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跨国公司也会说一套、做一套；
2、企业不会参与政治，但会认真评估地缘政治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3、跨国公司不认为分散供应链一定会增加产品成本；
4、期望外企回归、稳住现有外企，必须做好四件事。
5月30日，外交部长秦刚接见了马斯克。
5月31日，环球网在题为《马斯克时隔3年再访华，称反对“脱钩断链”，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的新闻报道中表示，马斯克则赞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声称特斯拉反对“中美脱钩”，并愿意继续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这番话让人想起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上月说的话：从中国剥离是“一种幻想”。苹果的库克在3月也强调了iPhone制造商与中国关系的共生性质。这些言论与美西方领导人的做法完全相反，后者试图通过对电动汽车电池和半导体等关键零部件的贸易施加更大影响，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占上风。
三郎在6月3日的《三天会见五高官，马斯克旋风访华背后有何深意？》一文中也认为，这样的话从马斯克这个世界首富的口中说出来，肯定比我们自己说出来的效果，要好千倍万倍。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马斯克、康林松、库克这些跨国公司掌舵人在中国说几句我们喜欢听的话，就能稳住那些准备将生产链多元化、供应链分散化的国际企业家，就能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来我们这投资发展。
一、跨国公司也会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要意识到，能影响全球的跨国公司掌舵人，都是人精。能在中国投资设厂的跨国公司CEO，一定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有一定的研究。因此他们在访问中国时对官员们的表态，有的可能发自内心，有的可能纯属讨好卖乖，不得不信，也不能全信。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我们的国情决定了企业老板与官员的关系，与国外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库克在3月在北京强调了iPhone制造商与中国关系的共生性质。但事实上苹果供应商在中国之外的地方，产量在持续增加提高，占比在快速扩大。
6月2日，NBCNEWS在一篇新闻中报道称，苹果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制造基地，现在正在迅速扩大越南和印度的生产。印度知名苹果供应商的数量从2018年的7家增加到去年的14家，越南从14家增加到25家。摩根大通估计，到2024年，四分之一的iPhone将在印度生产。而在2021年，苹果中国产量约占95％。
2022年12月27日的日经新闻报道称，苹果已大幅调整组装工序集中在中国一个国家的策略，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分散化。在越南，多家代工厂已开始生产耳机、手表型终端和笔记本电脑。在印度，承担约8成iPhone代工业务的鸿海精密工业在南部的钦奈近郊设立工厂。
不仅是越南和印度，墨西哥、巴西也有可能生产iPhone。为苹果生产处理器的台积电将从2024年开始在美国工厂生产尖端芯片，库克陪同拜登参加了该厂开工仪式，在北美和南美生产iPhone的计划也浮出水面。
比如特斯拉，两年前除了美国本土，只有上海一个海外工厂。2022年，特斯拉德国工厂开工投产，2023年，特斯拉墨西哥超级工厂动工。
5月22日，韩国媒体《数字日报》称，特斯拉会见了印度政府相关人士，并提议在印度建立电动汽车工厂。据悉印度在亚洲地区迅速成为继上海之后的第二大“超级工厂”候选地。 预计印度制造的特斯拉电动汽车将供应内需及出口到周边地区。
报道称，因印度对外国电动车征收100%的进口关税，这实际上相当于禁止了电动车进口。加之印度电动汽车市场比预期更快地增长，最终耗尽耐心的特斯拉改变了策略，决定直接在印度建设电动汽车工厂。印度制造就无需征收进口关税。而印度廉价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被认为是价格竞争力的积极因素。
5月26日，马斯克主动约见在美国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计划亲自造访韩国，因为韩国是特斯拉列在前排的超级工厂候选国。尹锡悦则承诺将在地点、劳动力、税务等方面，提供积极协助。
二、企业不会参与政治，但会认真评估地缘政治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一般而言，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都会将企业在投资地的发展前景、经营成本、法律与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地缘政治风险等作为扩大、收缩、转移投资的主要因素。因此，不会过多关注、参与政治的企业家们，也需要评估地缘政治变化对企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避免给企业带来较大的、不可控的经营风险。
大多数跨国公司表示，选择“友岸外包”或者“中国+N“的原因，不仅是疫情和人工费高涨，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美关系正在走向对立。冷战结束后，苹果等众多的跨国公司从200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多方面支持下，构建以该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并由此实现了跨国公司的增长，更是推动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现代化。
但国际社会对台海事态的担忧日益增强，俄乌战争则催化了企业家们对地缘风险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向企业提出建议的原因，这些因素促使跨国公司的掌舵人开始转换投资方针，重新构建避险供应链。
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在过去的几年里，西方公司一直在东南亚、北美、欧洲寻找中国生产线的替代品，称这一过程为“中国加一”，也称“友岸外包”。6月2日的《华尔街日报》则称，现在这种战略可以用“中国加许多国家”来描述。
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可以容纳想要从中国撤出的所有生产。越南对商业友好，但缺乏熟练工人；印度拥有庞大的劳动力，但基础设施存在差距；墨西哥毗邻美国，但与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相去甚远。即便如此，选择“中国加N”、“友岸外包”的企业也越来越多意。
《华尔街日报》认为，美中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外资企业对变化的未来不可预测，乌克兰局势提醒人们，重大武装冲突仍有可能发生，分散投资风险就成了比经营成本更为重要的问题。
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教授尼尔·奥康纳对此评论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目标是分散风险，以应对首先是神圣力量的行动（自然灾害）以及政客的行动的后果（地缘灾害） 。
根据2023年3月份审计公司毕马威发布的一份报告，自2018年以来，其调查的在中国投资较大的132家财富500强跨国公司中，有三分之二已将生产转移到两个或更多国家。
三、跨国公司不认为分散供应链一定会增加产品成本
我们很多人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有最全的产业链，我们有比印度、越南超前10-20年的基础设施，我们的生产成本较低，具有较强的竞争性，所以唯利是图的跨国公司离不开我们，我们压根不用害怕什么生产线转移、供应链分散。
索尼半导体的市场研究人员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调查报告称，随着跨国公司建立“中国+N“供应链，日本半导体产品的供应距离将从日本到中原的1600公里，扩大到日本到印度的5500公里，再扩大到日本到巴西的19000公里。成本会随着距离的变化而浮动。但如果供应链变得更加全球化的话，生产基地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就会消除。
索尼半导体的这份报告告诉我们，产品的生产成本，除了租金、劳动力、税收、运输等直接因素之外，还有风险成本。风险成本可控，是跨国公司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不可控的风险成本带给国际资本的损失，远超过直接的生产成本增加或减少几个点。
制造业的重心将从世界工厂呈多极化分散，这可能是20年来的首次重大转变。当然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不会消失，但围绕供应链开始寻找新的整体最优的动向的确已经开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氏（Roche）及雀巢（Nestle）等瑞士企业在面临战争危机之际，把公司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即将面临战争的高风险地区，另一部分在美国等其他地区。这虽然对经营造成了重大打击，但由于在美国等其他地区的业务反而扩大到了世界各地，最后助推两家企业成为跨国企业。
苹果、特斯拉等在印度、墨西哥等地的生产链转移，其实也是类似的格局。在形势不明朗的时代，把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对大多数跨国企业来说，这一点应该是相通的。
四、期望外企回归、稳住现有外企，必须做好四件事
6月5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英国前贸易部长曼德尔森声称，中国期望他游说外国企业回到中国市场，或扩大在中国的业务。
报道说，曼德尔森6月2日在北京受访时说，他在中国与中联部刘建超部长等官员交谈时，众多人士向其传达希望能够说服影响已经或准备离开外企回来或留下来的信息。
目前是咨询公司Global Counsel主席兼联合创始人的曼德尔森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明白，西方国际企业担心在美中冲突爆发时被困，因此倾向于采取对冲措施，减少风险敞口。他认为， 中国必须采取明确措施，使在中国经商更加便利。
报道未进一步披露曼德尔森建议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但三郎认为，至少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来化解外资外企对风险的担忧：
一是积极管控中西分歧，中西矛盾只能缩小不能扩大。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分歧；
二是必须尽快放开对市场要素中部分国企垄断的要素，让外资外企看到我们建设市场经济的决心与具体动作；
三是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对企业的管理的法制化约束；
四是要管控、引导这几年日益严重的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