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臧否,头图来自:《一千零一夜》剧照


特稿写作中的一次机缘巧合,看到了一档访谈类节目的粗剪,其中一期因故未能排播,嘉宾是著名的文化人梁文道。


近日得空回看了这期内容,发现其中观念不仅并未过时,而且结合当下的纷杂,堪称“空谷足音”。


这期访谈首先吸引我的,是梁先生对“读书人”形象另一面的自我揭示,年少从中国台湾到香港求学,受青春期的自我膨胀作祟,到处跟人打架,因此被老师批评“没希望”。


当然,他同时又酷爱阅读,这样的人格反差,恰似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Honey,穿着一款海军服、慢条斯理、眼神澄澈,那份理想主义的神采,与顽主绝不相称。


读同学读不懂的书,在当时是为了证明自己,在后来,则是“要让你换一个脑子来看这个世界”。


它和上学从来是两件事,和考试更是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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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看这期节目的同时,还抽空看了一期最新季的《十三邀》,发现同过往几季相比,节目风格有些变化。具体来说,谈话中思想的密度在下降,而编排的精巧、节奏的紧凑在提升。


朋友认为这样的文化浓度刚刚好,我却稍微觉得有些不过瘾。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自《锵锵三人行》停摆后,在中文媒介里,优质的文化类栏目总体上是供不应求的,算上《圆桌派》《十三邀》《见字如面》以及命途多舛的《和陌生人说话》,无论它往何处变,观众几乎没有更多的选择。


众多年轻人熟悉梁文道、前呼后拥地称他“道长”,恐怕并不是通过他的文字,正是经由凤凰卫视那些异彩纷呈的电视节目。也因为这一“电视知识分子”的身份标识,他也经常需要澄清一个有趣的误会。


“国内特别滥用学者这个词……我每次出场做一些活动,人家说著名文化学者,通常是这样的,一种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学者,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学者,又想叫他学者的时候,这种我们就叫他文化学者。”


梁先生经常需要解释,自己是媒体人,不是学者,两者职责很不一样。自己曾经想过做学者,但后来发现由于好奇心太重,喜欢触类旁通地考虑问题,没办法服从于学术工作的纪律。


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每当梁向人解释这一点,对方都会认为他在自谦,“仿佛媒体人是低了”,这令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解释再作解释——“他不理解就是,我多么认为媒体人是个神圣的事”,这关乎一份深刻的责任。


或许也因为这份责任,他会告诉主持人,如今的媒体从业者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耻感。


《论语·泰伯》有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百废待兴的时代,一个人却碌碌无为,这是可耻的;如果情形恰恰相反,一个人却获得了世俗成就,这同样可耻。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媒体人来说,平日里也都会有自己的圈子,就像电影《神探亨特张》开场所表现的类似饭局。圈子就像球队,栏目只是比赛,只要队友还在,赛场就依然会有,只是它变小了,不再向公众开放。


如同《锵锵三人行》到《圆桌派》所体现的尺度落差的背后,真正受损失的,从来不是嘉宾们,而是原本可以听到更多思考角度的公众。


佛法里所谓“末法时代”,就是有识之士因故缄口不言的时代。与此同时,那些仍在默默耕耘、持续守望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则显得尤为可贵而有必要。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赛特讲过:


“今天,亟需提倡一种具有夸张意义的责任感,以激发那些能感觉到它的人。强调当今时代之危险征兆已是迫在眉睫。毫无疑问,如果让我们对当代公共生活中的诸多因素做一番权衡与考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不利的因素远远超过有利的因素,尤其是当我们从它们对未来的预示与征兆来考虑,而不是从它们目前的状况来考虑的话,情况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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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节目中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人物同流行符号所保持的间距。


例如在某一年的宝珀文学奖的颁奖礼上,梁先生这样讲道:


“我们如果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跟这个时代高度重合,这个时代所讲的一切,我都相信;这个时代所鼓吹的一切,我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世界在我眼前展开的所有的物事,我都当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来接受的时候,其实我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就像鱼和水的关系,鱼在水中感受不到自己的游动,只有当它离开水的时候,它才能意识到水的存在。


不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庸众,自以为与环境水乳交融,其实不过是被大环境裹挟和吞噬。真正在一个时代“活过”的人,都是那些懂得与时代拉开距离,用不合时宜的态度去寻找观察切口的人。


这让我想起与马克·吐温同时代的讽刺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在《魔鬼词典》里对“玩世不恭”的解释:“他们总是能一眼就洞悉时代的本质,而不是它看上去的样子。”


当然,保持距离需要付出代价。以梁先生为例,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回复信息;手机声音能关就关;甚至极少叫外卖。在生活之外,他要跟北京时间保持4个小时的时差。


作为一个媒体人,仅从职业角度看,是需要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网络与新闻事件及时进行观察的,但有趣的是,在对讯息的跟进上,不蹭热点的梁先生却并未因这份主动“降速”而引发焦躁。


梁文道认为,在生活中慢下来绝不是坏事,尤其是当我们已经过快的时候。他随即举了一个1930年代文人笔仗的例子:鲁迅和梁实秋、林语堂们骂来骂去,为什么事后看上去并不那么激烈?因为他们吵架的载体是报纸,一登二印之间,最激烈的情绪早就消散,剩下的都是智识和涵养层面的较量。


“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社交媒体它(的)速度、节奏太快,那就很简单粗暴,那被骂的人也就只能很简单粗暴地马上回应,你(在)中间没有任何时间能够停下来去沉淀这个情绪,去过滤对方所讲的话里面到底他的真正的那个内容,那个精髓在哪里。”


而在今天,时代中央的情绪,除了愤怒,还有焦虑。今天的人很喜欢被“带节奏”,动不动就狂喜或是泪目,大家需要经历强烈的刺激,才会觉得一天没有被浪费。


过去有不少人都指责过咪蒙式的写作,但很少有人考虑的是:一个内容想获取流量,就得对大众情绪点进行猛攻,可如果人们真的排斥挑拨,它就应该没有传播市场,而非恰恰相反。


社会追热点的弊端,就是把每个参与者都变成了“巴普洛夫的狗”,所有的价值都被稀释和搁置了。而我们唯一的机会,或许是等所有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厌倦,并认识到生活的焦虑、压抑与抑郁,正与信息的获取方式和获取内容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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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这个流量时代,很多人说“文化节目在当下很难”,梁文道却表示,以前电视台放《开卷八分钟》,其实安排的都是垃圾时段,但在互联网时代,推书进入了点播模式,货可以自动匹配人,人也方便自动搜寻货。你看,答案并没有那么糟!


主流观点以为,现在的人注意力分散了,没有耐心看长的内容,所以短视频、口水文大行其道。但这几年在微信里流量很高的爆款文章,却都是深度长文——因为大家在看惯了那些碎片化的垃圾内容后,还是愿意去获取一些思考和共鸣。


如果这一天迟早都会来,那你为什么不是最先去那么做的人?中国有14亿人,如此大的一个市场,并且逐步走向细分,怎么能用一种极端趋同的理念去搞策划呢?


所以梁先生认为,是我们的视野决定了我们的广度和高度。


用梁先生的话说,他这些年就像一个管道,不断分享所见所感,让别人看到那些更有价值的观念、作品、现象与事物——“我不是一个对象,不是一个终点,你只是通过我去到某些地方,有一天你可能会比我去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比我更高的山峰,那这样子我会很高兴的”。


这个过程肯定是孤独的,但在儒学名家牟宗三的例子中,你却能感到一丝宽慰。牟师当年在香港教学,周遭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他清汤寡水的学术并不受到重视,只是保有一寸讲台。


牟宗三却说,知识分子是有道统的,从孔圣人到古仁人,“前面有很多,后面也有很多”,怎么会寂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臧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