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5日,深圳,富士康园区,一名23岁男性员工跳楼自杀。这是那一年的“第14连跳”。

一连串悲哀到离奇的用工丑闻发生后,工厂内部野蛮、非人道的管理被曝光,令全球惊诧。3个月后,一次晚宴上,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问了乔布斯一个问题:苹果能否回到美国生产手机?听到这个略显“幼稚”的问题,乔布斯当即回答:不可能了,这些工作机会永远回不来了。

卓别林之后,西方没有出现第二个卓别林。美国把人当机器的“摩登时代”,很难再现。而“供应链大师”库克也早已做好长远规划,并将苹果帝国打造成世界上盈利能力最强、现金流最充裕的公司:总部坐镇美国,负责研发设计,运筹帷幄;第二圈,则有美军掠阵,其中,日本负责生产电阻电容,韩国制造屏幕;圈外的中国,负责组装。每个纳入帝国版图的公司,都会都有苹果的“特派工程师”来配合做技术升级。一切细节,苹果悉知悉见。因此,每季度还会重新议价,直到所有环节再难发现“额外”的利润。帝国法度森严,令出中央,不容商量。帝国的供应商,还须时刻做好为帝国重建新产线、开辟新疆图的准备。除非美国工人能够在1年内创造出“24连跳”、“34连跳”……为苹果创造更多的利润,否则,苹果不可能回到美国生产手机。

2016年11月,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着急向媒体“夸功”:自己已经和苹果CEO库克通过话,向对方传达了让苹果制造回流美国的计划。事实上,特朗普的表态,是单方面的表态,是独角戏,并不是和库克商议之后的共识。苹果是供应链全球化的典范。如果,“天生骄傲”的特朗普,能通过自己强大的舆论能量,逆转全球化大势而独利美国制造和就业,他定能超越前任、“垄断”支持率,身份凌驾于政、企两界之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圣主时代。虽然,替苹果制造手机的富士康,不是美企,更不是苹果。但,舆论场上,能把富士康拉回来,就约等于兑现了诺言。为了将富士康请到美国,倔强的川皇亲自下场抬起“八抬大轿”:他力排众议许诺给富士康30亿美元的补贴;新工厂从密歇根湖调水原本需要8个州批准、耗时25年才能合规,他却在一夜之间完成;后来虽有环保人士抗议,然而抗议之后补贴反倒增加了10亿美元,其中,甚至“贴心”地拿出1亿多美元为工厂修路……2018年6月28日,经过一年半的过关斩将,“霸总”特朗普站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手持铁铲,与郭台铭一起为美国新工厂奠基。对于富士康艰难且高调的逆势回流,特朗普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始皇帝”级的历史成就。在特朗普这一全球顶流加持下,这家工厂,自诞生就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持续关注。而回顾这几年的报道,发现该工厂不是停建,就是在更改目标:工厂原本是要建一条10.5代LCD液晶面板产线,后来又准备改建第六代,随后几年又传出准备生产呼吸机、服务器、机器人、电动车……简而言之,美国富士康工厂一直处在修补渔网、晒网,再修补、再晒的循环,就是不见捕鱼。此时此刻,如果阿Q附体,完全可以说,富士康回流美国失败了,苹果离不开中国。

但是,苹果产业链全球化,并非是由“我”来主导的叙事。更准确来说,这是一场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我们只是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并且是微笑曲线中让大家“微笑”不起来的那部分。说白了,即便是富士康回流美国失败了,并不代表苹果离不开中国。当我们将视线移向西南方,就会发现以中国“平替”自居的印度正在以极其踊跃的姿势,将手高高举起。

2014年,具有前所未有民众凝聚力的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将投资数万亿卢比启动“印度制造”计划;2020年,莫迪准备加注20万亿卢比启动“自力更生”计划;2022年,莫迪又加注到100万亿卢比,提出“总理速度的力量”计划。这一系列目标,总结下来就一句话:印度要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理性来看,这不是白日梦。2017年,印度还只是负责苹果旧机型的组装;然而,到了2022年,印度的富士康工厂就已经开始生产新机型iphone 14。华尔街预测,到了2025年,苹果就会把25%的手机生产放在印度。此时此刻,如果请走阿Q,让公知附体,完全可以说,工资水平只有中国1/5的印度,必将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中国。暂且不论道德层面,我们应不应该挽留富士康,且问,中国是否还有足够的优势,挽留富士康?如果能,还能挽留多少天?印度,是否就是富士康的归宿?

01种姓制与工业莫迪总理的野望

“为印度书写光辉的未来。”2014年5月26日,高票当选的莫迪,在印度新德里总统府前广场正式宣誓就任总理一职。在印度内外4000多名嘉宾见证下,莫迪发表了时长2分钟的宣誓词,开启了印度“制造大国”的梦幻之旅。就在莫迪宣誓的当天晚上,距离首都新德里200公里的北方邦Badaun地区Katra村的3名少女,失踪了。在印度,女性坐公交,以及女性下班之后没有准时回家,都是很危险的。因此,少女的家人怀疑3人发生了生命危险,三番五次报警,但当地警察始终不予立案。原因是,这3名少女,属于达利特。直到27日凌晨,有人发现,失踪的3名少女,其中2人的尸体被悬挂在村里的芒果树上。一个14岁,一个15岁。

警察接手后,就断定二人是自杀。死者家人坚称二人是先被强奸后被谋杀。后来,经过进一步调查,尸检报告显示是强奸。然而,这个结论很快又被推翻。最后,印度中央调查局认定这起案件是“荣誉谋杀”。所谓荣誉谋杀,就是男女间发生暧昧、尤其是不同种姓男女间发生暧昧,家族成员为了维护家族“荣誉”,按照印度传统文化,会将当事男女杀死。一般来说,警察会尊重印度传统,不会干预。判定这两个少女被“荣誉谋杀”,其实就是判定这两个女孩“不检点”,死有余辜。事实上,这3名少女,都是在一个叫Anshu Naharia的工头手下工作,给村里修路,每天可以挣25卢比,折合人民币2.5元。每个月只有75元。

事发前,3名少女提出每天涨薪3卢比(人民币0.3元)的请求,被工头拒绝。为了杀鸡儆猴,给其他心怀涨薪企图的人一个警告,Anshu Naharia伙同当地警察以及其他人,轮奸、杀害了少女,并将其中2人尸体悬挂在显眼的大树上。另外一名少女则继续被囚、被折磨。

本来,这一事件应该按照工头Anshu Naharia的预期进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在印度“向来如此”。更何况,印度当地警察也共同参与了强奸、谋杀。尽管,印度宪法早就规定了,达利特也是人。但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统一和独立,都不是经由底层爆发暴力革命来实现的。而是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方便殖民才顺手进行统一,二战期间英国无力维持殖民才勉强同意印度独立。由于底层从未向上层展示过他们的獠牙和利爪,因此,长期以来达利特只是理论层面的人。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达利特因各种原因失踪、死亡,最近几年甚至有增长的态势,但警察也都习惯性不立案。两名达利特少女被强奸、被公然悬尸,在印度本可以就此揭过。印度依然还是公知口中那个“不需要警察,几乎没有人犯罪,最和平的国家”。

没想到,印度电影制片人Mayurica Biswas将该事件拍成纪录片《芒果树下的声音》,还获得了洛杉矶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5年后,也就是莫迪第二任期。根据该事件改编的电影《宪法第十五条》上映,再一次将该事件暴露在公众面前。电影之所以取名《宪法第十五条》,因为印度宪法第15条规定,“不得仅根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点或其任何一项为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

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宪法就写了这一条。不过,也只是写了。然而,印度教的“宪法”,印度人却已经践行了上千年。印度教将人从优到劣分为4个种姓:掌管精神世界的婆罗门;掌管现实世界的刹帝利;扮演小商小贩小中产的吠舍;靠出卖苦力糊口的首陀罗。婆罗门、刹帝利,两个种姓都很高贵,不用纳税,犯任何罪都不会判死刑以及伤害身体的肉刑。互联网上“印度只有1亿人”的梗,如果是写实,那就一定是指人口规模大约1亿的婆罗门和刹帝利。至于第三种姓吠舍,跟婆罗门、刹帝利一样,属于“再生人”,有资格信婆罗门教,只要这辈子把财富捐献给婆罗门、刹帝利,下辈子就有机会投胎到更高种姓。首陀罗,干活就有饭吃,不干活没饭吃,没有财富,没资格当“再生人”,也没有资格信婆罗门教。在宗教层面,已经处在是人非人的模糊地带。

至于达利特,根本没资格排进4大种姓。种姓,不仅仅代表人的“优劣”程度,还是近乎永恒的工种标签。是什么种姓,世世代代就从事什么工作,父死子继、世袭罔替。老子是银行职员,儿子也是银行职员。老子是小贩,儿子也是小贩。公务员层面更是如此,老子是警察,儿子也是警察。这也就形成了印度特色的行政制度“公务员专政”。毕竟,不论部长、邦长、总理思想再前卫,再有改天换地的想法,还是要依赖公务员去执行。公务员,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永享一方香火,永保一方裙带。至于达利特,天生只能扫大街、通下水道、掏大粪,干最脏最累的活、挣最少的钱。

前几年,印度还有报道一名出身达利特的青年,尽管拥有2个学士、2个硕士、2个博士共6个学位,但是,靠知识无法改变命运,挤不进其他圈层。最终,他仍然只能和父辈一样去清理垃圾。2014年莫迪上台之后,他想把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从运行了上千年的铁板一块的旧制度中,释放出足够多帮自己实现新梦想的产业工人。后来的事实证明,莫迪并不是空喊口号。

莫迪正在借助“神明”之力,改变印度“公务员专政”、打掉铁饭碗,让那些希望改变命运的低种姓群体,帮助自己实现“制造大国”的梦想。(详情可点击酷玩之前的稿子《万万不可轻视印度》)那些为了申请涨薪3卢比(人民币0.3元)而被轮奸、悬尸的少女,那些拿到6个学位依然只能清理垃圾的青年,那些平均工资不足中国工人1/5的数量庞大的印度民众,就是莫迪圆梦的希望所在。对于这些“欲活无门”的印度底层来说,富士康,又何尝不是一座人间天堂。

02

螺丝钉与诗歌

许立志们的逃离

就在莫迪就职印度总理的第5个月,确切时间是2014年9月30日,24岁的许立志在微博上定发了自己的遗言,然后从深圳一座大厦17层坠楼身亡。除了是富士康工人,许立志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打工诗人”。

由于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之后,许立志先是在揭阳市的店里卖了1年的验钞机。但是,他觉得每个月1000多块的工资实在太少了。广东揭阳玉湖镇长大的许立志,希望到大城市去闯闯。2011年初,他来到了深圳,因为没什么一技之长,最终他进入富士康,签了3年合同。开启了他的“摩登时代”。许立志的工作描述起来很简单,人等同于机器。白班和夜班,每个月一轮换。白班是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7点,夜班是从晚上8点干到凌晨7点。试用期9个月,转正之后基本工资2300元。要想多挣一点点,就要不停地加班。

如果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文盲且拥有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拥有这份工资就可以成为当地的“人上人”。但,当时的中国,已经有超过总人口1/5的人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而一个人一旦读过高中,尤其是接触了文学,看待世界的角度就变了。尤其是身处于一个经济和房价都快速增长、习惯于竞争和攀比的时代。与其说这份工资不够高,不如说这份工资与所承受的身心“痛苦”,显得不成正比。按照许立志诗中的描述,一旦车间开关启动,所有人都必须完全“效忠”于流水线,私自上厕所如同“叛乱”。工作时每个人都像“雕塑”、“兵马俑”一样,站在流水线上机械麻木地“拧螺丝”。

任何人交头接耳,都会被训斥、谩骂。许立志闻着工厂的气味,喝着“铁锈”感的水,在默剧环境中,感觉自己就是机器的一部分。下了班回到狭窄、逼仄、火柴盒一样的宿舍,听着工友们倾诉做小生意失败、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挣钱治病等等来富士康的原因,以及孩子的哭闹声、咳嗽声,许立志感觉这里就是人间炼狱。他每次推开狭小的窗户,感觉自己是推开了棺材盖。许立志20岁就开始写诗,到达深圳之后他开通了微博和博客,将自己打工的见闻感受,悉数记录到自己的诗歌中。这也是他被称为“打工诗人”的原因。不过,“打工诗人”这四个字,他更想做的是诗人,而不是在富士康打工。准确来说,他时刻都想逃离富士康。在这份合同期间,越到后期,许立志诗中关于“死亡”的意向越来越浓。

不考虑人道的话,如果以许立志为样本,以他的100多首诗歌为线索,就可以大致解剖出许立志以及“N连跳”的工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或者,也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摩登”工厂,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个体差异不同,忍耐的时间有所不同。2014年,许立志与富士康3年的合同期满,他就离开了,去了江苏开启新的人生。漫长的3年,证明了,许立志并非懦夫。他勇敢熬过去的一劫,是很多人都未能熬过的一劫。并且,他在富士康期间,在内心极度抗拒的情况下表现也很优秀。3年期间他做过作业员、仓管,也做过线长,管理过整条流水线。但是,由于他性格内向、内心敏感,且最近三年的工作经验就是“拧螺丝”,离开富士康,兜兜转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并非完全属于他个人的悲剧。2014年9月26日,许立志再次与富士康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同。

也正是在这个9月的最后一天,许立志将遗言定发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日。然后,他选择结束生命。许立志之后,国内不再经常看到触目惊心的连跳事件。难道是富士康改善员工待遇了吗?其实,自从2010年14连跳之后,富士康及其背后大客户苹果,就遭到国际的一致谴责。各大媒体卧底记者,纷纷潜入富士康,不遗余力揭露其“残酷剥削”和车间非人道管理方式。为此,苹果强烈谴责其供应商的劳工制度,不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并责令富士康进行整改,同时还会不定期检查监督。但是,本质上说,如果苹果不能克制自己对于利润的欲望,不改变自己过去定期与供应商“议价”的传统,富士康永远无法拿出“额外”的钱改善员工生存状态。去年,郑州富士康车间工人因为疫情“大逃亡”,宁愿千里徒步走回家,也不愿留下工作。疫情,似乎成为一个逃离的导火索。

郑州当地先后发动退休军人、基层干部去填充车间,还是无法满足用工需求。当时,很多网友支招,只要涨薪,不怕没人过来。然而,富士康年利润虽然在300亿元左右,如果120万工人每个人每月涨薪超过2000块,富士康就会亏损。涨几十几百块没有意义,涨1000块,就意味着富士康利润减半。富士康又不是胖东来,很难做出这样的抉择。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富士康的对策:在中国劳动法规定临时工不能超过10%的背景下,富士康临时工比例竟然高达50%(注:非营利监管机构 China Labor Watch的报道,但富士康回应称不实消息)。

这就是苹果要“面子”,富士康“面子”和“里子”都要的结果。2014年之后,富士康连跳事件之所以减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或许应该归功于外卖行业的快速增长。在许立志感觉到人生无望的2014年,国内外卖行业还没有形成如今的规模。那一年,占据国内60%市场的外卖平台还是饿了么,业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外卖员,虽然也像富士康工人一样被“困在系统里”,暴露在危险之中。但是,不论是工资上限、时间灵活性,还是上厕所要不要打报告等等各方面来说,送外卖都要好过“拧螺丝”。

人生来不是为了吃苦受虐的,只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吃苦。但是,如果有不太苦的苦可以选择,为什么还要选择更苦的苦?因此,任凭人大代表们千呼万唤,任凭制造企业老总们痛心疾首,任凭键盘侠们以“怕吃苦”百般绑架,许立志们一旦有能力离开,有能力找到更好的“富士康”,就不会再回来了。这样来看,富士康迟早要离开中国,赶往下一个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洼地。

03

代加工与机器

劳动素质的“冗余”

“一颗螺丝钉,突显了中国的无可替代。”在以“我”为主的叙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2012年,在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5年出口倍增”和“再工业化”雄伟梦想驱动下,苹果CEO库克宣布将在美国得州生产Mac电脑。然而这款电脑被推迟数月才上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这款价值3000美元的电脑生产螺丝的生产商,仅仅有20名员工,每天最多生产1000个螺丝。然而,即便面临苹果这样的大客户,当地的供应商虽然有心,但是没有能力快速增加产线、开模。正如库克所说,“在美国,你如果让模具工程师来开会,我不确定能否让他们坐满一个房间。在中国,他们可以坐满好几个橄榄球场。”而除了上下游供应商数量、规模,远远不如中国之外。美国得州工厂无法按需生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美国根本无法让工人进行昼夜生产。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人权问题。美国商务部前首席经济学家苏珊·赫尔普曾表示:“中国并不仅是成本便宜,那是一个你能召集10万人为你通宵工作的国度”,“这已经成为开展生产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中国工人,很想变成,也正在变成美国工人。

同样是在2012年,这一年台北年会上,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对着台北动物园园长调侃道:“人类也是动物,如何管理这100万动物让我很是头疼。”富士康需要的不是人权、劳动法、最低工资标准等各种条款保护的美国工人,而是只需要吃最少的草,就能挤出最多奶的百万牛马。机器人可以24小时工作,全年无休,只要有电就能干到报废,且不会自杀。早在2007年1月,富士康就在深圳成立了机器人事业部。而3年后的连跳事件,面对利润和舆论的双重压力,郭台铭制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2014年,雇佣100万台机器人,取代80%的作业人员。

之所以说这个计划很疯狂,是因为从1961年第一台工业机器人问世,到2014年全球累计只生产了200万台工业机器人,还在继续运行的大约只有一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苹果也秘密组织了机器人团队。但是,到了2018年,苹果从汽车行业四处拉丁组成的机器人团队,最终还是解散了。截止到2019年,富士康也只配备了10万台机器人。关于苹果、富士康机器之梦失败的原因,业界共识是,将“傻大憨粗”的汽车机器人,复制到精度要求很高的3C领域,是行不通的。而这也是女工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因为将螺丝拧到面板上时,力度太大容易损坏面板,力度太小容易松动。微小的细节,恰恰是良品率的关键。2014年,库克试图推动MacBook生产线自动化时,由于产线出错,导致当年新款MacBook推迟半年发布。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每年或者每季度,甚至3-5个月,由于产品迭代或者品类变化,就需要更换新的产线。如果机器人也要随着产业变化而变化,成本太过昂贵。也可以说,富士康当下离不开中国,是因为对于富士康来说,当下阶段,中国工人比机器人更划算。这份划算,我愿称之为“劳动素质冗余”。所谓劳动素质冗余就是,许立志这样受过一定教育的工人,即便时时刻刻想逃离,还是能把产品做到零缺陷,还是能在变化、迭代的产线中越做越好,甚至做到线长。同理,国内外卖行业能够突飞猛进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庞大的外卖员群体平均学历远超这个岗位需求,他们还普遍具备熟练使用智能机、熟练驾驶电动车夺路狂奔的技能,甚至具备替厨师炒菜、替客户打游戏、为客户献才艺的能力。

正是这些“冗余”,注定了在一定时间内外卖机器人很难取代人。目前富士康之所以没有真正转移到印度,还是同样的原因。近期,根据外媒报道,印度工厂生产的苹果外壳良品率仅50%,这与苹果追求的零缺陷,相去甚远。这其中,固然是有印度基础工业不完善的原因,然而,印度所拥有的近3亿成年文盲,尤其是印度高中女生毕业率不超过33%,不能为精密加工提供充足的优秀劳动力,这些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50%的良品率,可见印度的工人劳动素质别说有“冗余”,甚至都没有达到及格线。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印度工厂生产的苹果外壳良品率,竟然已经高达50%了。印度女生高中毕业率已经达到33%。要知道,从颁布义务教育法到全民普及,日本用了78年,美国用了100年,中国只用了15年,中国才是那个“异类”。放眼全球,在全民教育方面,印度并不算太差劲。并且,印度工人工资只有中国的1/5。并且,苹果总部不断派产品设计师和工程师前往印度工厂进行培训。海尔创办之初,张瑞敏曾定下这样一条厂规“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如今的海尔已经连续14年蝉联全球洗衣机销量第一。印度工厂,同样也蕴藏无限潜力。甚至可以说,过去几十年,印度的潜力之所以没有得以释放。除了印度自身民族、语言、文字、度量衡、宗教等各种冲突过于激烈。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就是,在东南亚“怪物房”中,有着一个“神级怪物”。

站在以“我”为主的立场,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个理由证明中国工业产业链的完备、柔性生产能力的强大,同时证明印度有多么不堪,以及苹果将供应链转移到印度有多么的愚蠢。不过,说到底,苹果全球供应链转移与否,并不是以“我”为主导的叙事。这是一场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我们只是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并且是微笑曲线中让大家“微笑”不起来的那部分。

富士康之所以还没有真正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是因为当下阶段,中国劳动素质的“冗余”性价比超过机器,更超过印度劳动力。说白了,富士康只是苹果在全球游牧“掠食”过程中的代理人,会不断寻找更为肥美的猎物。它们对任何一块土地,都没有感情。更何况,印度还有庞大的日薪2.5元人民币的“贱民”,想进血汗工厂而无门的高学历“贱民”。与此同时,富士康以及上下游供应商,也已经陆续赶到这块人力成本肥沃的新牧场,着手驯化这一方的劳动力。

简而言之,中国工人想努力逃出富士康,而印度正削尖脑袋钻进去。此消彼长,天平终将倾向于印度。因此,关于苹果、富士康是否会离得开中国这一话题,各方人士不论以何等高傲的姿态进行探讨,不论得出何等自豪的结论,本质上都是一种“乞怜”,都是在求着富士康不要走。当下,或许,探讨富士康还有多少天离开中国,离开中国之后庞大的中国产业工人该何去何从,以及在这个窗口期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些话题更有价值。因为,越来越难承载中国年轻人生存需求的富士康,已经不值得中国留恋。

尾声

2020年6月,美军最新研制的KC-46加油机在交付之时,被西摩·约翰逊空军基地拒绝。拒绝的原因是,机体内有异物残骸。准确来说是电器垃圾、金属碎屑、操作工具、折叠梯,还有坚果皮。并且,这不是波音飞机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此前,美国军方除了发现异物,甚至还发现飞机的布线并不是按照图纸,而是按照工人“喜好”。或许,在普通人的第一感觉中,飞机制造是个技术密集型产业,大部分环节都会是自动化。事实上,走进波音飞机制造工厂就会看到,来自全球的数百万个零部件,是由数万名工人人工控制,一块块拼接起来。

和富士康工厂需要人来组装是一样的道理,飞机需要人来组装,是因为要确保每个零部件都能严丝合缝组合在一起。但是,和上厕所也要打报告的富士康工人不同的是,飞机制造工人每天只需要上班8小时,并且在这8小时里可以随意上厕所、嗑瓜子、喝咖啡、抽雪茄,交头接耳也不会被骂。因为每一个零部件对飞机都有重大影响,都不能出错,每个环节的工人都是人,都不会被“组长”随意侮辱。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美国航天航空工程师的年薪中位数约为11万美元。大约是富士康工人的薪资中位数的20倍。难道说,美国工人比中国工人优秀20倍、努力20倍?

难道美国工人天生就应该拿着高薪,悠闲地嗑着瓜子上班?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和制造苹果手机一样,波音制造飞机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叙事,美国处于全球分工的中心,因此波音面对全球任何客户,都会带着骨子里的“骄傲”。波音的工人,这才真正活出了人样。客观上来说,中国产业工人也有大把机会拥抱美好未来。除了我们正在如火如荼发展的C919飞机产业,还有我们昨天刚刚写过的中国军工(可点击进去了解详情)。甚至于,军工实力,才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分工最大的底气。因此,当下国内工人面临的最大困境,或许并不全是产业迭代的技术问题,一定程度上还有国内的广大民众在心理上,还没有做好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最强军工国家的准备。或许广大民众内心深藏的温良恭俭让,以及漫长的苦难历史,已经习惯性认为我们应该站在苦难者的视角、站在道德无瑕的立场,同情、悲悯世间一切弱者,谴责、唾骂一切强者。但是,当下的美国已经连“巧取”的耐心都没有了,只剩下“豪夺”。而拥有庞大人口的印度,又以空前卑微的态度迎接命运的垂青。全球产业分工正在快速改写。此时此刻,狭路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