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张欢（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编辑：卷心菜，原文标题：《张欢丨教育负担：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90后小豫，从小就读于赣北地区的一所镇中心小学，该校就坐落于老家村子的山脚下，后山就是村民们的承包山，也是村民祭祖常去的祖坟山。整个学校的画像是，校门口大铁门两边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几个大字，进去后大门左边有一个小广播室和小图书室。
再往里走，学校最左边一排是行政办公室和教师办公室，中间长长地一排走廊里面一排房子，从右到左依次是学前班到5年级的各班教室，右边一排有校长办公室、教师办公室和小卖部之类的，再往里面去就是公共厕所，学校正中心是飘着五星红旗的旗杆，阶梯和旗杆之间种植了一排的绿植花坛，中间则是一个大操场，其中最中间的部分铺上水泥，周围大片面积是会长野草的泥土路。
每年返乡祭祖路过小学，小豫都不禁感慨：村小学有很多的童年记忆，如今怎么就成了个钓鱼竿工厂了呢？显然，这与撤点并校政策、教育城镇化等大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一、低成本的乡村教育
回顾自己的乡村教育史，90后小豫发现，在撤点并校之前乡村教育的最大特点是低成本。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公益性的兴趣培训
大规模撤点并校之前，农民家庭除农村教育附加费的负担之外，乡村公立教育仍然具有低成本优势。小豫还记得，撤点并校之前的乡村学校文娱活动非常丰富，除了常规性的眼保健操、广播体操、体育课之外，还有形式多样的兴趣小组，包括舞蹈小组、音乐小组、二胡小组、书法小组、剪纸小组、国旗班、打鼓队等，此外少数同学还可加入广播站、图书室。
小豫还记得剪纸课，一般小孩都会用红纸剪个小‘囍’字、小动物、小花朵之类的”。后来小豫偶然看到央视的一个纪录片，才知道县城的剪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南方派性中风格独树一帜。
小豫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劳动课，既有学校的日常性卫生，教室内部每天都有同学轮值搞卫生，值日生自带扫把和铲子，凳子全部倒立在桌子上，洒水除灰，然后把地上的垃圾全部扫干净，黑板要擦干净，垃圾要倒干净。
每周还有劳动课，教室外的每一块区域都有各年级分工打扫，如果没有扫干净会扣班级分数，这几乎是全校师生参与的集体大扫除，比如在校园里拔杂草、不留下任何一个纸片。此外，还参与过农业生产劳动，比如农忙季节，全班同学一起去老师的油菜地里踩油菜，整个过程也不觉得很辛苦，反而有集体劳动和童年游玩的快乐记忆。
那时很少有私立学校或民办学校，兴趣小组就类似于如今遍布的培训班，学校有才艺的老师就是不同兴趣班小组的培训老师，这些都是非常低成本的、公益性质的，因此农民家庭在教育培训方面的支出负担也较小。
正如小豫所述，“我和村里的两个发小一起报了二胡兴趣小组，培训时间是每周一两节课，培训地点就在校园一角，培训老师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刚好有这方面的才艺，除了购买二胡、松香、表演服装等方面的费用，不需要交给老师额外的培训费用，对于老师而言这几乎是一种义务。有一年国庆节，我们在乡镇大礼堂参加了《走进新时代》《八月桂花开》等曲目的二胡演奏，至今还能哼唱那些乐谱”。
2. 自治色彩浓厚的乡村教育公共服务
首先，在校园卫生方面的自治。每周有劳动课，所有学生被动员起来进行校园大扫除，捡垃圾、拔野草，除各班级教室内及教室外走廊各自值日生负责，其它全校范围内的各大公共区域都有细致分工，有些班级清扫校门口附近区域的所有垃圾，有些班级则负责公共厕所附近区域的所有垃圾，几个班级负责整个操场区域等等。
那时候没有今天的水泥或瓷砖地板，更没有专业的保洁人员，这块的学校支出成本很小，实际上基本实现了自治，既于无形之中教育培养了学生的卫生意识，又低成本地完成了学校的保洁工作，不需要购买市场化的保洁服务。
其次，在学生安全方面的自治。在撤点并校以前，学校有发达的学生自治组织。在村小读书，距离适中、交通便利，可以覆盖整个行政村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小孩。但是对于小豫而言，村小附近有一条省道穿过，因此在交通安全方面，学校安排了同村的安全自治队伍。
“放学后，所有学生以村民小组为单位，一个高年级作为领队， 然后带领着同一个自然村的所有在读学生作为一支队伍回村。”领队的作用在于，高年级同学年纪大一些，可以负责在家校之间的交通安全，避免学生掉到池塘、水沟或者路上的车辆等方面的安全，到了村里就各自回家吃饭，几乎不需要家长操心接送的问题。
其三，在课后作业方面的自治。一般同村同年级的数个学生也会被班主任老师组织起来，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尤其是周末的时候互相督促，在一个同学家里一起做完作业，然后再一起玩耍。
“我们同村同龄人有7人，3个男同学，4个女同学，这样就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我记得周末一般会轮流去某个发小的家里一起做作业，做完作业还会玩躲猫猫、打弹珠、打纸炮等游戏”。这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共同的学习氛围，还能够在做作业的过程中有了交流，通过互帮互助和相互督促就基本上可以完成课后作业，这无疑减轻了青少年家长的辅导负担。
其四，在学生食宿方面的自治。在村小和乡镇中学，一般都有基本便利的食宿设施。寄宿制尤其是方便了距离乡镇较远的同学，一般情况下在学生宿舍区，班主任会每天晚上去宿舍区巡寝，督促学生早点睡觉，扮演了生活老师的角色；早上会有统一的跑操锻炼活动。
由于撤点并校之前公立学校的食宿设备还比较简陋，并没有现成的饭菜和刷卡设备，寄宿学生往往自带大米和干菜到学校，每个学生自己将洗好的米和菜放进铝制饭盒，全班同学氛围若干小组轮值抬到饭堂锅炉区。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当时的县域教育财政资源不足，学校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通过学生自带干粮和自抬饭框，因而也是通过学生自治解决了食宿问题。总的来看，撤点并校之前的乡村教育公共服务具有浓厚的自治色彩。
3. 相互信任的家校关系
在撤点并校以前，家校关系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学生家长几乎不需要过多地参与，家庭与学校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在布置作业方面，老师或学习委员把作业抄在黑板上，学生要抄到本子上，然后学生都知道自己的作业是什么。而现在，学校所有的作业都是微信发送给家长，需要家长督促和辅导完成，甚至由家长批改作业。
在学校教育之外的时间，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春游秋游野餐活动。小豫回忆到，“大概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春游地点就在学校附近村庄的河滩上，同学们拿了很多家里的锅碗瓢盆，男同学就去捡枯枝作为柴火、用大石头架炉灶，女同学就在河边洗菜、切菜，然后全班同学分成好几个小组，男女搭配，最后每个小组做好了菜，让带队老师来品尝，那个体验真的好快乐。”
事实上，那些年这一类的实践教育活动，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安全方面的意外事故，家长们都很放心地把小孩交给老师，也不需要产生任何的额外费用，反而锻炼了农村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加深了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情感。小豫在同学聚会上发现，不少同学都说那是自己最喜欢的老师，也是美好快乐的童年时刻。
总之，撤点并校之前乡村教育最大的优点是低成本，老师和学生都被充分组织动员起来，通过自治的方式实现了低成本的乡村教育公共服务供给。需要承认的是，在当时政府教育资源不充足的背景下，这种低成本的乡村公立教育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是软硬件设施不完善，比如很少有电脑教学、网络教学、幻灯片放映、视频教学等多元化的教学设备，其教学基础设施就是最基础的粉笔与黑板教学，学习的也是最基础的知识，不仅学校缺乏城镇学校那种完善的硬件设施，学生也相对缺乏开阔的视野与活跃的思维。
二、高成本的县城教育
新世纪以来，教育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发生了急剧转型，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乡村学校的大规模减少，农村学生也大规模进入城镇学校。之所以发生这一教育转型，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施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为核心的乡村教育制度改革密切相关。有调查研究表明，2000~2010年这十年期间，我国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幅超过五成；农村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幅超过六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也超过1/4（饶静、叶敬忠等）。
以撤点并校为核心的乡村教育改革带来的影响是系统而深刻的，其最大的影响是重新配置了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即教育资源逐渐向城镇学校集聚，尤其是乡村学校的师资力量和优质生源不断流失，原来嵌入乡土社会中的相对均质化的乡村教育格局被打破，乡村教育也由此走向衰落。由此，乡村教育衰败难以满足农民教育需求，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为了让其子女获取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选择进城，教育城镇化越来越成为我国农村地区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
为了有序引导农民教育进城，缓解县城学校的巨大教育资源压力，县城一般实行学区划片制度进行教育资源配置。这就为农村学生进入县城接受教育设置了一定的准入门槛，其中家长在县城有稳定就业或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成为最主要的子女入学条件。如此一来，农村学生进入县城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就是在县城购买商品房。而那些暂时无力进城购买商品房的农民家庭，也会想尽办法创造条件比如县城租房陪读，甚至将子女送进县城私立学校就读，将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到子女身上。
问题在于，农民教育进城虽然可以获得相对优质的县城教育资源，但是县城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高成本教育。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家庭普遍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教育负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县城购房或陪读成本高
随着大规模撤点并校而来的是城乡资源的不均衡配置与乡村教育的加速衰败，同时为了获取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举全家之力进县城购买商品房，希望子女在教育竞争中不输在起跑线上。中部某县调研发现，早期只是少数在城市务工经商成功的村庄精英进城购房，近些年农民按揭贷款进城购房越来越普遍，该村目前90%以上农户都在县城购买商品房，其最主要的城镇化动力在于教育进城。
然而，进城购房或租房陪读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包括县城购房、县城生活、县城陪读等方面的费用，无疑加重了农民家庭的教育负担。首先，在购房成本方面，在中部某县，房价前几年已经达到5000~6000元/平，一些“学区房”甚至达到7000元/平，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而言显然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许多农民都要按揭贷款，花费较长时间才能还清贷款。
其次，在县城陪读生活方面，由于县城教育脱离土地和农村，农民在县城就业机会有限、工资水平低，因此县城生活消费方面的成本显然也要高于低成本的农村生活。另外，近十年来母亲从大城市回流返乡的县城陪读热潮，也折损了一个家庭青壮年劳动力，降低农民家庭收入，加重了农民家庭教育负担。正如一位陪读奶奶说，“在县城生活，出门就是钱。每个月的生活消费，平均下来2500元只少不多，还有培训班都没算进去”。
总之，县城买房、租房、陪读，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家庭而言或许负担不重，但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民家庭而言则是负担沉重的，一方面加速衰败的乡村教育难以满足其教育需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子代接受更加优质的县城教育而背负沉重负担。
2. 私立学校或课外培训费用高昂
农民家庭教育负担重的第二个表现是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费用高昂。由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教育学杂费全免，教育负担主要来自于教培费、私立学校学费支出。随着乡村教育衰败，为了追求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县域青年家长竞相用脚投票选择了县城民办学校。
然而，民办学校作为一种市场化的且具有盈利性质的教育供给模式，其价格肯定远高于公办教育，进入民办学校就意味着要接受较高的教育成本，农民的教育负担由此加重，这在全国不少中西部县城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
据调查显示，河南某私立中学，其学费标准分段收取：最低段收取4350~4650元，主要招收分数线以上的正常报考生；中间段收取约7000元，主要招收成绩低于分数线不多的学生；最高段则收取上万元学费，主要是招收国际化培养的学生。由此，一个学生每年需要缴纳的学费至少是9000元，除此之外还有住宿费、伙食费和其他费用。
根据访谈的教师、学生的估计，在县城民办学校读书每年的花费在1.5~3万元/年。如果家里有两个小孩，这就意味着一个农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可能达3~6万元/年，这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显然是较大的负担。问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年收入大约为8~10万元/年，可见民办教育成本是很高的。
另外，课外培训班能够提高学生成绩，越来越多的家庭卷入其中，但是培训费用也节节提高。大量普通农民家庭也被迫卷入其中，从而不得不接受私立教育的垄断性定价，这对于底层农民家庭而言也是一种较大的教育负担。
因为家庭资源越丰富、家庭经济实力越强，学生购买的培训班资源就越多越好，学生的成绩就越可能优秀，在教育竞争中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这就意味着阶层通过教育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底层家庭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了。总之，为了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家庭不得不在义务教育阶段支付高额成本。
3. 学校教育责任弱化，农民教育负担沉重
除了经济负担，农民家庭还面临较大的时间精力负担。这主要表现在，家长在孩子日常生活和教育方面投入精力过大，以至于负担过重。在日常生活方面，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小学生沉迷于手机游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而针对青少年在手机面前缺乏自控力且严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手机管理问题大大增加了农民家庭的精力负担。
在学业教育方面，由于学校教育对家庭教育的要求和参与程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学校老师将作业电子版形式发送到微信，要求家长监督辅导学生做好作业并要求视频打卡，还有一些网络课程进入学校教育，这些新的变化对于农民家庭配合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责任向家庭内部转移，使得农民家庭被迫回县城陪读、作出相应的家庭策略调整。目前的乡村教育体系，已经打破了原来农民家庭可以应对的一整套低成本的乡村教育体系。
从实践来看，农民教育负担带来的后果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分工模式与家庭资源配置模式，甚至影响到青年农民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因此，降低县域青年群体教育负担迫在眉睫，其关键是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县域教育体系，包括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资源配置、普惠性的教育公共服务，从而缓解县域农民家庭沉重的教育负担。
总之，我国撤点并校之后的县域教育，城乡教育软硬件设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进。但是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县域城乡家庭为了追求优质教育资源，不得背负沉重的教育负担以接受高成本的县城教育，一些无法实现教育进城的农村留守家庭更是被排挤在了优质教育资源之外，这显然不利于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也不利于教育公平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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