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还是从房地产说起。
2015年，我从一家房地产集团的总部派驻某新一线城市郊区，负责一个刚需楼盘的营销策划。我们的目标客户，主要是周边区域的外地人，他们主要是小生意人、中小企业的管理层、货车司机之类，多半在此生活了多年，正考虑在这座城市安家。
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2016年项目首开，我们将价格定在7000元左右。由于定价合理，前几批房源很快售罄。我们催促着项目总、集团加快供货，他们却不慌不忙。果然还是他们知道得更多。不久，楼盘所在镇域启动拆迁，地方给拆迁户的补偿标准在8000多元，拆迁户们一看，比7000多的房价高出一截，多数痛快地签字了。
什么是好的营销策略？永远不是满足客户，而是让客户踮踮脚才能够得着：轻易满足客户就是贱卖，会被追究；定价太高把客户逼死，又会卖不出去完不成任务；所以最好的定价，就是让客户咬牙付钱。
拆迁户们的补偿款刚到位，我们就与区域竞品一起，心照不宣地提价到8500～9000元。拆迁户们一看，补偿款不够，但房子拆了，价格猛涨晚买更吃亏，只能一边涌向售楼处，一边骂骂咧咧地付钱。
听闻这些消息，此前没有下定的那些“外地人”匆匆赶来，他们一边叹息，一边心存侥幸于政府调控，加上实体越来越难，未来预期不足，最终下定金的还是少数。但有拆迁户打底，我们并不在乎。
第二波又是大卖。此后，本地拆迁客消化得差不多了，“外地人”又买不起，怎么办？我们把目光投向市区，瞄准那些被挤压出来的新城市人。可惜项目离市区太远，公共交通不便，效果并不好。我们陷入过一段时间焦虑，向集团申请调整价格，被驳回。
事实又证明，集团高层又对了。果然，地方政府比开发商还急，2018年初，为了卖地、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制定了一个政策：购房90㎡以上就可以落户。这个政策，精准戳中了那些“外地人”的软肋——落户意味着学籍，要知道，他们大多数人“官方身份”还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落不了户，只能把子女送回老家读书或就地读“菜场小学”。
这个政策颁布后，他们“理性地”疯狂了。考虑到他们的购买力，我们早就“贴心”地联合一些金融机构，推出了“首付贷”“消费贷”——付不起首付？没关系，首付也可以贷款（这项政策放大了金融风险，后被国家严厉打击）。这回，凡是砸锅卖铁能买得起的人，都选择冲一把。而我们的价格，也随之涨到1万多。
我们还是低估了政策的力量，随后短短半年内，全市房价飙涨，到2018年中，我们的项目价格升至2万多元——两年半的时间，从7000元涨至2万多，涨幅三倍，公司很高兴，早期的购房者很高兴，地方政府也很高兴。那座城市，也肉眼可见地越来越繁华、漂亮。
看上去都很好，皆大欢喜。欢喜不起来的人是谁呢？
是那些冲动之下站在2万多高位的购房者，他们的一生被套牢（还谈什么刺激消费）。更隐性也更苦的，则是那些“外地人”，这回已经彻底买不起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就此注定——不管打工还是做生意都越来越难，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以及，自己再干几年同样回老家。
房地产和城市发展的最大成本，最终摊给了这场游戏的失落者们，进而摊给了全社会——比如消费不足、企业家脱实入虚、城乡差距拉大、阶层加速分化……那么受益者呢？
别的不说，就说当时的一位项目领导，他每调到一个城市做项目，就可以攒下几套房子。据他自己当时说，光他自己名下，在上海、武汉、宁波等城市核心地段就有14套大面积户型，“退休后卖掉2套就可以随便环游世界，还有12套可以收租”……更不用说那众多看不见的超级“房东”们了。
前段时间，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的一则短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周教授说，“全国农民工出来2.3亿，你们调查过没有，他们住哪了？有几个住商品房的？大部分住在工地，然后城郊农民的家里。天下农民讲到底还是一家……我们作为记者也好，作为研究者也好，作为观察者也好，一定要眼睛往下看……”
我们的专家们不能只见收益，不见成本，不能一味叫爽，对责任视而不见，也不能只谈自由市场，不讲社会公正。
当然，过去几十年，中国房地产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居功甚伟，我们不能否认。但如果面向未来问一声：房地产还要不要那样玩下去？我想，大多数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
所幸，我们的国家选择了向下看，选择了大多数。
二
再说金融业。
2008年“四万亿”后，中国金融业“大创新”，出现过近十年的高速发展期，比如，房地产身后的影子银行、P2P、互联网金融、各种私募、互联网平台“数字金融”……层出不穷。
我之所见，就有不少校友、朋友、熟人短时间内赚得盆满钵满。显然，国家放的水流到了哪里？很多都没有流向该去的地方。
在房地产风光的年头，地产人要转型，似乎只有金融可选——彼时能称之为房地产上游又更赚钱的，怕也只有金融业了。
从房地产转型金融后，我在合伙人的带领下，参与过一段“金融圈生活”。而金融圈生活的核心就是社交，比如联络校友、前同事、老乡等，参加各种酒局、饭局、牌局，以及找机会接触金融大佬或最终的资方。
可惜，2017年开始，国家开始扭转金融脱实入虚的倾向，力度之大，实不亚于房地产。合伙人就有一个做商业保理的前同事，短时间内把公司做得很大。有一段时间他突然消失不见，原来是牵涉到P2P。
此前，某头部P2P平台向他投资了1500万元（含借款1000万，投资500万），随着国家严管，该平台迅速爆雷，大量投资者积累了数十年的财富一朝成为烂账。
监管部门追踪下来，要求他的公司立即还清1500万，否则立即关门。对一家快速发展的金融企业来说，1500万现金相当于1:10杠杆下1.5亿的现金流，本来蒸蒸日上的企业，一下陷入困境。
面对政策风险，我与合伙人经过一段时间讨论、摸索，决定响应国家号召，进入实体金融——物流供应链金融。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物流企业、个体货车司机。
事实上，物流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之一，2022年，我国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7%，与过去的房地产差不多。只是，物流行业虽大，却属于完全竞争的行业，全国共有物流企业40多万家，货车司机3000多万人。
展业中，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底层行业：过路费居高不下，油价、人工、保险等费用不断上涨，另一面却是运费不断走低，回款周期越来越长；两相挤压，尤其中小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们，许多人连车辆保险费都要靠贷款；但要向银行贷款，谈何容易，因为他们的汽车所有权往往还质押在车贷公司手里（还完贷款才能过户给车主），卡车司机群体风险又大，银行自然选择惜贷。
尤其三年疫情冲击，社会流动大幅减少，司机们收入锐减还被歧视，被封堵在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更屡见不鲜。期间，他们的车贷、保险、管理费、维护费还得照付，以致大量出现卖车还贷现象，又导致二手车价进一步降低，资不抵债……管中窥豹，可见民生之多艰。
司机难，我们的业务也难。许多个夜晚，我与合伙人身心疲惫地讨论业务，然后讨论到行业、政策，最后必然是时事，充满感伤与疑虑。
事实上，我们对这个行业充满感情，我自己就有许多亲友、乡邻是货车司机，其中还有我的一个小舅、一个表舅、一位儿时玩伴，他们还因车祸死在了自己的车里。
再分享一位深圳导演朋友的故事。四年前我就听说他的公司在拍一部电影，拍摄很顺利，已进入后期制作，但后来一直没有等到上映的消息。前几天去深圳，问下来，才知道是因为投资人三年前被抓了。
朋友回忆起第一次见投资人的情景。在经过投资公司三道豪华的大门后，他和制片人才进到投资人的办公室。对方很豪爽，跟他们聊了几句，突然说，“把你们的银行卡拿出来”。
他们犹犹豫豫地掏出银行卡，递过去。投资人一把拿过去，说，“我是个粗人，我很喜欢你们。给你们打点见面礼，电影投资等下再说”。
一顿数字按完，朋友的手机收到了20万到款的短信提醒，制片人（跟投资人相熟）则收到50万，两人立马被“震住了”。后面双方的合作很顺利，直到后期制作款迟迟没到账。制片人一问，原来是投资人被抓了，连带电影上映遥遥无期。
朋友说，后来他们得知了投资人的身份，庆幸公司没有陷得更深。再后来，他们踏踏实实继续做宣传片，中途还与一家同行公司进行了合并，虽然苦了点，但经营还算正常，自己筹拍的电影也即将开机。
时代大潮卷起许多泡沫，除了一些身家暴涨又突然失去消息的熟人、“投资人”，还包括身边许多具体的惨痛伤害：譬如我就有两位亲人，几十年积蓄被投资公司、P2P一朝吞没，前者由于白纸黑字地签了合同有条款免责，后者由于P2P平台老板都找不着，求助无门；还有一位房地产同事，全家大半积蓄买了某中小银行的理财产品，后来这家银行经营不善，无法兑付，本金至今还没要回来；还有一些年轻人，贷款买奢侈品、旅游，被互联网消费贷套牢……
所幸，我们的国家也没有被金融资本、相关利益集团绑架，没有陷入金融、互联网这些赚钱更快、更容易的“发达国家陷阱”，而选择了挥刀断腕、脱虚入实。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在国家的严格监管下，在服务实体、不断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普惠金融、服务小微和三农的大道上，走得越来越稳健和专业。
三
再讲讲治理。
另一位深圳合作伙伴讲的故事也让我很感慨。他的老家在中部某省山区县，前两年，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若渴，请他的企业回乡投资。
故事的重点，一是地方财政困难，近两年公务员的工资都是借钱发的。事实上，他们县环境优美、资源丰富。
那些年，当地政府热衷卖资源，不止矿产，连当地的河道都贱卖给私人承包商了。随之，河畔渔民的船被告知不准下河，当地人也不准下河捕鱼、钓鱼。
农民们不断上告，上面也派了调查组，一些省市媒体纷纷报道。但背后的利益关系实在错综复杂，他们最后“妥协”的结果，是附近村民可以在河边钓鱼。
后来，河段承包商为了利益，大量从外地采购鱼类品种，大量使用饲料、肥料，导致本地野生鱼品种被消灭、河段生态被破坏。他们还采用了阳澄湖大闸蟹“洗澡蟹”的做法，大量采购成品鱼过一下水，再打着本地野生鱼的旗号卖高价，以至于当地消费者都不再吃、也吃不起当地鱼。
当然，从市场角度看，钨矿和河流都流向了能发挥它们最大商业价值的市场主体，他们也应该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正规获取、经营，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比如，以前河里的鱼都是农民们自己打捞，自己吃、偶尔卖一点，由于商品化程度低，产生的GDP很有限。被私人承包后，河道里的鱼就都成了商品，产量也大增，GDP随之而来。但这样的GDP，真的有意义吗？类似的“经济发展”，真的都是进步吗？
所幸，十年来，国家始终高举打黑除恶、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态势，类似明晃晃的掠夺，已经很少见。但更深层次的改革，还需要向更深度的全社会监督管理推进。
接下来的故事，是地方政府邀请合作伙伴的公司，回乡接收一家倒闭企业。他和合伙人回去一看，觉得很满意：土地很规整，厂房还比较新，还留了一部分设备；县法院公开拍卖价80万（以及代偿部分债务），确实便宜。
谈判前夜，有地方相关负责人找他们喝茶，提出120万的价格，他和合伙人对了一下眼就爽快地答应了。又过了两天，就在签合同的当天早上，对方又约他出去喝早茶，对他坦白地说，现在“参与的人”多了，价格要涨到260万。他内心一惊，表示回酒店跟合伙人商量一下。
回到酒店后，两人一碰头，觉得260万的价格还是不错。但合伙人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能打包票，后面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了吗？你如果有信心，咱就干。他犹豫了。然后，两人收拾行李，头也不回地奔向火车站……直到今天，那家倒闭的工厂还荒废在原地。
合作伙伴说，如果当初地方一开始就提出260万元的价格，他们肯定会答应，那家工厂今天恐怕早已机器轰鸣了。
这里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验证。但反映出来的地方基层治理，和市场主体切实的疑虑，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
无疑，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狂飙时代”，不同在于，有人飙得快一点，有人跑得慢一点，也有人还在靠走。不管喜不喜欢，我们都是它的参与者或注脚。
这几年，笔者在从一名房地产从业者、金融创业者到“乡村工作者”的“转型”中，经历、反思了许多。正如我认为的乡村振兴，关键还在于帮助人们“想明白”——让城乡居民看明白城乡各自的好坏、优劣，想明白自己想要、且适合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去自由选择（以及一点一点打破自由选择的障碍），各自去“振兴”。
反过来，时代再恢弘，也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生活组成。“狂飙”之下，抛开纷纷扰扰的各种争论，倘若人人都可以去认真体会、思考、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一起往前走，就会是一个美好时代的开始。
“此心安处是吾乡”，惟愿大家都能收获心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