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土哥涅夫,头图来自:《你好,李焕英》剧照


最近和爸妈聊天,无意中得知1980年代中叶他们结婚时所购置的部分家电的价格:


本地产益友牌冰箱,900多元;

日本三洋牌电视,2300元;

进口双卡收录机(含一组磁带),约1000元;

杭州金鱼牌单缸洗衣机,400元……


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要知道,那时候爸妈的工资收入每月才四五十元。光这四样家电,就花去了相当于他俩4年的工资。于是我忍不住在朋友圈感叹了一句:只要不买房、不做房奴,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原来可以这么恐怖!


事实上,光就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说,国人平均从1978年的171元,增至2022年的36883元,44年涨了216倍。但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却经历了多轮“上升、下降”周期,并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这中间,房地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最近,关于“救楼市能否救内需”的话题,各方舆论吵得不可开交。但毫无疑问,楼市作为全民最大消费品(同时也是最大投资品)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


同时,随着发展阶段、国际局势的改变,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其边际收益正在减弱,而出口遭遇到的摩擦和替代因素也逐渐增多。未来的中国,必将更加依赖内需消费。只是,随着房地产等大宗消费的回落,新一代年轻人的消费将落在哪些领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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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们父母那一辈人的大宗消费,主要集中在结婚时家具电器的采购。那时候有个流行词,叫作“三大件”。但具体是哪三大件,不同年代则有不同的说法。


70年代,“三大件”指的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另外加上收音机,被时人称之为“三转一响”。是新人结婚的必备之物,也是小康家庭的标配。


当时卖得最火的一款凤凰牌自行车,要价120元。而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不过三十元左右。也就是说,一辆自行车就要花掉一个工人4个月的全部收入。换算成今天的收入标准,差不多要好几万块钱,已经可以买一辆五菱宏光MINI EV了。


虽然跟宝马还有差距,但对那时候的人来说,能坐上自行车,已经感到很幸福了,绝对不存在所谓“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之说。可见世代观念尤其是消费观、价值观之变迁,有时候就是如此的剧烈甚至具有颠覆性。


到了80年代,“三大件”已经升级为电视、冰箱、洗衣机,并且开始讲究买国产品牌,还是进口牌子?比如当时一台18寸的上海金星彩电只需要1800元,杭州的西湖牌电视机更便宜,但我爸妈却选择购买日本的进口品牌,为此宁可多花500多元。


除了家电,家具也按照脚数分为“16只脚”“24只脚”甚至“44只脚”等几类。脚越多,说明家具件数越多、越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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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90年代,各类电子产品急剧丰富起来。除了上面提到的电视机由18寸变为24寸、黑白变彩电,洗衣机由单缸变双缸外,影碟机、音响、电话机,甚至空调、摩托车、BB机、大哥大等生活家电,相继走入寻常百姓家。


记得1992年前后我家刚安装固定电话机时,号码才6位数。可没过多久,号码数量就不够用了,于是升格至7位数,在首位数字后面添加了个0。再后来,变成了8位数,号码开头加个8。从这个细节亦可看出,彼时电话普及速度之快。


总的来说,从改革开放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伴随城乡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同时,住房、医疗、就学等民众的基础需求,又仍处于国家统包统揽的状况下,百姓负担较轻。这两方面因素彻底激活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居民消费率在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下不断攀升,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回头来看,虽然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仍处于较低状态,却可能是过去几十年里国人最敢消费的阶段,直到那个宿命般的时刻来临。


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并波及国内。为了刺激经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国家于次年全面启动房改。自此,实行了近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商品房时代”正式到来。


“98房改”对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产生了巨大且持续的冲击。在此之前,房子属于由单位分配的公共品,虽然条件简陋、户型狭小、分房的等待时间也较为漫长,但起码不用为住担忧,赚了钱大可以用来消费,改善生活。所以那段时期里,国人的储蓄率虽然伴随收入上升有所提高,但总体并不明显,不少年份甚至还是下降的。


但住房商品化改革后,人们不得不自己掏钱买房来解决居住问题。有没有房也日渐成为丈母娘衡量女婿合不合格的重要指标。加之房改之初,大多数国人还不太能接受按揭买房的观念,觉得借了钱、欠着债,睡觉都不踏实,所以宁可攒够了钱再全款购买。而这也导致居民储蓄率自此急速攀升,到2008年时达到了51.8%的峰值。


不过随着金融常识的普及,特别是房价的一路飙升,按揭买房已经不是个人意愿可以阻拦得了,否则压根就买不起。


2013年,我去长沙参加一个媒体会议,遇到一位深圳的朋友,彼此聊起房价,他说他家的房子幸亏是2008年“四万亿救市计划”出台前买的,才八千多一平米,现在已经涨到五万了。我表示震惊,因为当时长沙房价平均才七千多一平米,即使杭州也才一两万。


于是我内心暗暗感叹:深圳,不愧是一线城市。


2020年房价最高位时,有天我和同事闲聊,对方突发高论:杭州之所以还不能算一线城市,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上海、深圳十几万一平米的楼盘一抓一大把,而杭州也就钱江两岸那么数得过来几个。这话让我想起了深圳的那位朋友,于是私信他,询问其所住小区现在的二手房价格。结果被告知:接近16万。


深圳的房价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房价和收入的日渐脱节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房价越来越贵,人们不得不付出更多金钱,甚至掏空“六个钱包”,造成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二是买房越来越从一个消费行为,异化为投资行为。许多人的心态也从早年的抗拒按揭,转变为死命加杠杆,导致居民负债率从2008年时的18%,一路攀升至2022年的42%。


这两方面因素同时对消费造成了压制。以致舆论形容一线城市的“新穷人”:坐拥千万房产,却过着节衣缩食的苦日子。而这其实是我们这些漂在大城市的80后一代的普遍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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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而今年,新出生人口预计还不到800万。显然,高房价已经对生育率产生压制,而低生育率又反过来带崩了楼市。


2019年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旦房价收入比超过9:1,房地产对于经济的作用就会由正转负。而根据社科院计算的2018年全国房价收入比为,9.3:1,已经突破了拐点。


除了高房价,经过20多年的地产大跃进,目前平均每户城镇家庭已拥有0.86套住宅。如果将已购期房也算上,那么这个数字是1.02套住房。


而人均住房面积则从1998年房改启动时的18.7平米,增长至41.76平米,翻了一番都不止。已经远超国际上关于中高收入国家人均住房面积的标准(29.3平米),逼近高收入国家的46.6平米,甚至比德国(40.9平米)、法国(40平米)、日本(35.2平米)、英国(35.4平米)、西班牙(25.8平米)、韩国(28平米)等发达国家人民住得还宽敞。


这些都暗示着,中国的房子已经够住了,房地产业的好日子快到头了。事实上,按照全球房地产发展规律,人均GDP达到8000~10000美元的时候,住宅必然进入减量减速减价的时代。


环顾我周围,情况也确实如此。很多杭州本地的95后、00后,家里基本都给安排好了房子,不用再像我们80后初入社会时那般拼命攒钱买房。而许多外地来的杭漂青年,除非进大厂或者当网红,杭州的房价已经有点让他们高攀不起,因此做好了长期租房的准备。


一旦年轻人在“房事”上选择躺平,他们反而更愿意花钱消费,以取悦自己。用最近看到的一个段子的说法——


上一代:好好攒钱给儿女买车买房;这一代: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


上一代:什么矿泉水要20块,渴了就回家喝;这一代:什么矿泉水要20块,买两瓶尝一尝;


上一代:存点钱,万一哪天要用呢;这一代:存什么钱,万一明天就挂了呢……


难怪有财经大V感慨,储蓄变投资的时代真的过去了。


事实上,政府也已经在为这种两极分化后的躺平做准备了。最近深圳南山区白芒村等多个城中村变身“统租房”,由地方机构亲自下场充当“二房东”便是一例。无论是对那些“家中有房、心中不慌”的,还是买不起但有地方租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消费观似乎再一次重新回归到50后那代人的老路上。


只是跟50后、60后追求“三大件”,70后、80后青睐房子、车子不同,如今的年轻一代更会玩。


根据2020年时京东发布的《青年消费报告》,95后年轻人用于娱乐的消费占比达到26.69%,比85后足足多了10个百分点。其中他们最愿意在电子产品和游戏产品上消费。


当年1~4月,该年龄段人群的游戏消费同比增长了270%(85后仅为62%)。另外,花卉绿植的消费同比增长35%,也高于85后。而异宠(禽、龟类,微型哺乳动物,昆虫等)消费的增长则高于全站10个百分点。


可见,逐渐摆脱房子束缚的青年世代,不仅更乐于消费,而且消费偏好也更加多元。有人喜欢潮牌,有人看剧追戏,有人全世界旅游……这预示着,未来的内需消费将更趋分散化、个性化,这既是市场的方向,也是产业的机遇。


虽然那种全民通吃的平台型企业,今后越来越难冒出来了,但垂直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还是有很多机会的。这点从正在走出“日本化”的日本,就能找到很多例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土哥涅夫(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允九智库研究员、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