医疗管理者分析，地方政府更多的诉求是利用大医院知名度增加患者粘性，从而进一步赋能区域业务项目的营收，但如何避免以往公立医院亏损的死循环，还面临很多考验。
怎么合作共建是关键
从前四批获准建设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来看，各地项目进度不一。“医学界”梳理发现，第一、二批已基本投入运营，三、四批部分项目尚在建设当中。
今年以来，众多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破土动工。2023年2月，重庆全面开工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重庆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医院、江苏省中医院重庆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累计投资103亿元；今年5月，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沙河院区）医疗综合楼封顶，预计2024年完工开业。
在合作层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会先确立输出医院名单，再由输入地与输出医院进行项目合作沟通后申报，最终由地方政府主建、输出医院主营，中央投资对每个项目支持原则上不超过5亿元。
对地方政府而言，通常会按照“一院一策”的原则量身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财政补助政策，对其建设给予重点支持。比如在今年3月，安徽省卫健委官网介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项目总投资预计18.8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4.8亿，剩余由安徽省和芜湖市按照4：6比例分担。
输出医院则主要负责输出品牌、专家、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并依托当地有一定基础的公立医院进一步在技术、项目、应用等领域寻求突破。
实际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不可避免会涉及输出医院与项目医院之间在行政、财政、人事、收费、绩效、财务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姚建红今年公开表示，其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问题，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功能定位认识不足。
比如有的输出医院在运行管理上深度融合不够，有的地方没有赋予输出医院充分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有的项目所在地本土人才培养缺少长远规划，有的地方体制机制改革力度不够。
《财新》在报道中发现，专家薪酬存在补助不到位的现象。有专家透露，当地政府曾承诺给派驻专家定额补助和本地医生1.5倍的绩效待遇，但实际操作却交由医院解决，而无论是当地医院还是输出医院，拿出这笔钱都有压力。
这造成承诺的专家薪酬无法兑现，输出医院无法派驻足额专家进驻当地，双方陷入僵持，“你这一个北京专家要跑到那个地方去，你不可能拿地方的薪酬，你应该高于北京同级同类的薪酬才有人来。”专家说。
对于此类现象，一位有着多年医疗机构管理经验的专家告诉“医学界”，如果输出医院、当地政府和项目医院三方的权责利划分不清、内部沟通融合度不够，可能会背离提升当地医疗服务能力的初衷，从而使“辐射周边地区”的愿景沦为“地方多出几家医院”。
初见成效
2022年，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印发《有序扩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方案》提到，到当年底，要基本完成全国范围内的规划布局，力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覆盖全国所有省份。
截至目前，这125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基本覆盖我国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所有省份，并加快向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布局，同时扩大至成都、广州等本就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地区。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设置，主要针对死亡率高、疾病负担重、转外就医集中的病种，重点建设肿瘤、神经、心血管、儿科等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最终向周边地区辐射。
例如，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山西共建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项目，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在云南、河南、深圳共建3个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北京儿童医院在保定、新疆、黑龙江共建3个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项目。
作为代表区域内国家级医疗水平的项目，它对于患者来说，一个最直观的标准就是这里能看疑难重症和少见病、罕见病，能够做高难度的复杂手术。从已运行的地区来看，“大病不出省”的初衷已初见成效。
譬如位于河南郑州市的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它在北京儿童医院的帮扶下，这几年快速发展：河南省儿童医院收治的疑难重症病种由74种达到了108种，累计开展核心技术由82项达到了114项。
与之相对应的是，患者的外转率明显下降。据该院院长周崇臣公开介绍，从2019年到2022年，河南省内到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的患儿，门诊下降了58.03%，住院病人下降了66.76%。
河南省卫健委主管的《医药卫生报》报道，位于河南省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华中医院负责人透露，该院外转率由2021年0.42%下降至2022年的0.28%，下降33%；输出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门诊河南籍患者2020年8604人，较2017年下降61.03%；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院河南籍患者2020年1572人，较2017年下降52.58%。
从长期来看，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能够促进区域学科建设和医学创新，合理优化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但另一方面，这会对当地基层医院产生一定的业务冲击，为其带来生存压力吗？
不过，在他看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同样面对这一问题，“如果只是单纯被市场热度吸引而没有长期深耕的准备，可能会面临医疗服务体量‘增收不增利’、‘有规模无经济’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