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民经略 （ID：guominjinglve），作者：凯风，原文标题：《风向变了！强省会梦碎，县城崛起，新一轮城市大洗牌来了》，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严控大城市扩张 VS 推进县域经济
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战略正在悄然转向。
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多份文件，要求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无序扩张，严控撤县建市设区。
与此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成为新一轮区域政策的主方向。
这意味着，盛行了数十年的大城市化模式或将终结，县域经济继1980年代之后，迎来第二次前所未有的崛起机遇。
县域经济为何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了？
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的扩张基本到了极限。
我国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多达17个，500万以上的城市更是多达91个，人口大市之多，位居世界首位。
如果以更为严格的城区人口来看，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共有21个，加上普通大城市合计106个，同样位居世界前列。
一般而言，城镇化率在30%～70%为加速阶段，超过70%即进入成熟阶段。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4.72%，大城市普遍已经超过70%，深圳等地更是超过90%。
与之对比，我国县域的城镇化率不到40%，低于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大城市，还有相对较大的增量发展空间。
所以，做大县域经济，不仅有均衡区域发展的布局，更有培育新增长极的现实考虑。
二、中国县城，迎来“二次创业”
中国县城，正在开启“二次创业”浪潮。
之所以说是“二次创业”，是因为在30～40年前，县域经济曾经一度引领发展潮流，以珠江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可谓风生水起。
上世纪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的政策红利，借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县城趟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之路。
且不说如今许多中国500强企业就脱胎于当时的乡镇企业，当年风头强劲的广东四小虎（顺德、南海、东莞、中山），苏南的昆山、江阴、太仓，浙江的义乌、乐清，闽南的晋江、石狮等，无一不是强县（区）经济的佼佼者。
对此，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断言：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
不过，县域经济的第一次创业浪潮，在90年代后期戛然而止。
这背后，固然有产权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带来的影响，但究其根底，在于“大城市化”成为发展主流，大量投资、资源、人才涌入省会及沿海经济强市，县城在整个城镇化及产业布局中，都不免面临被边缘化的尴尬。
这一局面，直到最近10多年来才得以改观。
除了来自国家层面基于均衡发展的重新定位之外，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崛起，为县城在改革红利之后带来了新的数字红利。
可以说，数字技术是最近20多年来，最接近平民化、平等化、平权化的技术普及。
作为世界数字经济第二大国，中国对数字基建可谓不遗余力。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偏远的山区，互联网早已遍布每一处角落。
可资对比的是，中国用了40多年，才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高铁网络；但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大江南北的普及。
基于此，2022年初，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宣布：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全面建成。
一如传统时代的电网、铁路和公路等传统基础设施，让全国连成一体；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更进一步打破地缘、区位和行政级别带来的悬殊，消除了不同城市的信息鸿沟，让大中小城市回到同一竞争起点。
数字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当属互联网平权，而互联网平权进一步带动技术平权和消费平权。无论是电商还是直播，无论是扫码支付还是快递外卖，在县城与大城市可谓毫无差别。
这意味着，创业机会不再局限于大城市，在县城同样可以打开数字经济的巨大空间：无论是对传统制造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是基于公众号、视频号、小程序、电商、直播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创业，都将空间无限。
在这种景下，推进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无疑将有更大的支撑。
三、从“小镇做题家”到“小镇创业家”
前有“小镇做题家”，后有“小镇创业家”。
前不久，“小镇做题家”因只会考试、背负走向大城市的宿命，一度引发重重争议。
作为普通人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小镇做题家”不但不应被嘲讽，理应看到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拼搏，更应看到在“做题家”背后，一个新的潮流正在形成。
这就是“小镇创业家”。当年拼命走出小县城的“做题家”们，正在纷纷回到家乡，将县城作为创业的主战场。从单项的输出人才到双向的人才流动，县域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
“小镇创业家”的规模有多大？
来自农村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到2021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到1120万人，带动了4000多万人的就业。
这些来自“小镇创业家”的初创企业，多数都属于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新业态，横跨从公众号、电商、直播等数字产业生态，到依托于产业互联网、数实融合的制造业等方方面面。
有人做起了农产品电商，有人做起来乡村直播，有人专注于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领域的内容创业，还有人在县城的传统制造业里开启了产业互联网的全新转型……
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的分析，“小镇创业家”具有4个典型特征：
高学历、新生代、都市返乡、青睐数字经济。
这些小镇创业家，在县域经济的崛起中，扮演了产业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对外连接者的角色，其作用不可忽视。
事实上，最早的一批“小镇创业家”早已硕果累累：最近几年，县城正在批量诞生IPO，成为资本市场最令人瞩目的事件。
据证券时报梳理，目前内地资本市场县域上市公司数量接近900家，约占总数的1/6。
虽然总量仍然无法与北上广深相匹比，但县域IPO的集中涌现，足以说明县域经济隐隐然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
随着“小镇创业家”集中涌现，原本聚焦于大城市的社会资本和政府引导基金，也开始全面下沉，在县城挖掘新的投资机遇。
根据清科提供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区县级政府引导基金占比已达50.0%，同比增势显著。
没有什么比资金的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资本抢滩县域经济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可谓不言而喻。
四、平台企业，何以大显身手？
作为数字经济的有生力量，平台企业何以作为？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这一定调，既是肯定，也意味着更高的要求：平台企业要追求的不只是简单的做大做强，而要在区域发展、创业就业乃至国际博弈中发挥关键力量。
这些年，从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到数字化管理师、直播经纪人、全媒体运营师、农业经理人等，一系列新职业正在应运而生。
这些职业多数都属于数字经济及相关领域，带动的新就业数以千万计，成为疫情时期稳就业的最大亮点之一。
以大众最为熟知的微信为例，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报告，以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共同构成的微信数字生态，在2021年衍生的就业收入机会达到4618万个，同比增长25.4%。
随着大城市扩张及县城收缩，县域经济在全国的经济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成以上，降到2008年的38%，近几年有所回升，稳定在40%左右。
不过，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如今县域经济重获政策加持，加上严控撤县设市设区，县域经济正在触底反弹，一批百强县、千亿县脱颖而出，正在成为区域经济不容低估的力量。
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单，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0%的土地、7.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9.94%的GDP，以占全部县域不到3.0%的土地，11.0%的人口，创造了县域约四分之一的GDP。
这其中，43个千亿GDP县尤为耀眼，最高的昆山GDP总量超过4000亿元，与西部省会基本相当，一县可敌一省会，见证了县域经济的力量。
事实上，在千亿县、百强县之外，还有一批经济强县有望后来居上。
这背后，从制度红利到数字红利，从“大城市化”到县域城镇化，从沿海优先发展到全国均衡发展，从外贸驱动大国内大循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定位之变，为县域经济的再次崛起奠定强劲基础。
显然，占据全国9成以上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6成以上户籍人口、创造了40%左右的GDP总量的县城，势必成为未来我国扩大内需、促进投资、培育新增长极的重要引擎。
县域经济的强势崛起，值得期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民经略 （ID：guominjinglve），作者：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