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你跳出乌烟瘴气的社交媒体，也会有不少政治学者会在《Politico》或者《New Yorker》之类的顶级媒体上大骂基辛格是人类历史上最差的人之一或者最没有良心的人。
反观中国，我们一直视基辛格老爷子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驻美大使空缺5个月之后，我国新任大使，前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递交国书，会见美国副国务卿之后的第三件事就是到基辛格老爷子康涅狄格州的家里面去恭喜他生日快乐。在国内，但凡提到基辛格老爷子，评价几乎都是正面的。赞扬基辛格某种意义上已经是我国国内的一种政治正确。
那么为什么为美国几十年外交格局和冷战胜利的基辛格，名声现在在中美两国有那么大差异呢？
这还要从他传奇而不那么道德的一生说起。
01
自古才子多风流，基辛格也不例外。他有句名言：“Power is the ultimate aphrodisiac”（权力是最好的春药）。
而作为超级大国的顶级智囊，他对于女性也有强大的性吸引力。1972年，基辛格曾经被票选为《花花公子》旗下兔女郎最想约会的内阁成员。
理所当然的，基辛格的风流史那绝对不少。国内有人做过统计，基辛格知名情妇有5位，另外有两段婚史。
他的五个情妇里面，除了一位尼克松的新闻助理之外，四位都是好莱坞女影星，其中一位丽芙·乌尔曼还曾经获得金球奖，2次入围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另一位吉尔·圣约翰则曾是一位邦女郎。
这风流债，不愧是基辛格博士啊。
其实相比于基辛格的风流，他的从政经历更加传奇。
基辛格在学术领域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对外关系协会或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担任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研究主任。这个地方可是精英云集，藏龙卧虎之地。
有人称对外关系委员会为美国的影子“国务院”，绝非言过其实。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40%的美国外交政策高级官员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艾森豪威尔本人曾是委员会成员）;在杜鲁门的领导下，42%的最高职位由理事会成员填补。在肯尼迪政府期间，这一数字上升到51%，并在约翰逊政府期间达到57%的峰值。
之前笔者曾经想到那个地方去实习，然后被拒绝了，十分遗憾。
在委员会担任主任期间，基辛格不仅写出了著名的《核武器与对外战略》一书，还认识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对，就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的洛克菲勒。
这位洛克菲勒曾在二战末期担任主管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担任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曾经是4任纽约州州长（1959-1973）。最后在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后成为福特的副总统。
他可是基辛格的贵人，先是将其作为私人助理参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一些文件的起草，后将其纳入自己的总统竞选团队。在1964和1968年两次参与竞选的过程中，基辛格的地位快速提升。到后来洛克菲勒的演说大部分出自基辛格的手笔，成为了洛克菲勒的管仲。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外交官说事儿”公众号考证，在洛克菲勒的演讲中，多次出现要和新中国对话和建立崭新关系的段落。这毫无疑问就是出自基辛格手笔。这也为基辛格在之后到访中国埋下伏笔。
回到美国选举中，和管仲一样，基辛格也会在公众场合毫不留情的攻击后来的雇主尼克松。甚至称尼克松是个“才能低于平庸的人”。这可是毫不留情面的攻击啊。
但是在1968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党内初选结束之后，尼克松击败了洛克菲勒成为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并最终获得了1968年总统大选的胜利。
这时候尼克松电话到了，他没有邀请洛克菲勒加入他的内阁，反而是邀请基辛格加入他的团队。
11月25日，基辛格见了尼克松。作为长期浸淫在政坛的老油条，尼克松开口就震撼了基辛格。他不仅认为越南问题是短期问题，他还表示将会更加关注北约、中东、苏联、日本以及和中国的关系这类长期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当时因为越南导致的战略困局。
这种立足于全局的考虑让基辛格不由得为之一惊，也让基辛格重新思考尼克松邀请的分量。之后尼克松“建议”基辛格给他写一份关于对“最有效的政府结构”的看法，并让未来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安装一部直通基辛格办公室的电话，以方便总统随时与教授交谈。
这一套操作让基辛格有些动摇了，之后他和老主顾洛克菲勒聊了一回天。这场谈话是决定性的，在交谈中，洛克菲勒告诉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要去尼克松的政府。
于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一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有权势的组合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02
上任伊始，基辛格和尼克松就面临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其中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体面的结束越南战争。
195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以各种方式介入越南国内革命战争，1964年借助后面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北部湾事件扩大了对越南国内的干涉，并最终导致了我们熟知的越南战争。
在1969年的4月越南战争的最高峰，美军派遣了超过五十四万美军驻扎参与越南战争。到1973 年美国停止介入越南时，前后已有超过 310 万美国人驻扎在越南。
而更要命的是，由于美军及其仆从军在越南的暴行以及大量的伤亡，美国国内出现了大量反战运动。著名的嬉皮士运动，民权运动都是在1960-70年代借助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企而推广开来的。
而经历二战后大规模援助复苏的法国、德国、日本也开始崭露头角，美日、美欧相继出现关系不稳定，苏联在核方面的快速扩张以及常规军事的投入也在挑战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这些都直接导致国外盟友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快速降低。
这就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上台时候的烂摊子，名副其实的内忧外患。
这种烂摊子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地狱开局，但是对于政治天才来说则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
那么两人上台之后的首要挑战是什么呢？
那就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
当时的越南战争可不只是越南和美国及其仆从国的博弈。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1950年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但是在稍早前，我们就援助越南进行抗法援越战争。1954年，中国支援下，越南共产党获得了奠边府战役胜利，最终北越解放、南北越分治、并迫使法国退出了印支地区。
在1964年美国扩大在印支地区的介入之前，中国长期以来都是越共的最大支持者。而到了1965年，随着苏联勋宗上台和美国开启新一轮对抗，苏联宣布开始大规模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
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大家都应该记得，中苏之间在1958年之后就发生了部分决裂，之后在1964年中苏莫斯科会谈中关系完全破裂，1965年后对越南的援助就不再是一种完全立场统一、有协调的援助。1969年尼克松上台之后就提出了越南战争越南化的方针，开始从越南撤军，试图让越南人打越南人。
但是和2021年拜登灾难性的从阿富汗撤军不同，尼克松始终强调的是从越南体面的撤出。
常言道，军事行动最难的部分就是撤退。所以尼克松和基辛格组合选择了一条强势撤离的路径：1、加强对越共的打击，并增强南越的自保能力；2、减少越共背后的支援。
第一条路径的结果是让美军扩大了对于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印支地区的打击范围并且通过政变给我们送来了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还通过高强度军事打击来限制越共在战区的经济基础。后来通过包括后卫行动2等一系列军事行动，沉重地打击了越共在整个印支地区的经济、军事能力。
美军军事打击行动最终迫使越南认识到美国是有能力阻止越南对于南越的所有军事行动，阻止其在美国撤离之后立刻实现统一。
尼克松还大力要求南越推进包括土改在内的经济政治改革，编练新军，客观上加强了南越政府的财政和战争能力。
但相比于前者，更重要的是减少越共背后的支援。这时一个天赐良机摆在了基辛格和尼克松面前。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中国再一次面临苏联核威胁。
在竞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基辛格和尼克松两人都是有想法通过改变中美之间的局面来改变美国在国际上暂时不利的态势。
所以在关岛宣布了尼克松主义开始在外交上进行风格转变之后，尼克松顺理成章地将和中国改善关系以限制越南的战争潜力作为重要方向。
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中国长期以来是越共的首要援助者，在1964年之前，苏联主要希望和美国和解，对于越南的军援十分克制。而同时我国不但大量援助越南，还从1965年开始派遣了超过三十万包括防空兵、铁道兵等技术兵种，进入越南参与抗美作战，并要求美军不得越过北纬十七度线。
第二当时越共的军事援助除了从中国的援助之外，很多苏联援助也会走中国的铁路运输，1965年3月3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在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美军打得最艰难的时候，从中国的陆路运输支持了中国和苏联两方对越南的援助。
当然，随着1969年中苏交恶，边境陈兵百万，这条陆上援助路线就暂停了。
中苏交恶对深陷越南泥潭的美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利好消息，任何顶级战略家都不会忽略这个机遇。
当时的尼克松还不敢想象中国联手美国对抗苏联的情景，但是他还是在1970年对着《时代周刊》记者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而事实上，我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969年2月珍宝岛事件之前，毛泽东就提出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共同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至7月，四位元帅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第一阶段六次研讨，确定了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判断。
这时中美关系的转变就只剩一张窗户纸了，而这个刺破窗户纸的过程就是基辛格到访中国之行。
基辛格的来访前后中美秘密沟通和遗憾的信息不畅在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中有详细的回忆，笔者在此不加赘述了。这里我引述一段老爷子在书中对于会面原由的概括：
“对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正是我们出现在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于转移美国人对越南的注意力，毛的决定是为了迫使苏联在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之前投鼠忌器。双方都输不起。双方都知道此举所关系到的利益。”
作为先行者的基辛格终结了中美长达二十多年的直接外交冰封，更是为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也为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创造了条件。
而基辛格和尼克松代表团在1971年7月、10月和1972年2月的访华对美国更重大的意义是颠覆了美苏中越四角在越南战争中的格局。
首先是苏联，苏联1969年在珍宝岛事件之后曾向美国方面暗示过，想对酒泉，西昌一带的中国导弹基地和北京-长春-鞍山一线的守军及工业发起核打击的意图。之后美《华盛顿明星报》就刊登了《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文章，这为基辛格访华奠定了基础。
而在之后尼克松访华期间发布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双方共同意见并不多。但是就是在这很少的共同意见中，反（苏联）霸权主义就成为了重中之重。这个近乎180度的转向直接为之后中美建立针对苏联的准盟友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尼克松访华期间，毛主席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撤军后不会大规模向越南派出部队的意见，为尼克松体面撤出越南提供了中国的政治承诺。
第三是美国通过访问中国在包括越南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战略主动。在基辛格推进和中国沟通的同时，他和尼克松同时也在多线程的推进美苏和美越谈判。而这时候基辛格和尼克松就开始利用刚刚从北京访问获得的筹码了。
早在1969年8月，以基辛格为首的美国方面就开始推进和越南的秘密谈判，之后为了解决谈判僵局，美国还通过多勃雷宁建立了越南和谈的美苏管道。在基辛格从北京返回华盛顿之后，基辛格向多勃雷宁通报了自己的访华情况与尼克松的访华事宜。
“基辛格直言不讳地表示，之所以要缓和中美关系，是因为‘尼克松主要受到适当地改善与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帮助解决越南僵局的希望的刺激’，从而有利于他1972年的连任竞选。同时，基辛格还暗示：‘如果苏联政府认为利用其影响力促成越南协定是可取的，那么这会在其他问题上有助于改善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越南冲突的继续一定会对这些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在先后和中苏沟通之后，尼克松于1972年1月25日公布了美越巴黎秘密谈判之事，并指责北越故意拖延谈判。然后通过美苏渠道向河内施压，以美国在1972年从南越撤走全部军队，换取释放美国战俘以及在撤军期间，河内不再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
这时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对美态度调整，反而让越南感觉到了紧张。决意发起著名的1972年复活节攻势。这次攻势正好在尼克松访华与5月美苏莫斯科峰会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北越对中美、苏美之间互动的一种抗议。
而美国在获得了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表态后，也采用强硬手段打击越共复活节攻势。这直接导致了越共二三十万进攻部队损失十多万人，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
有意思的是在战前， 基辛格曾经通过美苏管道向北越表示，只要北越不生事，他们可以在两三年后获得他们所想要的一切，但是如果他们现在不放弃，尼克松肯定会再对付他们四年。这种威胁和糖果并存的谈话并没有阻止北越的复活节攻势，而尼克松也说到做到，在越南打断了越共进攻的脊梁。这为1973年美越在巴黎签署和平协议奠定了决定性一步。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从长期来看，中国极大的受益于中美关系破冰以及之后的正常化，但是就当时而言，美国从我们这获得的远比我们从他们那获得的多很多。
通过穿梭于中苏越三方之间，尼克松在一个任期之内完成了从越南泥潭的体面抽身。基辛格也因为签署和平协议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且在1973年9月升任尼克松的国务卿，成为尼克松的管仲。
03
如果你认为基辛格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或者亲近共产党的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在他和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一大批小约翰可汗口中奇葩小国的人间之屑也在历史舞台很是表演了一番。同时在他的主导下，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国-以色列-中东安全体系以及石油美元体系才得以建立。
比如受到CIA支持的著名的非洲三大暴君都和基辛格有一定交集，其中中非皇帝博卡萨送给过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很多西方领导人当地特产——钻石；基辛格推动了与蒙博托的合作，并共同干预安哥拉内战；而受到CIA支持的阿明是在1971年尼克松任期内发动的政变。
这还不算完，基辛格最著名的道德污点是他和尼克松为了推进南美地区的反共事业，让智利和阿根廷军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之前的民选政府。在智利，1970年阿连德作为Unidad
Popular（“人民团结”）联盟的领导以36.2%对34.9%的微弱优势赢得了1970年大选。这位左翼总统由于公开表达了他社会主义和亲古巴政治倾向，引起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严重关切。自从美国自认为拥有昭昭天命以来，拉美就被视为美国的后院，并且在20世纪初通过战争和美洲国家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协调”，美国确定了其在拉美的绝对主导地位。
早在冷战爆发之初，美国就确定了拉美绝对不能让共产党扩张的政策底色。于是尼克松政府根据基辛格的意见，授权CIA 鼓励发动在总统宣誓前发动军事政变，以阻止阿连德就职，但该计划并未成功。当选后一个月的1970年10 月 20 日，拒绝参与军事政变的智利陆军总司令勒内施奈德将军被枪杀。11月3日阿连德就任总统就危机四伏。作为总统，阿连德寻求将主要工业国有化，扩大教育并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这其中国有化工业又碰了美国人的逆鳞，毕竟当时智利铜矿和银行的重要股东就是美国人。不得不说阿连德在经济方面虽然有一定建树，但是国内通货膨胀率也是居高不下，这一方面有国内的国有化导致的经济波动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尼克松放弃金本位和大宗期货波动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最终在美国策动下，智利国内反阿连德势力联合起来指责其违宪，并在CIA的帮助下开启了针对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之后智利开启了长达20年的皮诺切特军事独裁白色恐怖时期。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邻国阿根廷，1974年，阿根廷开始了著名的“The Dirty War”，肮脏的战争，开始了对于左翼人士的清洗。
1976 年，豪尔赫·魏地拉(Jorge Videla)领导的阿根廷武装部队推翻了伊莎贝尔·庇隆。基辛格为军政府“开了绿灯”，允许他们秘密镇压左翼游击队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其中数千人在被处决前被关押在 400 多个秘密集中营中。
基辛格对于南美、非洲暴君的纵容，直接导致了相关地区无数人和家庭的悲剧。而美国在南美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验也最终导致了南美在80年代的经济大崩溃。
可以说基辛格对南美、非洲地区的发展现状是负有历史责任的。
说完污点我们最后再说一个基辛格的功绩，那就是我们这两代人所熟悉的中东秩序以及石油美元，也是基辛格奠定的。
和很多人印象以及营销号吹的不同的是，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早在50年代以色列推进核计划的时候，以色列的最主要合作对象就是法兰西。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也是联合法国、英国演戏，而美苏则站在阿拉伯的一方。
事实上，自从美国拥有核武器之后，核不扩散就是美国的国策。因为核扩散之后美国的统治成本和军事优势都会大大改变。
所以从50年代以来，美国对苏、中、英、法、德、加、巴（西）、朝、韩、日、印、巴（基斯坦）、南、我国台湾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核计划都进行了打压或者政治交易。要知道在曼哈顿计划的时候，加拿大就是参与国啊，它到现在都没有核武器，可见美国在这方面有多上心。
而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毫无疑问的造成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紧张，而且早期美苏都在争取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那个时候去蹭以色列无疑是脑子出问题了。
但是1960年代，随着以色列渐渐越过核门槛，以及苏联在中东的扩张，美国逐渐默许了其核计划并开始转变对以军事态度。
2006 年 4 月 28 日，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首次解密了 30 份美国政府文件，披露了在尼克松执政的第一年就以色列核武器计划展开的高度机密的政策辩论。
整体来说，1967年以色列就拥有了核装置，尼克松政府上台之后的1969 年 4 月，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领导的高级审查小组 (SRG) 成立，开始审议并向总统提出以色列核问题的行动途径。
从现存的一些资料来看，基辛格虽然是德裔犹太人，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的以色列国并没有太特别的情感。
但是很快，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1973年9月22日，基辛格升任国务卿，而这个时候离著名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就剩下半个月了。
1973年10月6日，埃及为了夺回西奈半岛，再次与失去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在赎罪日联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战争开始的头三天，埃及迅速突破了苏伊士运河上的巴列夫防线，快速进入了西奈半岛，而叙利亚方面也以突袭的方式抵达戈兰高地。
此前欧佩克国家已经反复通过各种渠道表态，如果不支持阿拉伯世界拿回1967年被占土地就会遭遇石油禁运。这对于尼克松政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时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由于1971年抛弃金本位等因素，已经开始上升。支持以色列毫无疑问会对其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年初水门事件已经爆发了，当时也已经有竞争对手开始准备弹劾尼克松。战争开始四天后，副总统斯皮罗·T·阿格纽被迫辞职。
说句实话，如果放现在的美国政府，估计已经麻了，做不了实质性军事和外交操作，顶多国务院说几句话就完了。但是当年的尼克松政府并没有失能，以基辛格为首的外交军事团队时刻关注着这场大战。
中东战争前两天的突袭以及前线的高伤亡率震惊了以色列，所以10月9日以色列在反攻开始的同时也向美国求助，要求装备和弹药以补充巨量的库存消耗。求援的方式也很简单，外交文件+核武器和运载器合体。
是的，你没看错，10月8日，以色列开始核威胁美国。有一部分杰里科导弹和鬼怪战斗机开始安装核弹头，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前线失败。
9日，该情报被传递到了基辛格以及尼克松的案头，这也成为著名的“五分钱行动”的直接诱因。当天尼克松和基辛格就决定了向以色列开始进行军事运输，并在12日决定“把一切能飞的东西都飞向以色列”。
之后以色列完成了对于埃及和叙利亚以及阿拉伯远征军的反攻，并实现了对包括埃及第三军在内的埃军主力的包围。这时候，苏联开始准备亲自下场了，海上苏联舰队开始了和美国在东地中海的对峙，陆上苏军空降兵和陆军随时准备空运到阿拉伯战场来强制执行联合国停火决议。
基辛格的外交表演时间到了。他准确的嗅到了埃及如果要保住第三军、保证首都安全以及拿回西奈半岛的领土都必然有求于美国的时机，开始推进阿拉伯世界领导——埃及与苏联切分的计划。
10 月 25 日中午左右，基辛格阐明了美国针对阿以冲突的新政策的原则，他说：我们的立场是……引发这场战争的条件显然是阿拉伯国家无法忍受的，在谈判过程中有必要做出重大让步。问题在于将阿拉伯对领土主权的关注与以色列对安全边界的关注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双方的谈判进程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话说的是不是特别冠冕堂皇。与之配合的是一小时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340 号决议，决议实现全面停火，第四次阿以战争结束了。
之后基辛格开始在中东的穿梭外交，推进了以色列撤离运河西岸以及叙利亚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并推进了联合国在当地的维和行动。
之后基辛格又参与推动了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后撤20-30km的1975年《西奈临时协议》，这项协议成为了以色列第一批用土地换和平的协议，同时增强了美国在以色列和埃及方面话语权。
以色列认可了美国的斡旋能力，为之后与埃及签署历史性的《戴维营协议》奠定了信任。而埃及则切实地感受到了领土回归的可能，为1976年埃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并且背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签署《戴维营协议》创造了条件。
通过改变当时阿拉伯世界军队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埃及对以色列的强硬政策和亲苏政策，以色列在伊朗崛起之前，再没有明确的可以威胁其生存的同等大国。可以说，1973年，以基辛格为核心的美国外交团队，塑造了我们这两代人印象中以色列获得美国无限支持和安全保障，并且建立以以色列军事小超级大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的印象。也为美国成功建立石油美元奠定了决定性的地缘政治基础。
说到这也不得不承认，基辛格也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来猜一下基辛格是多久开始向中东国家正式提出石油美元这个提议的呢？
关于这个时间节点的说法有很多，但是1974年由基辛格撮合，美国财长访问沙特讨论沙特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密约无疑是十分引人关注的。
这份2016年由彭博社公开的秘密经历表明在1974年7月，当时财长西蒙与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沙特达成了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提供军火和设备，条件是将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定价货币。作为回报，沙特将数十亿石油美元收入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国财政。
这时候距离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还不到3个月啊。而这么大的事，几天就签署协议就说明前期的很多讨论已经完成。那么更恐怖的事情就出现了。可能在中东战争后的穿梭外交期间，基辛格就已经开始张罗这个事情了。而当时还是美国遭受产油国联盟制裁的时期啊！
我们正常人如果当时访问其他国家，脑子里肯定是先想着怎么解除制裁就好吧。基辛格不一样啊，除了解除制裁，他还在推销石油美元。这才能说明7月为什么就能签署这个密约了。
这一套体系为美元在这几十年的发展出力巨大，基辛格甚至还为这个模式发明了一个著名经济术语“石油美元循环”（petrodollar recycling），厉害吧。
04
按理说，即便基辛格有污点，但是为美国做出那么大功绩，为什么会被骂成国贼呢？
首先这就要说美国之前的大环境是对于现实主义越来越不看重了。
在冷战后，从大环境来说，美国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霸权，这个时候强调均势、安全以及边界的现实主义对于美国的政治精英来说更像是枷锁。他们习惯了挥霍自己认为无上限的权势，肆意的改变地缘政治平衡而不用担心报复。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人真的相信历史的终结以及民主必然导致和平。对此基辛格在《华盛顿日报》的一篇百岁采访中对这种心态有精确的描述：
“美国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相信自己是无私的，我们没有纯粹的国家目标，而且我们的国家目标在外交政策中很难实现，以至于当我们通过讨论来修改它们时，我们会招致反对者的不满。”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观点能占上风，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在智力上更优越，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观点本身应该占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情感和强大的力量相结合的表现。但它通常不会被当权者提出来。”
这种伴随着美国诞生以来就存在的昭昭天命和山巅之城的使命感，让美国很多人会在一些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的方面进入一种传教士心态。而这种心态伴随着冷战的胜利到达了一种高潮，这也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末成为主流的重要原因。现在在美国政坛上活跃的比如布林肯这类就是代表之一，他甚至不懂得为得到国家利益，他需要做出一些交换。
其次，从民众的角度来说，他们虽然享受了现实主义的收益，但是并不会有很多人去告诉他们，今天的生活是通过那些肮脏的手段获得的。他们会本能的想切割这一段历史，因为这种切割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心安理得，所以会本能的反对他们。
很不幸，以及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遵循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他们尤其相信政治不能把某一特殊国家的道德追求混同于支配世界的道德法则，他们强调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之间的区别，把国家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上。
而这会被认为不道德的，是恶心的。基辛格们的存在不断提醒着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民，你们的生活建立在不道德的基础之上。所以，当盛世来临的时候，现实主义者往往就会被冷落和被批判。
所以在现代传媒全民全程参与政治的背景下，很多有“道德优越感”的选民自然也不会选择与现实主义风格太过亲近的政治家，自然也会从道德的角度去批判现实主义。而把很多独裁者，军政府推上统治位置或为之保驾护航的基辛格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些人从心里反感的人物，因为他本身就是美国黑历史的一部分。
最后，就不得不说我们自己了。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国与中国接触，是中国复兴的核心原因。中国的崛起都来自于美国的施舍。但是现在中国不仅不断的民主自由还在挑战美国的位置，那这就是大逆不道了。
这种典型的美国反华话术，从我们真正的中国人的角度看起来就很可笑，毕竟我们自己的为此付出的冷暖自知。
但是从不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和美国反华分子眼里看来，基辛格与中国的世纪和解就是中国抢夺美国工作，损害美国霸权，挖美国墙角的行为的根源。他们并不会考虑到冷战时候美国从中美合作获得的收益，以及这么多年的低通胀与中国人辛勤劳作之间的关系。所以基辛格是国贼。可以说基辛格的成功源自于苏联巨大的竞争压力对美国带来的生存需求。他的晚年看到了美国霸权的巅峰，但也感受到了来自盛世的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可能是现实主义者的不幸。基辛格曾经抱怨说，拜登总统是50年来头一位没有在上位之后邀请他去白宫会面的总统。对于基辛格的怠慢，几乎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仅仅是前后脚。
奥巴马在当选后的八年中与基辛格关系并不好，在任期中从来没有就外交问题咨询过基辛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觉得基辛格会玷污他的崇尚道德和民主自由的外交风格。而特朗普虽然一度和基辛格有过比较多的接触，但是与基辛格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冲突后，也不再向基辛格询问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策略。事实上，著名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也长期不被重视。根据他上个月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讲演，这么多年都没有官方机构找过他向他透露信息并且咨询他的意见。
当然也许这不光是因为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更可能因为他写过一本书《以色列游说团与美国外务政策》。不管怎么说，现实主义在现在的美国并不是很受待见是事实，笔者的一个美国国际关系学老师也曾半请求地要求学生在其毕业论文中更多的用现实主义的逻辑进行思考。
这种对于现实主义的漠视，或者对于美国霸权的幻想，直接导致了美国在冷战后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不仅打压俄罗斯、还打压日本、欧盟、中国、伊朗等一切地区强国或势力。
同时在之后面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复兴，美国选择的方式是扶植小国或者小的势力对抗地区大国或者大势力。
但是可能最让基辛格这类大师痛心的是，美国不光没有扶植起成熟可持续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甚至美国在中东推进的意识形态革命——“阿拉伯之春”直接最终成为解构美国的中东安全体系的毒药。
十多年过去了，美国原有的基于以色列和阿拉伯独裁者、君主国的军事联盟体系被打破。埃及和沙特不再视美国为解决地区问题的唯一选择，以色列深陷伊朗及其盟友的包围。
而本来应该被绞杀的“邪恶轴心”伊朗不但还活着，其领导的“什叶派之弧”还保住了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和也门胡塞武装，还让两伊关系越来越近。
沙特和伊朗在北京达成协议复交，而美国几十年来一心想推动的以色列和沙特建交却遥遥无期。当然这也不奇怪，毕竟现在美国政府访问沙特是不会忘记卡舒吉的。这种见面先啐一口唾沫的行为，能让沙特合作就有鬼了。中美关系现在也越来越僵化，完全没有冷战时候一切都可以谈一切都可以交易的柔软身段。现在就只能一边要求中国支援美国，一边大骂中国，完全没有谈的可能。
东欧方向，虽然让东欧国家成功绑架了欧盟的行为，但是乌克兰事件玩脱了，现在美国已经赌上了自己在全球的声望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逐步加码作战。
最抽象的是，为了迎合国内政治正确和选票，把LGBT+当成了外交国策，甚至谴责非洲国家不支持国内LGBT+。要知道以前的美国就是把非洲视为蛮荒之地的，这种事不会拿出来谈的。这样不但引发了一些相对传统的人的反感，更是引发了很多国家的反感。
世界已经看不懂，或者说无法预测美国人下一步会让他们干什么。毕竟大家当年支持美国对抗苏联，为的是在美国体系下好好赚钱。而当美国越来越像苏联的时候，当美国不能让大家好好赚钱的时候，那么就需要一个能让大家好好赚钱的地方了。
05
在5月，基辛格接受了《经济学人》和《华盛顿日报》的百岁采访。作为现代美国最具有影响力和最富争议的人物，他谈及了他的一些行事逻辑和对于当今世界的一些观点。
首先我教你一个危机时候的应对原则。相信很多人觉得，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缓冲时间来做出评估，所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升级过程。但是网上会有人会告诉你，遇到危机最好的方式是快速升级，然后震慑住对面，来避免对面轻举妄动。
很幸运，基辛格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提到尼克松政府当年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强加给他们的危机中，他们会非常迅速地升级，避免美国一点一点地滑入无法预料的灾难中。这也是他们当年面对俄国人的危机处理原则。事实证明，这确实很好用。
只不过这两篇采访的核心并不是为了教人应对危机，而更多的趁着现在有时间，谈谈现实和现在，尤其是中美关系和俄乌战争。
作为中美建交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基辛格作为当事人非常明确的谈到了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制定的时候，在美国的公报版本中，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一个中国的目标。美国不质疑该主张。这就是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承诺。
他谈到中美之间的谈话的暗示是美国不会支持“两个中国”政策。而且大陆不会使用武力。而在之后这成为了一项美国两党都默认的政策。每一届美国政府都明确表示，我们致力于一个中国以及台湾的和平结果，直到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起初希望在经济领域获得更好的贸易平衡。但随后转变为正式对抗。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字仪式上，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从中国人那里勒索的。这也成为了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现在，拜登政府正在以自由主义的言辞奉行特朗普式的对华外交政策。
当然作为一个美国前国务卿，他十分希望中国避免和美国出现颠覆性冲突，美国应该避免在言辞上刺激中国，而中国应该避免以战争统一台湾。
对于俄乌战争，基辛格似乎总是和现在的美国政府唱着反调。
作为现实主义大师，他在战前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且强调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希望乌克兰成为一块中立的地方。这并不在美国政府中讨喜。但是在现在他旗帜鲜明地呼吁乌克兰应该马上加入北约，并且俄罗斯可以保留克里米亚。他这样解释说道：
“第一，俄罗斯不再是过去的常规威胁。因此，应该在不同的背景下考虑俄罗斯的挑战。其次，我们现在已将乌克兰武装到一定程度，它将成为欧洲武装最精良、领导层经验最少的国家。如果战争像它可能的那样结束，俄罗斯失去了很多收益，但保留了塞瓦斯托波尔，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不满意的俄罗斯，但也会有一个不满意的乌克兰一一换句话说，不满的平衡”。
其实这段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乌克兰加入北约为了就是管住乌克兰，避免欧洲这个除了俄罗斯以外有最多军队的国家出事。
但是说到美国国内，基辛格的表态就更加严峻得多了。核心还是两个字，党争。基辛格当年和反对党之间依旧可以有深刻的，基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国内政治合作和妥协。美国政治依旧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团结。
但是，特朗普和现在的拜登已经把党争推到了顶峰。而对于美国共同价值的看法也在逐步消失。
说句实话，我无法揣测基辛格老爷子看待现在美国和美国霸权的心情，但是从很多角度，我能感受到基辛格对于现在情况深切的忧虑和无能为力，毕竟现在在台上的是拜登，而不是尼克松。他虽然言辞里依旧体现出了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对权力平衡深刻地把握，但是现在有谁听了能按照他的建议操作呢。
尾声
基辛格虽然已经百岁，但是他的思考依旧没有停歇，2021年的时候，他还和人一起合著了一本书《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他将现在的技术时期与印刷术发明后的时期相提并论。在新的时代，以前的世界观会受到新技术的挑战。而任何一代人中总是只有少数人能够处理它在整个范围内的影响。而之后就是旧有社会的动荡与秩序的重塑。我不想评价这个类比的参考性有多大，但是作为顶级政治大师的基辛格对于人类的未来和世界的秩序的百岁观察依旧充满着独特且独到的价值。基辛格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的一座山峰，虽然这座山已经因为美国国内政治有些面目全非，但是他对于世界的设计以及战略规划的逻辑依旧是后来者需要不断参考和学习的。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无疑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是我们更应该尊重的是作为美国顶级战略家的基辛格，以及他为美国霸权巅峰打下的坚实基础。在这条路上，我们中国也是他的棋盘上的棋子。
我们不需要神话基辛格，将中国的发展归因于基辛格和美国。因为这是对我们自己的妄自菲薄。对于基辛格老爷子这样一代大师来说，我们所能提供最好的尊重或许是，不管美国如何对待他，我们都视他的智慧为“彼方”的战略，尽心对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