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何志毅（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3年3月7日上午，厉以宁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随后，我和于鸿君、程志强等几位师兄弟，陪同厉放、厉伟等老师的至亲，走完了所有的流程，最后将老师安送到革命公墓骨灰堂，然后回家向师母复命。
在车上，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世上再无厉以宁了，如同大家所言，一个时代，真实无误地，落幕了。
一、他的使命完成了
老师走了，师母喃喃地说，“他的使命，完成了，他的使命完成了……”这使我想起老师经常说，“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有这一代人的使命。”老师的使命当然很明确。
毫无疑问，他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老师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对于他的走，我有心理准备，但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的心还是非常沉痛的。与老师交往的各种历史场景不断浮现在脑海里，历历在目。
老话说，要化悲痛为力量，悲痛不化为力量，也会过去，因此，更要在这个时刻殚精竭虑地用心用力回答，作为老师的学生，我们这一代经济学、管理学者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为人之师的使命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老师的道德文章、丰功伟绩，老师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和对学生亲友的深情厚义，已经写在祖国大地上，已经深植于学生亲友的心中，此时无需多言。
师母的喃喃之语，犹如敲在我心中的重锤。客观上，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老师，历史上的一代宗师也就这样屹立在那里，无法逾越。但是，在主观上，我们一定不能辜负老师的嘱托，要尽最大努力试图超越老师。
老师，您安心走吧，作为“青”，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负于“兰”。
我希望，哪一天我走的时候，我的亲人和学生也说一句，“他的使命完成了。”
二、“改革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命运”
厉以宁先生是我们的、北大的、大家的、全社会的，他的影响力大大跨越了象牙塔，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界和工商管理学界，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座丰碑。
老师的逝世如一石激起千重浪，我们看到了各界人士纷纷发表缅怀老师的文章。有人统计，不到两天之内，老师的微信指数达到了2.1亿。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对老师的认同、对以老师为代表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理论工作者的认同。
老师的逝世也引发了大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回顾，今天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并非天然如此、必然如此。例如，今天我们不可想象没有民营企业、没有股份制公司、没有股票市场、没有证券基金，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居然吸收了资本市场这样最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要素，但当时走过来几乎是一步一惊、一步一险。
老师于34年前的1989年2月在香港大学讲学时写到：
“中国经济往何处去，答案只有一个，继续改革，彻底改革。旧体制的苦，我们已经尝够了，不改革只能使我们永远停留在贫穷落后的境地，唯有继续改革，才能使我们摆脱困难、战胜困难。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豁出去了，改革与我们共命运，不管改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既然我们已经把自己交付给改革事业，那么改革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命运，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这几乎是一个悲壮的宣言。此时，让我们细心品味老师的遣词用句：“已经豁出去了”“改革与我们共命运”“有什么可以顾虑呢”。
他为什么说豁出去呢？豁出去什么呢？怎么个共命运呢？顾虑什么呢？改革如果失败，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会是什么样呢？
读这样的句子，很容易联想到谭嗣同，老师在诗词里写到，“几度险情终不悔，一番求索志难移，此生甘愿作人梯。”
对老师而言，即使有险也不惊，早就准备好了。幸好，中国的历史航船驶往了正确的方向，真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吾师之幸，我辈之幸，幸甚、幸甚！
一代宗师的落幕，往往代表一个时代的落幕。老师的落幕，至少代表了一代经济学家的落幕。师母说的好，“他的使命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经济学家的使命完成了。这同时意味着，下一代经济学家的历史剧大幕拉开了。
老师的儿子、我们的兄弟厉伟在圈子里晒出了老师两段手迹——
一张是老师写在一个笔记本的常用电话号码记录页上，时间是35年前的1988年4月2日，似乎是谁求的临时题词。
老师写到：
“我们这一代不过是新旧经济学之间的过渡人物，中国新经济学的产生，有赖于今天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第一句话是老师的谦虚，第二句话正是写给我辈之人的，尽管现在我们也都不年轻了。
老师在28年前的1995年6月又写到：
“经济学的发展，好比一场接力赛跑，你们接过的这一棒，是上一代人多年艰苦探索的成果。你们这一棒跑得怎样？历史将会作出评价。”落款是“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各位同学”。
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将这个意思手书赠予我们的某位师兄弟，但老师亲口跟我说过这些话，他一定也对很多同学耳提面命说过同样的话。
回想2008年，老师语重心长地劝我放下一些事务性工作，用三年时间潜心写一本高水平、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老师说，我相信你写得出来。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我没有放下，没有开始写作。
现在我想跟老师说，最近我花了5年时间做了一个研究，我想再花5年时间，然后写一本如您要求那样的著作。这个时间与您在改革开放之前坐了20年冷板凳搞研究的时间相比，并不算长。至于它的水平，有待于历史评价，而我更在意的是不负老师的在天之灵。老师，到时候我会烧一本给您。
厉伟还晒出一张老师题写的光华管理学院的院名的图片。文字说明是：“厉以宁先生说，他题写的光华管理学院的‘学’字最上面只有两点，故意少了一点，意在提醒所有光华人牢记自己还差‘一点’，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请大家注意，在前面两段老师的手迹中，学字都只有两点。光华管理学院是1994年成立的，而老师在1988年的手迹中，学字就少了一点。看来老师不仅是要提醒所有光华人，更是早早自醒的。
如果老师都随时提醒自己还差一点，那我们差几点呢？我想，如果我用老师这一层意思给书房起名为“缺点斋”，则意味深长。它与曾国藩的求阙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境界更高。
求阙斋的显意是求阙，隐意是不求完美而求缺。缺点斋的显意是有缺点，隐意是缺一点。“求阙”表达可能完美，故意求缺；“缺点”表达不可能完美，总缺一点。
老师，我们将牢记您的嘱托，牢记您的提醒。我们将在您奠定的基础上勇于开拓创新，从您手中接过接力棒，续跑一段，接受历史的评价。同时，我们将向您学习，把差一点的精神根植于心中，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三、老师的一朵烛光，弟子的一生阳光
如果老师是一根蜡烛，这根蜡烛照亮了无数学生。而老师的一点烛光，往往是弟子一生的阳光，在同学们对老师的追忆中，这种案例比比皆是，我的案例也是如此。
我与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30年前的1993年春天。当时我在全职读博士的期间，受邀到广东的惠州市，帮助地方政府创建一个综合性集团公司。当时老师到广东考察，从蛇口来到惠州，住在惠州市政府的小岛宾馆，坐落在苏东坡修建的惠州西湖的一个小岛上。
那一次，我参加了惠州市政府领导对老师的接待工作，参与了各种调研和讨论，近距离接触老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没有想到以后有机会成为老师的学生。
时针转到了1996年的春天，我完成了关于国有企业宏观改革战略研究的博士论文，当时没有想走学术路线，但希望论文能够得到厉以宁教授的评价。于是，我敲开了厉以宁老师在北大中关园的家门。
老师问明来意后，指着胸口带着的两会代表证说，我正在参加两会，最近没有时间审阅论文。我说，我不赶时间，我答辩所需要的论文评价已经完成。我只是希望老师能够对我的研究写一个评价，作为一种历史留念。
于是，老师收下了我的论文。没有想到的是，三四天后老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到家里去取论文。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老师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做博士后。我喜出望外，按照老师的指点，到了光华管理学院找到了分管领导。没想到分管领导说还需要考试，只有一个名额，却有30多个人报名。我问如何考试，她说是面试，讲述自己的博士研究论文并接受提问。
事后，据说学院从30多个报名者中挑起了7个申请人进行面试。我记得那一天有9位教授到场，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后来光华管理学院的各位领导和主要教授，例如曹凤岐、张国有、王其文等等。
这也让我感受到了光华管理学院的文化和作风，博士后是厉老师的博士后，厉老师却把这个权力交给了光华管理学院的领导班子。幸运的是，我通过了这个考试。
有一天，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凤岐约我谈话。他通知我，学院可以接受我为博士后，但是有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必须全职做博士后，档案要转入北京大学；
第二，在博士后期间必须给学生讲课，承担一个教师的基本工作量；
第三，博士后研究结束后，必须留校担任教师。
我立即表态可以做到第一点和第二点，但是第三点我思想准备不足。因为我是从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上全职脱产读了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有多种选择机会，多花两年时间做完博士后也仍然会有各种选择机会，当时没有把当教师作为首选。
于是我说，希望容我几天时间。后来我去向厉老师汇报，老师略微思考了一下，说你先答应再说吧。当时我这样答应了老师，但略有些于心不安，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是老师相信过一段时间后，我自己会产生变化。
时针再转到1997年年底。有一天老师让我与他一起陪师母参加单位欢送她退休的晚宴。到了餐厅，师母单位的同事们非常高兴，但是老师没有参加他们的晚宴，说是陪师母来，但是与学生一起商量事情。
那一次老师正式建议我博士后出站后留校担任师资。老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话，既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那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最后他说，如果我听从他的建议，我这一生的社会价值会最大化。我很坚定地表态听从老师的建议，在北京大学当了一段时间教师后，使我体会到了为人之师的乐趣，和被人尊重的强烈感受，这种感觉十分美好。
我现在的人生状况完全证明了老师预言的正确。当时我的其它机会选择表面上看起来比在北京大学当教师好，但现在回头推演，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任何一种路径都不如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好，任何一种结局都不如现在好。
在我转型当老师后的25年时间内，老师和师母对我关怀备至。老师多次对我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帮助，例如我是否担任行政职务的事、评审正教授的事、是否借调外校任职的事、从外校回北大任教的事，等等。
由于各种原因，我并没有每一次都听从老师的建议。现在回想，老师的建议全部是为我着想，为我好，如同父亲给儿子的建议。现在回看，老师的建议都是对的。由于事件的背景牵涉到一些具体的人事，可能需要再沉淀一段时间才能够叙述，其中有些具体情节作为故事，也有精彩之处，且听下回分解。
遇良师得入门，获师恩受提点，实乃人生之大幸。我有此幸真是好命。我今天阳光灿烂，有赖于老师的一朵烛光。
民间很简单直接，把老师称之为“厉股份”。这肯定不全面，厉老师何止是厉股份？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称呼老师，老师可能是厉股权、厉股市、厉证券、厉基金、厉扶贫、厉非均衡、厉战略、厉低碳、厉林权……但是大众记不住这么多名称。
如果只选一个称呼的话，那好像还真是厉股份。厉股份，意味着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制、民营企业的股份制改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混合改制，意味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现代企业制度生态环境的建立，意味着股票市场的设立和上市公司的设立。
老师在1986年就提出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取决于所有制改革。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中国没有股份制的公司、没有证券市场、没有上市公司吗？
所以，一声厉股份，劳苦足够高！
在悼念的老师的文章中，有一篇的标题是，“世上再无厉股份”。这几天老师的家人和我们这些学生反反复复劝师母的话都是“他的使命完成了”。
中国今天没有了厉股份，但有了各种各样的股份制公司，有了股份制公司赖以扎根的土壤和生态。老师对中国股票市场评价的名言是——有股票市场比没有股票市场好，股票市场的今天比昨天好，股票市场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作为“厉教育”。老师1955年留校任教，从教68周年。有人问，厉老师有多少个学生？像厉老师这样的一代宗师，无法回答他到底有多少学生，不能以本硕博学位作为标签。凡是他认的和认他的都是他的学生，说桃李遍天下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比喻。
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有4000多人自觉自愿地来为他送行，我相信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学生身份来的。他该来的、能来的学生代表都来齐了。还有更多的人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以学生的身份祭奠他。
2月27日19:31老师去世，4个多小时之内，老师的微信指数上升到1.3亿，2月28日，指数达到2.1亿。有媒体称，老师希望大家记住，“他就是一个教书匠”。
3月7日的告别仪式结束后，老师的女儿说，他只是到另外一个地方教书去了。
作为“厉诗人”，由商务印书馆于2018年1月出版的《厉以宁诗词全集》中，收集了老师1416首诗词。老师肯定不止一次、不止跟一两个学生说过这样的话：也许以后的人未必记得住他的经济学思想，但可能记得他的诗词。
请看他1955年大学毕业时的七绝诗：“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一生治学当如此，只问耕耘莫问收。”
他在1970年40岁生日时，在江西鲤鱼洲填词《相见欢·四十自述》：“几经风雨悲欢，志未残，试探人间行路有何难。时如箭，心不变，道犹宽，莫待他年空叹鬓毛斑。”
他在1990年60岁生日时的《浣溪沙·六十自述》：“落叶满坡古道迷，山风萧瑟暗云低，马儿探路未停蹄。几度险情终不悔，一番求索志难移，此生甘愿作人梯。”
他在2016年86岁生日时的《江城子》：“当初岂敢少年狂，下沅江，出湖湘，负笈京华，治学识同窗。早遇恩师勤指点，知正误，永难忘。而今学子已成行，著书忙，似垦荒，虽过八旬，敬业在课堂。试问平生何所愿，青胜蓝，满庭芳。”
老师在母亲去世时写的“母逝方知儿亦老，嗖嗖，黄叶掠过头”，何尝不是我们今天送别老师的心态写照？
五、经世致用，横跨时代
2022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老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业内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殊荣。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老师40年贡献的认可。
回溯一下历史时光，老师从1988年起连续担任了三届人大常委和三届政协常委，共6届30年。再往前推，这一次有同学在回忆文章中披露，老师在80年代初曾经有一年时间，吃住都在海里，仅仅回北大上课。有两年左右时间，虽然回了北大，但经常在海里办公，研究的当然是国家大事。
令我们感叹的是，认可老师的不是某人某时，而是横跨半个世纪的国家需要，老师也并不讨好某人某事，而是一以贯之以知识分子的良心、底蕴和才华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于我们而言，世上再无厉老师。于我们而言，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满足老师的愿望，青胜蓝，满庭芳。
3月7日早晨，出门给老师送别的路上写了一副挽联，录于此，刻于心：
廿载冷凝，半世燃烧，
手栽无数桃李，点亮燎原星火。
使命已达，完美转身，
宗师勿须谢幕，且看青出胜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何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