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媒体研究院 （ID：TencentMRI），对谈嘉宾：王婧璐、马凌、李建伟、李微敖、Jessy，编辑：张浩，主编：井婷婷，题图来源：《我们与恶的距离》
在“后真相”时代，资讯传播迅速，让人们对社会事件的颠覆习以为常，“阴谋论”更是参与其中煽风点火，铺天盖地的情绪宣泄，肆意泛滥的网络言论，让真相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便被人们抛之脑后。当真相被恶意与情绪裹挟，当攻击与揣测将你淹没，我们将如何找回事实的真相？
在腾讯新闻精品内容粉丝节上，腾讯新闻《较真》主理人王婧璐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建伟，《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李微敖 ，杭州取快递被造谣案当事人Jessy ，就此议题进行了探讨。以下是访谈实录。
王婧璐：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面对“激动的大多数”还可能找回事实吗？近两年网暴事件越来越多了，而在这些案例往往会和网络谣言相伴相生，很多时候一个谣言就引发了一场网暴。
还记得那个粉红色头发的女孩吗？仅仅是因为在考上研究生之后，在网上分享她和爷爷的合照，就无端地遭到造谣、遭到辱骂，在今年1月份她匆匆结束了自己不到24岁的人生。还记得那个武汉的妈妈吗？在经历了丧子之痛之后，她还要忍受网络上恶意的揣测和恶意的攻击，最后坠楼身亡。
网暴的背后是虚假的信息、是情绪的泛滥，而他们所制造传播的所谓真相是否曾经让你我在情绪的驱动下信以为真呢，面对激动的大多数，我们如何才能找回事实的真相？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受害者，更不要成为那个施暴者
Jessy：我是“杭州取快递被造谣事件”的当事人。在2020年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工作，有一天我下班正常去取快递，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偷拍发到了群里，朋友告诉我说你被偷拍了，并且在全网散播开了。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以我所住小区为中心方圆十公里，只要上网的人没有人不在吃瓜，我作为造谣当事人，像个小丑一样最后才知道，后来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维权，再到最后的公诉，两个造谣者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两年。事情结束了，但是网络暴力并没有随之消失。
从上海给外卖小哥200元红包被网暴跳楼的女士，再到发了和爷爷合照的粉色头发女孩，还有前段时间武汉那位妈妈，这些名字和标签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曾深陷网络暴力的漩涡，他们也都曾抗争，但是最后他们都在这个漩涡底下消失了。很多人会问我你为什么一开始选择了报警，你为什么要坚持诉讼，你为什么不算了呢？你是不是有点太较真了？我想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了，而我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还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吗？我们在网络空间生存久了已经习惯把每一个人都符号化，忘了他们也曾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
试问当有一个人身受重伤，满身鲜血倒地的时候，我们还会问他“你为什么选择报警吗？”网络暴力也是一把利刃，作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也会伤痕累累，只是这无形的伤口无法被我们每个人用肉眼看到而已。每当有人随意地撬动键盘，自以为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指责他人的时候，他们只是看到了片面的真相却当做了全部的事实，然后肆无忌惮地抒发他们心中的怒气，每一次不假思索地按下发送键，都如同拿起了手中的那把利刃，重重地捅向了对方。
现在我离开了杭州，又因为工作重新回到了北京，虽然每天都有加不完的班，但依然爱吃爱玩爱臭美，网络世界可能依然存在着许多危险，但是现在的我一点都不害怕了。身处嘈杂喧嚣的网络时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受害者，更不要成为那个施暴者。
为什么女性更容易被黄谣攻击？
王婧璐：我最近看到过一些报告，在造谣的事件当中，女性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请复旦大学的马凌教授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现象，这些传谣者是什么样的心理？
马凌：其实联合国以及各国心理组织都有过各种各样的研究，有数据证明确实女性在网络上更容易被造谣，特别是造黄谣。
第一是社会群体结构的问题。我国虽然提倡两性平等，但实际上确实存在大量的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互联网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刻，女性更容易受到攻击。
第二是女性的语言表达一般更温和、包容，更没有攻击性。在面对暴力时不一定能第一时间奋起反击，所以谷女士就非常重要，因为她是非常较真的反击型。
第三从互联网传播的总体特征来说，因为个人的匿名性以及广泛参与性，使得性别歧视、性别谣言以及性骚扰，在网络世界比现实更频繁、更恶劣。关于女性的议题，有时候被当成私事，公权力的介入是比较慢，也比较少的。特别是言语暴力，基本上不用负责任，我们看到都是封账号、永久禁言、罚款500元，这样的程度都是更容易使女性受到攻击。
如何更加有效、快速地捍卫真相？
保护当事人？
王婧璐：我们现在会发现网络媒体上的谣言，尤其像黄谣已经成了洪水猛兽。作为资深媒体人，您20多年都一直坚持在现场，请问在这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做法和行动，更加有效、更加快速能够捍卫真相，保护当事人呢？
李微敖：我看过一部美剧叫《犯罪心理》，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邪恶无关于文化，而是人性”。这确实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至于说到怎么迅速参与或者制止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第一，作为传统媒体人永远无法赶上社交媒体的速度。
第二，对于坚守操作规范的媒体人，当一个事情已经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的时候，不管是黄谣还是其他的，首先是寻找核心信息源。这是区别社交媒体，区别自媒体最重要的一点。比如像Jessy这个事情，信息源是她本人，怎么找到她本人进行求证，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进行多重求证，这是要做的。我甚至认为就算慢一点，也要确保信息是正确的。
王婧璐：您刚才提到宁愿慢一点点，但是可能慢一点点效果和辟谣真相的声量就小了一点点。
李微敖：这是无解的问题，我最近做了一个选题，我说我幸好有拖延症，否则我又会被骗。至少目前来说，我只能接受这个事实，我宁愿自己稍微慢一点点，除非像突发性的灾难，比如火灾、地震等。包括传统媒体、机构媒体人需要追求速度，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像其他网络社会热点事件，包括各种各样的段子，可能并没有那么着急，晚一个小时、一天、两天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这是要坚守自己的职业规范，才能保证价值所在。
普通人遭遇网暴后，找到靠谱律师很困难
王婧璐：回到Jessy的故事，因为我们也知道你有非常长时间的煎熬，维权也是很不容易的，在维权过程中你觉得最艰难的点是什么？
Jessy：我觉得对于维权来说最难的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证据，如何寻找证据和固定证据。在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最大的困惑，我没有办法找到证据，因为很多贴子被删掉了。我在这件事中我自身是很幸运的人，我在每一个节点都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当时热心网友以及微博大V协助我找到了证据，让我坚持走完了维权的这条路。
王婧璐：Jessy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案例也被写进了最高检研究报告，包括也入选了“2021年十大法律监督案例”，可见其重要性。但是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当遭遇到网络谣言和网暴的时候，司法维权非常艰难，我想问一下李建伟老师，作为一名法律人，怎么看待维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李建伟：难点就Jessy这个案子来讲，她讲的一点非常对，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赶快找律师帮助这是无用的建议，对于明星等公众人物，他身边可能有相对靠谱的律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实找到一个靠谱律师的难度，可能远远比找到侵害你的人更加困难。
当然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迅速找到身边的律师提供指引。网络上黄谣的侵害，主要是寻找证据和固定证据的困难，这个时候找律师，其实还不如直接找真正懂网络技术的人，对于他的帮助更加直接、更加快速。
我从事法律工作，知道这个事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但是方向性的策略真正落到实处，需要把这些证据挖掘到、固定到，而这需要靠理工科出身的技术人员的帮助，这才是第一波应该真正去做的工作。
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全社会的不公，希望更多被造谣的女性勇敢站出来
王婧璐：最近有一个现象，那就是“过度维权”，包括有一些人在事实都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放到网上，引发当事人非常大的困扰。普通人在做维权的时候，如何做到有边界、有分寸，不过度维权呢？
李建伟：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包括Jessy也在内，在维护权利的时候，任何权利都有边界，因为你权利的边界正是别人权利的边界。如果你越边界的时候可能就触犯到别人的利益。比如川大女生的案例，包括川大党委对她那么重的处罚，我觉得从事情的整个过程来看，她不仅仅是技术上或心态上毛躁了一点，确实在侵害老爷子的过程中，还是有比较大的过错的，但是和Jessy事情不同的。
造黄谣主要是指向女性，年轻的女性，尤其美丽的女性，尤其是武汉的妈妈一样，首先是她外表较好，可能会刺痛了一些社会上极其失败，心理上极其无能的那些男人，使他们在网上发布那些议论。
更重要的是Jessy这个案子的欺诈，这个案子的毒害性远远大于武汉妈妈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两个犯罪分子，他们加害人选择的随机性，这才是最恐怖的。假设这两个罪犯如果和Jessy有直接的接触，有邻居上、生活上的不快，甚至有仇恨的话，费尽心力编造这个谎言，我觉得都是很普通的犯罪，恰恰在Jessy跟他们根本不相识，还伪造了两个之间的微信往来，这才是令人震惊的。
有一位西方的先生曾经说过，“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全社会的不公”。这个道理在于如果Jessy这个事情如果不站出来维护她的权利，实际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Jessy，这是毫无防备的，现在强调的还不是维权的边界问题，尽管有川大女性非常极端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是鼓励Jessy这样的人的勇气问题，我觉得Jessy这个案子给我们最大的启发：
第一，她有非常强大的内心，就像生活遭受了委屈一样不要急于妥协。第二，勇气，我要亲手把侵害我的人送上法庭。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我想针对女性的黄谣就会少很多。这些人渣现象的产生跟受害者保持沉默息息相关，我希望全社会有更多Jessy的出现。
我们普遍患有“信息疲劳综合症”，理智还没穿上鞋，情绪已经上路，谣言已经抵达
王婧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激动的大多数，在网上很容易被情绪的洪流所裹胁，不知不觉自己变成键盘侠了，这边也想问一下马凌老师，从传播学的角度，大家为何这么容易就激动了呢？又该如何找回事实，在激动的时候自己怎么做到冷静一点呢？
马凌：其实是很难的问题，我也把它总结了三个方面：
第一，海量信息与涣散注意力巨大的落差。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年代里，其实国外已经说了，我们普遍患有一种“信息疲劳综合症”，导致我们花在每一条新闻上的时间不长于8秒，8秒时间不足够我们判断信息的真伪，也不能判断这个新闻的质量，所以我们可能情绪被挑动起来了，然后转发了、点击了，注意力转向下一个话题了，这样信息的分配习惯，也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理想环境，当理智还没穿上鞋的时候，情绪已经跑在半路上了，谣言已经抵达了。
第二，人类普遍的心里偏好与媒体盈利动机的相互成就。刚才大家也都议论了，人性天生有偏阴暗的一方面，凡是粗俗的、暴力的，特别是涉及性的，全世界来讲都是受到欢迎的，包括纽约时报都研究了，他们被分享最多的新闻就是能够煽动情绪的新闻，如果有不良的媒体，特别是自媒体，为了博取眼球来赚钱的话，它会故意来挑动大众情绪。
第三，认知偏差与信息过滤情绪的恶性循环。我们人类的认知有一个特点就是贴标签，贴标签是处理复杂问题的简单方式。当我们面临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使用旧的标签定义，不可能实事求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很多平台，可能使用了某种方法来制造一种信息流瀑，公众会加上自己的偏见，看不到事情的全貌。
新闻学来讲，唯一的解法不是去找具体怎么造谣，我们觉得有一个谣言公示很重要，叫信息重要性×信息模糊性×公众判断力，我们觉得要加强公众判断力，提高大家的媒介素养，比如说可不可以让信息先飞一会儿，迟缓一下做判断。另外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朋友圈，不要轻易发表自己的评论，都是非常简单的常见操作方法，但都有可能避免让我们成为谣言的助手。
李微敖：身为调查记者，我被网暴过，也成为过“激动的大多数”
王婧璐：如何不成为“激动的大多数”？
李微敖：实际上是这样的，我在使用微博社交媒体的初期刚开始很激动，习惯上在微博上跟人吵架，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不吵架了。这次4月份张继科的事件，其实远远超乎我的想象，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在我发的每一条微博上进行各种各样的辱骂、攻击，甚至一些很明显的造谣，你说我情绪受不受影响，我肯定受影响。但是我扪心自问我有没有做亏心事，我到现在睡得也很好，可以自由发言。
在我的理念里，新闻记者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是监督、批评公共权力。在我认为正规媒体、传统媒体、记者实际上也是社会公共权利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坦诚面对这些质疑、批评。所以我的策略是放开所有的评论，只要不涉及到我家人，你们爱怎么表演怎么表演。
说到激动的大多数，我想举一个案例，即使我们从事这个工作这么多年，2020年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受情绪的影响，通过电话和短信的方式去批评一个科学家，但是后来我知道我错了，这种事情扪心自问我也会犯。
王婧璐：谨慎、理性真的是人性之光，最后想请每一位嘉宾对激动的大多数说一句话。
马凌：真正伤害我们的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李建伟：爱护自己，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
李微敖：激动的依然会激动，试水的依然会试水，我只希望更多的同行、职业媒体人能够稍微更冷静一点，稍微慢一点点。
Jessy：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要让它成为伤害别人以及被伤害的武器。
王婧璐：非常感谢今天四位嘉宾的分享，给到我们的力量、理性以及勇气，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媒体研究院 （ID：TencentMRI），对谈嘉宾：王婧璐、马凌、李建伟、李微敖、Jessy，编辑：张浩，主编：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