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土哥涅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每年春节，对于大龄未婚男女都是一道难关。特别是今年，七大姑八大姨在催婚时又有了新的、更为不容辩驳的神圣理由：
为中华人口之重新正增长而奋斗！
事情的缘由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其实，早在去年初，当2021年的数据甫一公布，净增人口从2020年的204万断崖式下跌至48万，舆论便已断言141260万将成为中国人口的峰值数，2022年或迎来人口负增长。只是当这一天真正来临，国人内心多少还是有些惆怅甚至惶恐的。
毕竟，过去几代人从小就被教育“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巅峰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后来变成四分之一，再后来又缩水成五分之一。而现在，人口缩水，就连这个“第一”的位子都即将不保，可能过完年没多久就被隔壁印度超过，你说“方不方”，失落不失落？
人口增长由正转负，表面看是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但考虑到我国的死亡率从改革开放初的6.2‰，上升到去年的7.4‰，总体保持稳定，所以导致人口负增长的关键，还在于出生人口的大起大落。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历过三波生育高峰，其中第三波出现在80年代，也就是我们这代人。但是自1987年出生率达到23.33‰的高峰之后，就开始一路下滑，1991年跌破20‰，2020年又进一步跌破10‰。
虽然从2011年起，国家先后放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短期内带动了人口反弹，但很快又重新回落。2016年到202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从13.57‰一路下泻至6.77‰，几近腰斩，下滑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由于基数庞大，我国暂时还不至于像韩国那样担忧“国家何时消失”，但按照人口学家梁建章的预测，以人均寿命80岁来算，中国今后即使勉强能够维持每年900万的新出生人口（2022年是956万人），长远地看也只能维持七亿多的人口总量。
难怪最近，长辈也好，媒体也罢，一个个都唉声叹气。前者感叹：当年我们想生不让生，现在允许生了你们又不生。后者发问：哪些人还在生娃？
二
2013年5月，一则劲爆的消息震撼中国社会——著名导演张艺谋不仅已秘密再婚，还和新妻子陈婷生了三个孩子。
随着此事的曝光，老谋子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包括李银河在内的很多名人纷纷站出来，指责其违反计划生育。甚至有传闻张“二婚、四个女人、七个子女、N段情史”，因此还被网友戏称为是葫芦七兄弟的爹，搞得“葫芦爹”一时灰头土脸。
虽然后经证实，七娃之说实属谣言，张总共育有二男二女四名子女，但超生风波还是让老谋子名声大损，最后乖乖认缴了748万元罚金才得以了事。
从后视镜的角度来看，张艺谋虽然超生，但客观上也为延缓中国人口负增长尽了一份力。但就算当初的人们知道，十年后中国人口会出现负增长这样严峻的局面，我想大家还是会指责张艺谋的。
因为相比人口减少可能带来的那些社会经济方面的潜在隐形影响，人们更担忧的是，强势阶层如果放开肚子生，婚生非婚生子一大堆，规模急剧膨胀，那么将加速社会阶层间的板结，令寒门更难出贵子。
比较理想的状态是，社会中产阶层能够成为生娃的主力，可是很不幸，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中产往往是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最低的群体。不只少育，现在甚至连婚都不愿意结了。北京、上海几十万优秀“剩女”，每每令七大姑八大姨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相反，身处金字塔尖的富裕阶层和塔基的底层人群，才是生娃的主力军。在狭隘且普遍的观点里——不仅对于富裕阶层有所忌惮；而且对于底层同样不乐意，觉得那样会拉低社会的整体水平，并担心其过度占用社会资源，加重社会福利的开支负担。
可见，生娃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问题，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社会观念的冲突，相比纸面笼统的数字增减，这些才是真正令人口专家们抓耳挠腮、无法解决的难题。
三
除了财富阶层之间生育意愿存在差别，不同地域省份的生育率也差别较大。
从2021年各省市区的人口出生率来看，只有西藏（14.17‰）、贵州（12.17%）、宁夏（11.62‰）、青海（11.22‰）四省区高于10‰。其中前两名——西藏、贵州，也是七普时全国仅有的三个各地市人口均实现正增长的省份之二。和另一个浙江主要依靠外来人口补充才做到“市市红”不同，贵州、西藏则纯粹是凭借本地人能生，实现的。
但考虑到这些省份人口规模都较小，最多的贵州省也才3852万人，所以这两省的出生率虽高，对全国人口的增长影响却较小。
而传统的人口大省或劳动力输出大省，像山东（7.38‰）、河南（8‰）、四川（6.85‰）、湖南（7.13‰）、安徽（8.05‰）等，如今一个个却都不怎么爱生娃了，生育率没一个排进前十的。
至于北京（6.35‰）、上海（4.67‰）、江苏（5.7‰）、浙江（6.9‰）这些经济龙头省市，人口形势更是严峻。
像江苏省的太仓市，早在198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是负值（-2.75‰），成为全国第一个人口负增长的区域。1991年，上海市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要不是靠着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江浙沪的人口危机可能早就爆发了，长三角的经济增长也难以维持那么多年。
但现在，作为江浙沪外来人口第一来源地的安徽，也不生了。2021年该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0.05‰，接近停滞。人口总量（6113万）也被浙江（6540万）反超，沦为长三角人口最少的省。未来，安徽还能给江浙沪输送多少劳动力，情况堪忧。
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所在的广东省堪称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两条腿走路”的楷模。
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不仅吸人能力强，净流入人口（2793.5万）是第二名浙江（1382.4万）的两倍，造人能力也强。全省出生率（9.35‰）排名全国第八，减去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更是高居全国第四，仅次于西藏、宁夏和贵州。不仅碾压京沪江浙，也远超中西部一众传统观念里爱生能生的省份。
难怪自1989年以来，广东GDP常年位居全国第一，苏大强怎么努力也追赶不上。看看两者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个4.52‰，一个-1.1‰，就知道哪个发展更有后劲了。
不过广东的一枝独秀，并不能扭转我国的人口颓势。从总体趋势看，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正在加速增多。2019年时仅有东北三省，2021年就已飙升到13个省份，2022年随着全国自然增长率转负，预计将有超过一半省份进入负增长区间。未来，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等核心城市群外的广大三四线城市，或将全面“鹤岗化”。
怎么办？
四
春节前夕，全国“最能生”城市之一的深圳公开《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准备从“一孩”起发放育儿补贴。除了深圳，山西、陕西、云南等地近日也都已推出或酝酿推出类似的政策。
但是日韩等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奖励生育政策的效果往往不会太理想。
毕竟，相比我国各地的纯粹发钱——而且金额还非常“那啥”，日韩等国为了催生，祭出了包括但不限于托幼免费、儿童津贴、医疗费用补贴，以及为妇女和家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实施产假制度、采用弹性工作制、兴建托育机构等大杀器，但仍难以遏制人口下滑的趋势。
比如日本，全国总人口已经连续13年负增长，从最高点的1.28亿下降到1.257亿，且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至于韩国，总和生育率更是已跌破0.8，全球倒数第一。
而比这更令人沮丧的是，迄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陷入低生育率的国家，能够成功扭转出生人数减少的趋势。相反，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却在持续增多。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及北美。
其中作为先发地区的欧美，人口负增长问题出现的也最早。比如德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人口便已出现负增长。但论出生率之低、人口下跌速度之快，还得数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像韩国、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及大陆的总和生育率均已低于1.3，而美国、德国、加拿大都在1.5以上，至于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更高了，在1.9～2.0左右波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跟东亚国家相对保守的社会风气与道德观念有关。比如对私生子及未婚先孕、婚外孕女性的歧视，使得女性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堕胎，从而大大拉低了社会的人口出生率。
另一方面，东亚国家长期受文化同一性影响，对其他肤色、种族的移民管控相当严格。而打开国门、欢迎移民是目前发达国家改善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压力最有效的办法。
以人口最早出现负增长的德国为例，据德国联邦统计局1月19日公布的数据，2022年底全德人口较上一年增长了110万，总数达到创纪录的8430万。而这一成就的取得，靠的便是创纪录的移民数量。据估计，2022年移居德国的人数比移居国外的人数多出142万至145万。也就是说，德国本土出生人口去年其实是继续负增长了30多万。
基于这两条，那天，面对七大姑八大姨拿中国人口负增长向我施压，我发出了灵魂拷问：
1. 你们能接受中国像法国那样，非婚生子数量超过婚生子吗？
2. 你们能接受以后中国每个城市都有一片“三元里”，黑人大妈跟你们争抢超市促销商品吗？
如果这两条你们都愿意，那么中国人口问题就有救了。
结果可想而知，而这也是中国人口问题的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土哥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