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原文标题：《城市化不是“历史的终结”》，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一、“温陆之争”
近期在讨论乡村振兴的不少场合，都听到一个答案——“城市化”。逻辑大同小异，那就是只有加快发展城市化，将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才能解决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
这个逻辑的代表，是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该书的一大底层逻辑是“集中”，主张用“集中”解决中国的发展和平衡问题。比如，社会发展向大城市集中，资源向大港口450公里范围集中；随之，人口自由流动，“人往高处走”，中西部、农村人口向东部沿海、向大城市集中；随着人口流动，落后地区、乡村人口越少，人均GDP就越高，而发达地区的人均GDP下降，就可以实现地区平衡发展乃至共同富裕。
陆铭教授的观点，对普及城市化发展常识很重要，也是当前知识精英群体的主流思想。尤其很多知识分子喜欢拿来与温铁军教授的“三农保护”观点比较（两位教授本身并没有争论）。
本质上，陆铭教授的基点在城市，更强调“城市发展的需求”，温铁军教授的立场在三农，更强调“三农保护的重要性”；一个讲经济常识，效率、集中，一个更偏社会学，讲公平、多元……大致来说，两者出发点不同，学科不同，舆论环境更不同，被直接拿来比较，乃至互相指责、搞“左右之争”，并不合理。
虽然容易被两边骂，但我还是要说一句，陆铭教授和温铁军教授的观点，大致是“乡村振兴”、社会发展大课题的两极。他们各有对的地方，也各有失偏颇，我选择“允执厥中”。
温教授的观点，基于社会稳步发展和农民保护、“去精英化”的态度，具有浓浓的平民主义精神。但如笔者在《墨子与共产主义》一文中的论述，平民主义虽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但有其鲜明局限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容易走向理想主义和自我封闭，乃至民粹、“革命”，因而需要更开放，更面向解决实际问题一些；
陆铭教授的观点，基于经济常识、经济发展，高屋建瓴，代表着精英主义式现代理性价值观。如笔者在《孔子与精英主义》一文的论述，社会发展确实要靠精英引领，但精英本从民众中来，万不可脱离民众这个基石。而应该多贴近民生民众、社会实际，多搞点现实研究、融合改良，并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创新，而不是只见“经济”这一种价值。
二、“大国大城”并非真理
以上对温、陆两位教授的简要“归纳”，前者或不必细说，站在理性经济学、经济常识的角度批评温教授的文章是舆论主流。但站在社会学、现实发展角度，对后者“精英主义式理性价值观”的评述，大概率会被很多拥趸反对：大国大城、城市化是常识，是理性的逻辑，你凭什么说有问题？
一一论述要很长篇幅，有机会再详细探讨。在此简要说两点：
《不是只有经济常识是常识》，社会常识、文化常识、政治常识……也是常识。
譬如，现实中，中国农民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并没有如《大国大城》倡导的那样“集中进城”，相反，很多农民在城市打工，想的还是赚钱回家盖房、买车、过小日子。为什么？
你去问问城市的高房价答不答应？不堪重负的社保答不答应？而高房价、城市负担过重，正是“集中”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常识。
你一边呼吁农民工进城，提供廉价劳动力、支撑房价和城市繁荣，又一边埋怨劳（农）动（民）力（工）工资“过快”上涨拖累了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提倡保护房价，反对给他们涨工资、交社保，反对给他们同等医疗、教育权利，最后还对他们返乡不可思议，就容易陷入精英主义式双标思维。
另一面，城市不易，而乡村经过多年振兴，生活条件（硬件）好了很多，两相对照，返乡、回流便再正常不过。更何况，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安土重迁”，老家有他们的亲友、邻里、归属感、安全感，乡愁是中国文化的根，这些都是文化常识。
不能只谈“集中”的收益，不谈成本。
有收益就有成本，这也是经济学常识。“集中”也是，有巨大收益，但也有很多成本。
“振兴乡村的根本在城市化”“城市化本质就是农民工进城”，都是“集中”思维的体现。但你不能只要集中的收益，不管集中的成本。现实中，农民工在自己有价值的时候去城市打工，在缺乏价值的时候返乡“安居+半乐业”，贡献价值而不拖累城市，就是最好的经济结果。如果你说的城市化，是要把他们强留在城市安家、生活，问题就来了：
年轻大学生还可以透支“六个钱袋”买房，中老年农民工还能透支谁？
买不起房，城市不欢迎，还要硬留在城市，很可能导致贫民窟的出现，而贫民窟的扩大，必然导致城市治安、教育医疗挤兑和众多管理问题，最终成本还得由全体市民承担。
三、城市化不是“历史的终结”
当然，我国当前城市化率还不足，依然要继续推进，但这并不代表城市化就是唯一的社会发展路径，其他“化”就必须为城市化让路：
譬如，逆城市化是已经被西方城市发展证明过的趋势。我们能否思考得更长远一点，现在就为将来的适度“分散”做点准备？
城镇化，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城乡发展的主流。进入21世纪后逐渐让位于城市化、房地产化，小城市、小城镇一度衰落，它们作为“乡头城尾”，衔接城乡、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弱化，加剧乡村衰败，拉大城乡差距，阻碍内需和内循环流动。为此，2022年国家提出县域城镇化，就是对唯城市化的修复；
集中带来收益，也蕴含风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没有战争的年份，不足人类历史的10%。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经济理论如此，社会发展、城市布局也应如此；
如何破解城市内卷、中产躺平的社会趋势？显然，光谈集中还会加重。当下很多社会积弊，也正是过去几十年一味强调“集中”所致。有聚有散、促进流动才是健康的循环，所以解决乡村振兴、中国发展问题，应当“城市化+县域城镇化+乡村振兴”同步推进，绝不能只靠城市化一条腿走路。
四、城市化与乡村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社会生产力和发展水平，才是城市化的基础。我们要看到，差不多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国土面积，美国、欧盟都只有3亿～4亿人，自然可以把80%～90%的人接到城市过“好日子”。但中国同等的经济体量和国土面积（欧盟面积要小一半），要承载逾14亿人的“美好生活”，即使把相当于美、欧人口的2倍接到城市过“好日子”，也还剩下几亿人进不了城。
第一，2022年中国人口14.12亿，6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对应的人口为9.21亿，已经很卷，再不顾国情地一味“集中”，更要卷不动；
第二，2021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7%，显然，这个数字更代表城市（镇）的实际承受力（户籍往往与房产、社保、教育、医疗等权利相通），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近20个点，约2.8亿人。未来的很多年内，把这20个点的目标补齐，让他们从“在城市打工”到“在城市安家落户”，就是现实的城市化努力方向；
第三，按照预测，即便十年后达到70%的发达国家标准，那就是有10亿城镇居民，那也还有4亿人进不了城镇。4亿人，已经是欧盟、美国的几乎全部人口了，这个数字依然巨大，他们的出路和需求，必须要被看到！放任不管，最终的成本还会转移给全社会。
可见，一味强调集中、大国大城式发展，并不符合发展现实，也必将造成过大的“集中”成本。
再从实操来看，“解决乡村问题的根本在城市”，过于简单化、理论化。城市发展的模式其实并不复杂，以前大体是工业化、“规模化-人口聚集-房地产-土地财政”，今天则是“升级”，将“工业化”换成“科技+资本”，将“人口”换成“人才”。
几十年乡村建设已经表明，套用上述“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之类的城市化路径”去做乡村振兴，都将陷入困境。因此也有人提出，干脆不管乡村，“专心”搞好城市，乡村自然就会好，历史也表明，这是一厢情愿。
相反，乡建圈有一句话，“乡村的事，还是应该放在乡村讨论”。中国的乡村太多元，你用上述城市化一种标准不可能框得住，但并不代表各种乡建者们没有办法。“坐在办公室里都是问题，去到一线都是办法”，站在旁观的立场理论化地指导，不如去到乡村，在三农的场景里分散找答案。
除了“城市化”这条路径，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化，是否还存在“乡村化”这条路径？
第一个答案，正在于西方历史经验。
1967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作为法国历经10个世纪之久的农业文明的一份“死亡证明”。然而，该书1984年再版时，作者却吃惊地发现，“我们的社会对农民和乡村的态度突然地转变了：曾经成为过时的遗迹的农民，在年轻人眼里成了智慧和学问的典范。生活在农村（或小城市）成了3/4的法国人的期望”。
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想回乡而不得，因为城市穷人已回不了乡，“回乡”已成为富人的特权。而中国相对贫穷的农民，依然可以在家乡丰衣足食、颐养天年。
连西方人的心中，也并非只有“城市”这一个“梦想”。何况中国人。
第二个答案在于，价值。
西方现代理性主义思想，善于“事实理性”而短于“价值理性”。前者很简单，你在城市月薪10000元，肯定比在乡下5000元要多，这是“事实理性”。但数字就是全部吗？未必。相反，可能你在乡村赚5000元，更符合“价值理性”。
譬如，城市10000元可能还不够花，你在乡村5000元就可以过得很潇洒，还能存点钱；你在城市996，身心疲惫，而在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逸结合，生活更健康；你在城市承受城市病、紧张的生活节奏，你在乡下住自己的院子、吃自己种的菜，没有房贷/租困扰，不用担心食品安全，拥有更高的幸福指数……究竟哪个更值得？各人有自己的“价值理性”判断。
现代经济思想最大的短板，正在于“事实理性”这种价值观过于发达，且唯一化，而丰富的“价值理性”被压制，导致人、生活被物化，陷入困惑。
乡村有没有价值？站在市场价值的“一元价值论”角度，确实缺乏价值，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价值。城市强于市场价值，而乡村强于生活价值、文化价值，两者只是价值评判标准不同，本无绝对的高下之分。正因为现代社会对市场价值的一元化单向推崇，才造成了乡村价值的黯淡。
乡村跟随城市谈市场价值（当然也要谈），注定了只能是城市价值的附庸，永远无法对等交易。双方要价值对等，乡村就要谈自身擅长的生活价值和文化价值。
所以，当下乡村困境，不过是一定时期内，自身价值被压制的结果。但它的价值并不会消失，迟早会迎来价值修复、回归的时代。
第三个答案，在于社会发展的本质。
前几日，乡建人陈长春在朋友圈里有一句话，“时代在给欠发达地区发糖，迟疑的孩子就会错过”。时代快速变幻，当前城市内卷，只要思维调整过来，广袤乡村，反而大有可为。
社会发展的本质，人类的需求，不在理论化的“XX化”，而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说的无非是“产业+生活”。生活要过得好，当然不能脱离产业基础；而发展产业，最终还是为了生活。
城市化过度集中，产业兴旺，经济繁荣，未必就生活舒适，而乡村、小城镇打好宜居、舒适这张牌，未必就发展不了产业。
小有小的好处，小地方未必非得学大城市搞大产业，这不符合经济规律。相反，只要找到、发挥出比较优势，培育出可以支撑居民舒适生活的小产业，也可以安居乐业，也可以是高度的社会文明。
城市化虽好，集中虽然高效，但它并非万能，并非没有成本，并非没有其他“XX化”出路，更非“历史的终结”。我们的思想和实践，应该更开阔，而不是更狭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