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2年11月1日,广东深圳龙华区一处工厂招聘中心旁,有民众在等待工作。


在中国加工业发达的广东东莞,近期聚集着大批外省农民工,由于大量的工厂倒闭,导致当地劳动力供过于求。当地人称,由于订单严重不足,只能到一批订单就开一次工,有临时工每小时薪水仅9元人民币,而政府规定每小时最低工资为20元以上,跌幅达一倍。在苏州,青年人同样遇到低工资的烦恼。


中国政府自去年12月宣布解除疫情封控措施后,经济发展和就业情况并未如当局所料,出现繁荣景象。相反,企业倒闭,裁员、失业情况严重。去年官方公布青年人失业率达19.9%。但是在今年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许多工厂只请临时工。上周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一批来自贵州的年轻人在东莞排队应聘,一名中介向排队者大喊,9块钱一个小时,围观者为之侧目:“9块,9块钱一个小时,接受不了的自己提着行李给我走。”

其实在去年6月,许多地方企业不再招聘正式雇员,而改用临时工,每小时9元。企业因此节省了支付给社保局的“五险一金”:“刚刚说了你们都听明白了,9块钱一个小时。我这边给大家重申一下工资,9块钱一个小时,你们能接受的就做,跟我上楼签合同,然后每天入职就可以了。”


左图:广东东莞一工厂招临时工每小时9元人民币。(视频截图/古亭提供); 中图:一批来自贵州的年轻人在东莞排队应聘,每小时9元人民币。(视频截图/古亭提供); 右图:一批年轻人在苏州招工,但因为薪水太低,无法应付食宿等个人开销,正在犹豫不决。(视频截图/古亭提供)



9元一小时临时工去年中出现在各地

农历新年过后,不少农民工赶到广东找工作。东莞横沥镇一位正在找工作的赵姓网民周二告诉本台,他的许多朋友被突然关闭的企业裁员:“真的很可惜,工厂说关闭就关闭,又要失业了。走到这边我有点惊讶和不敢相信。我曾经来这边打过工,怎么会这样,现在已经人去楼空。”

而广东、浙江、江苏等省规定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2元。

在江苏“长三角”中心城市苏州,一批外省年轻人原以为疫情封控措施结束后,可以重新就业,但发现每月薪水很低。一位视频拍摄者说:“很多人觉得工价低就自己走了,回老家。要找工作实在是太难了。从来没想到985毕业的学历找工作会这么难,一个人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做软件测试,去年元旦被裁员。很多人说有能力就不怕失业,可年后找工作半个多月了,只接到一个面试通知,以前只要刷新简历就有很多HR联系他。”

大学毕业生失业五个月抱怨防疫措施

一位失业五个月的大学毕业生李小姐发视频说,她在郑州失业后,已经花光了积蓄:“我真的没有钱了,但是我不想告诉他们(父母)没有钱了,我怕他们担心我,如果真的没办法,我也只能跟他们开口。我爸这个人不善言谈,不会跟我打电话嘘寒问暖,但是在上个月他突然跟我联系了,他挂断电话直接转给了我一千块钱。他可能感觉到我现在经济上有点困难。我真的没想到这次口罩事件把我搞得这么惨。”

李小姐说,她工作后从未花过家里的钱,但这一次实属无奈。另一位失业一个多月的大学毕业生在视频中说,失业让她开始焦虑:“我很难过,啊呀怎么办哪!我们家真的倒楣,一家三口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中国实施疫情清零政策三年来,导致数百万家企业倒闭,大量外资撤离中国,有学者分析未来的就业环境只会更差。河南开封网民刘先生说,三年来,他大部分时间做临时工,没有社保。他抱怨看不到希望:“就是看不到人生希望,啊呀,我这辈子对人生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回家这段时间在猪圈里逃避人生,逃避现实。”

有舆论认为,中国虽然已经结束疫情,但是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已经形成。一旦这个群体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持的时候,后果将变得非常严重。

“毕业即失业” 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

据官方数字,中国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去年7月创下近20%的纪录。一些年轻人拒绝“内卷”、选择“躺平”,而另一些想在公共领域找饭碗也非常艰难。




中国各地目前正在举办数百场现场招聘会

中国各地目前正在举办数百场现场招聘会,这是三年来的首次,也是告别习近平严厉的清零政策之后的又一个表现。

这些活动都很热闹。多年来最充盈的劳动力市场让雇主受益,找工作的人则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

2020年,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曾达到6.2%的峰值,去年5月又再次达到6.1%。随着国家的重新开放,失业率正逐步下降,但分析家们指出,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可能是不平衡的,因为不同行业的反弹速度各不相同。

青年人失业率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棘手问题。按照国际标准,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中国城市地区年轻人的失业率就已经很高,约为13%,2022年7月则达到高峰,15至24岁的城镇青年人中有近五分之一没有工作。中国媒体关于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报道屡见不鲜。

对中国年轻人来说,找工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亚洲劳工评论》的研究员和执行编辑Kevin Lin向德国之声表示,"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现在可能是过去20年中重新就业或找第一份工作最困难的时期。"

中国二十年来的空前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是,随着中国从低成本的制造业转向以高科技出口产品为主导的服务型经济,青年失业率的攀升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口群体。

中国政府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宣布的对科技、教育、娱乐和房地产行业的打压更是雪上加霜,刺激了大规模的裁员。



2021年恒大债务丑闻引发中国房地产行业低迷

游戏巨头腾讯、电商阿里巴巴和社交媒体公司微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大雇主,但最近几个月都宣布裁员。随着2021年恒大债务丑闻引发的房地产低迷,有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去年甚至裁掉了90%的员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赵力涛向德国之声表示,"由于私营部门是创造就业的主要动力,中国青年的就业状况最终将取决于后疫情时代的政策能否有效地支持私营部门,以及私营企业家对当前商业环境的信心如何。"

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会抑制对中国出口的需求。许多经济学家甚至预测今年晚些时候全球经济会出现衰退。加之新冠病毒的威胁仍在,中国的重新开放能以多快的速度进行也仍然令人怀疑。

教育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待机模式"

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掩盖青年失业率的真实规模。他们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提高大学入学率的举措,新生人数在一年内增加了40%以上。

到2021年,中国的公立学院和大学约有4400万本科生,而在本世纪初,这一数字约为400万。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系荣休教授多萝西·索林格(Dorothy J. Solinger)说:"对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来说,职业学校教不了什么,只是现有模式的一部分而已。人们必须认真关注教育系统与工作岗位匹配的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鼓励企业雇用年轻工人的措施,提供培训补贴和更多学徒计划。年轻的毕业生也可以为自己的初创公司获得资金。

但是,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中,任何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刺激措施都需要时间才能产生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不再以两位数增长,职业方面向上的流动性也开始逆转。社会制造了很大的成功压力,工作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许多人选择"躺平"

在新冠封锁期间,许多年轻人开始拒绝"内卷",而是选择收入较低、活动空间更大的工作。这种现象被称为 "躺平"。

《亚洲劳工评论》的研究员和执行编辑Kevin Lin说:"躺平反映了年轻的劳动者中放弃努力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到真正的躺平。中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没有支持失业青年的机制。"

躺平也标志着年轻农民工从农村到大城市找工作养家糊口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许多年轻人希望减少压力,增加休闲时间。



新冠期间,许多年轻人当起了网上带货主播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赵力涛说,学业结束与就业之间的漫长时间让年轻人有机会重新确定其生活目标的优先次序。许多人已经开始做小生意,在国内或国外做志愿者,或者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这反映了价值观的变化,中国社会和家庭更多接受迟缓就业及延迟就业。"

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提供的保护很少

随着私营部门工作的减少,中国年轻毕业生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创下新高。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对去公共部门不感兴趣。

但是,由于新冠造成大规模动荡,工作机会越来越没有保障。过去的三年里,中国的地方政府将大部分预算用于抗疫,并采取紧缩措施,包括大规模裁减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