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姜建强，原文标题：《出生人口跌破80万，对日本意味着什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近日本社会最大的头条，恐怕就是出生人口数跌破80万的新闻。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认为，这个原本该在2033年出现的数字，提早了11年。
具体而言，2022年日本出生数为79万9728人，若除去在日外国人的生育数，纯日本人的生育数是77万人。这是日本自1899年开始统计人口出生数以来，首次跌破80万大关。40年前的1982年，日本出生数是151万5000人，40年后减半。战后日本有两次出生潮：一个是在1947年，这一年出生了270万人；一个是在1973年，这一年出生了210万人。这为日本带来人口红利，也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基础。
之后，富裕的日本出生数直线下降：1975年破200万、1984年破150万、2016年跌破100万、2018年跌破90万、2022年破80万。去年日本死亡数是158万2033人。死亡数减去出生数，人口自然减少了78万2305人。
其实日本因少子化带来日本社会剧变，早在2017年就有学者河合雅司敲响警钟。他出版《未来年表》畅销书（讲谈社），列出数据警示日本人：2026年痴呆症患者将达700万人规模；2027年日本全国输血用血液严重不足；2030年百货店、银行和养老院将从地方消失；2033年每3户有1户是空巢；2039年火葬场严重不足；2040年地方自治体将半数消亡；2042年日本进入超老年化高峰。尽管如此，这次日本跌破80万出生数的新闻，还是大大震动了日本各方。
面对少子化的困局，日本有各种议论。
一种议论说2021年生育的女性90%以上都在25～39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在25年后将减少25%。“少母化”的加剧才是少子化的结果。不过“母亲不在”（少母化）是构造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日本进入了“危险水域”，而且几乎没有解决之策。
一种议论说少子化对策的失败本质，最大的原因是未婚化。未婚女性与父母同居率非常高（达80%）。自己收入低，用照顾老人获得些收入以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准。这就导致低收入男人根本没有女人要（如家族社会学家山田昌弘持有该说）。
一种议论说，现在日本实施的儿童补贴，年收超1200万日元的家庭被排除之外。这个做法必须修正。年收1200万日元，扣除所得税和社会保险金等各种税金，到手也只有800万日元。如果是两孩家庭，住在物价居高不下的市中心，生活并非富裕充足（如自民党女性局长松川类持有该说）。但如果废除这个所得限制规定，日本每年就要从国库里拿出1500亿日元。这个财源哪里来？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政治家们总是认为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是经济问题，其实这是最大的认识误区。增加人口，逆转少子化，除了移民别无他法（如芝浦工业大学原田曜平教授持有该说）。这就与近日日本一个关于“育子的Z世代意识调查”相符。
在这个调查中，“Z世代”（指10多岁至20多岁年轻人）人群中将来不想生育的占46%。而且不想生育的原因在金钱面以外的人也超过了40%。如“没有养育孩子的自信”、“不喜欢孩子”、“变得没有自由”等都成了不想生育的主要理由。街头对“Z族”的采访，回答说“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会耗费自己的时间，这是最为讨厌的”也占据多数。
日本生出数跌破80万，为什么会使日本人发愁焦虑呢？这使我们想起当年柏拉图提出的千古之问：成问题的究竟是人口，还是人口消耗的资源？英国人32岁的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人口学原理》。他的人口论讲一个基本事实，人需要吃饭才能活下去，人又喜欢做爱以繁衍后代。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
所以他的一个逻辑结论是人口爆炸是地球的灾难。这也就是说有人会在饥饿中死去。马尔萨斯发表带有朴素唯物史观色彩的人口论时，地球上只有8亿人。200年后，即在1970年代，世界人口超过了40亿。这在当时引发了世界性的骚动。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是粮食短缺没有饭吃，会饿死人。2022年世界人口超80亿。不到半个世纪，世界人口翻了一番。
但我们现在不但有饭吃，还可以挑肥拣瘦。食物很充分，但人口却减少了。马尔萨斯担心的人口增加会饿死人的悲剧并没有发生。人多力量大，人口反而成了全球化的一个红利，这是马尔萨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不过，笔者以为马尔萨斯的逻辑还是正确的，人类需要的“生活物资”现在正被转化为食物以外的东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对这种“东西”的“饥饿”，在少子化的日本经常发生。
人口动态是经济与社会的起爆点。当然不能笼统地说人口减少就必定经济衰退，但是人口减少则必定意味着少子老龄化。少子，表明年轻一代的衰退。年轻一代的衰退也使日本失去了创新能力。新的创意、新的构想、新的东西往往是从年轻人的挑战中产生的。但当人员短缺时，公司等生产性的组织往往就不能容忍失败。当短期利润优先于新的挑战时，因循守旧就会占据上风。技术能力的下降和新想法的缺乏，对于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日本来说是致命的。
因此，人口下降的最大危害是日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老化”，并失去其挑战精神。如最近日本H3火箭发射的失败，首款喷气式客机研发的失败，能拿出出色成果的研究人员比2014年减半，受关注的论文数量比峰值减少近2成，未来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尖端人才在减少等，这些都是少子化缺乏人才、缺乏挑战的一个结果。这正如千叶商科大学教授矶山友幸在最近的一次对谈中所说：一些高尖端的研发连续遭遇失败的原因，是日本缺乏有能力的理科人才，科技立国已成幻想。这一说法就与最近的一个统计数据相符：日本高中选择理科的学生只有20%，大学阶段的理工系入学者与OECD（经合组织）的平均27%相比，日本是17%。在女性中，前者是15%、后者是7%。
更为重要的是，少子老龄化还导致社会的劣质化。这个劣质化的本质就是腐蚀现有文明，使一个国家对外魅力逐渐丧失。
如最近砍杀社会学家宫台真司的凶手，后来自杀的那位41岁的无职男，还拿着年迈父母的养老金过活，也就是说老人的养老金还要养儿子。
如最近涉及日本各地的上门盗窃案、抢劫案的大幅增加。
如2022年日本全国中小学生自杀人数达512人，创自1980年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
如年轻人在旋转寿司面前故意使坏的恶作剧最近时有上演。
如有些咖啡店和便利店已经修正了他们的24小时营业制，几乎所有的铁路公司都将末班电车提前，并减少发车的数量，这些做法都不是对新冠疫情造成的暂时性需求下降的反应，而是面对少子化的一个调整。
如老人投票率大大高于年轻人的“银发民主主义”在日本盛行，这将彻底淹没年轻人对老年人侵占他们的资源而发出的怒吼声。
这些正如日本电视媒体人辛坊治郎所说，出生数跌破80万，这个数字等于将所有的社会系统都破坏了。确实，这绝非危言耸听。安倍曾经将少子老龄化视为“国难”，岸田首相没有这样的表述，但他也认识到这是“空前的危机”。不过执意地增加防卫费，其少子化的支援策——出产育儿等的经济援助怎么都会受到影响的。日本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组建具有反击敌对能力呢？还是扭转少子化复苏经济呢？这显然属于战略定位问题，需要战略家来作答。可惜这样的战略家在日本稀缺。
人丁兴旺曾被视为文明强盛的标志。如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就说过，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过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说，一个城市的人口最好是5040人左右。人口多就无法满足人的贪欲，就会产生掠夺，而掠夺导致战争。这一说法与中国战国时期韩非子的思想相一致。韩非子说，一对夫妻生5个子女，5个子女又生25个孙辈，25个孙辈又会生出125个重孙辈，这样“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这个“争”当然就是战争。
人口多会爆发战争，那么人口少会带来什么呢？于是，人们总是想起新加坡，这个只有545万人的小国，人均GDP则是亚洲第一。于是，在人们的观念里多了个链接：人少与富裕/人少与幸福总量。近年反出生主义也成了一个流行思潮而被年轻人接受。
如日本在2017年就翻译出版了南非哲学家贝纳塔《宁可不曾存在过》的著作。2019年日本《现代思想》杂志刊发专辑《思考反出生主义》，又推助了一批人反出生的兴趣。日本学者松元雅和、井上彰在2019年编撰出版《人口问题的正义论》（世界思想社），从什么是最适合的人口规模、人口抑制的道德是非、生殖正义、人的移动和国境管理、代际公正等方面着手，阐述了人口问题实质是“正义问题”这一核心观点。
这就带给日本人一个思考：既然人口问题是正义问题，而正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功利问题，那么显然100人的幸福生活，是用10000人的边缘生活换来的。问题来了：我还有出生的必要吗？不出生岂不更幸福？所以据日经新闻报道，1976年在日本初版的齐奥朗的名著《出生的麻烦》，最近几年销售额大幅增加，去年还出了新装版。哲学家叔本华早就设问：如果人是单凭纯理性的行使来决定要不要生娃，人类还会存续吗？日本非婚生子太少，是否也与这种过于刻板的生殖理性有关？风俗场所的性行为与生殖绝对无关，开放情色产业并对其作出明确的区别与限定的国家，只有日本。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当救生艇从一艘沉没的船上放下时，儿童、女人、男人和老人都是按其顺序上船的。为此，著有畅销书《大象的时间，老鼠的时间》而闻名的本川达雄，在其《生物学文明论》一书（新潮社，2011年）中，从生物学的角度批评地讨论了现代文明，他说生命体应该是能够生育的。然而，正是老龄化使得我们没有能力进行生殖活动。因此，即使我们不能直接生育，我们也要为下一代工作——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育活动，也在从中找到了老年的意义。作为一种愿望，如果我们保持不拖累下一代的态度，我们就能少些遗憾地度过我们的晚年。在本川达雄看来，日本出生率的下降，是因为“我们没有如愿以偿地重视下一代的创造。我们都是为了养育下一代而活着。这是我们作为动物的责任。”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不拖累下一代而找到老年的意义呢？作者在书中没有明说。不过，延伸至日本的弃老文化，其隐喻也就水落石出了。
最近，耶鲁大学日籍经济学助理教授成田悠辅，说出了本川达雄想说的话：“应对少子老龄化，唯一的解决办法不就是老年人集体自杀或者一起切腹自尽吗？”此言一出，即引爆争议，虽然本人事后作反省，表示不再使用这些负面含义词语，但他的极端立场和火爆话语使其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50多万粉丝。
显然这些粉丝多是沮丧的难寻出路的日本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的幸福被“老人社会”剥夺了。成田悠辅的老人“切腹论”，完好地显现了功利主义中存有的悖论：功利主义是用功利主义得出了令人讨厌的真结论。这就如伏尔泰所说：世界上本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杀了。
现在看来，即便日本政府出台更多更有力的生育政策，要抑制少子化，提升出生数，看来也是绝无可能，一切都已不可逆转。因为反出生主义和一人主义已经深入年轻人的骨髓。
那么是否就此认为日本已无路可走？不是的。日本要探讨的另一次元的问题是：即便出生数一跌再跌，社会整体富裕还能达成吗？少子化还能提升幸福总量吗？这正如著有《未来年表》的河合雅司，在最近一期的《朝日周刊》上撰文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略收缩。他认为，为了使日本不至落于贫困国，社会的整体战略缩小将不可避免。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即使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也要制定和实施维持“富裕社会”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我们必须抛弃或已经抛弃的东西，完善我们必须保留或已经保留的东西，以充分发挥和利用日本的优势。企业将被迫从“薄利多销”转向“厚利少销”的经营方针，而地方将被要求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到他们的商业区，以维持其人口规模。总之，未来的人还不存在，他们的存在取决于我们这些今天活着的人的行动。毫无疑问，日本已进入一个新文明的转折点。这是机会也是挑战。成功与失败，都是延续世界文明的一个有益尝试。非常值得期待。
是的，无脑海参也能过上美好生活，何况人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姜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