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ID：gh_4950b8276a5b），作者：雅各布·库什纳（Jacob Kushner），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德国的MAXLab实验室正在探索如何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阻止和预防犯罪行为。研究者们的一个尝试是将被试者置于虚拟的犯罪场景中，以观察人们为何行动、如何行动。学者们还尝试让罪犯与“未来的自己”交谈，以帮助他们更加长期主义地思考问题 ，降低再犯率。
尽管VR技术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其应用也存在法律和道德风险。一个批评是，利用VR技术以研究、改变人们的行为，忽视了司法系统中的歧视、不公等系统性问题，将犯罪完全视为个体选择。希望读者能从本文中读到一些有趣的、有前景的VR应用场景，同时辩证地思考技术应用的边界与局限性。
曾有过牢狱经历的人往往很难成功地重新融入社会。世界各地的再犯罪率都很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壁垒阻碍了有前科的人们获得工作、接受教育和负担住房。是否失业是决定某人是否会再次犯罪的首要因素。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在美国，曾经的服刑者中有近60%在获释后的几个月内失业，超过25%的人长期失业。例如，印第安纳波利斯地区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有牢狱经历的就业人员中，只有26%的人会再犯罪；而在失业人员中，这一比例为42%。此外，许多人也无法获得稳定的住房：根据监狱政策倡议（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18年的一份报告，曾经的服刑者无家可归的可能性是普通美国人的10倍。
2022年7月成立的一个研究实验室希望改变现状。MAXLab Freiburg是德国弗赖堡马克斯·普朗克犯罪、安全与法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rime， Security， and Law）犯罪学部门的虚拟现实（VR）分支机构，处于利用VR技术理解、阻止和预防犯罪运动的前沿。
“犯罪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MAXLab负责人兼研究所犯罪学部门主任让-路易斯·范·盖尔德（Jean-Louis van Gelder）说。“我们正试图提出减少犯罪行为的解决方案。”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Max Planck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是德国首要的研究网络，其年度预算为20亿美元，几乎全部由州和联邦资金资助。2019年，该协会聘请范·盖尔德领导弗赖堡的犯罪学研究部门。该研究所投资5万欧元翻修了弗莱德堡市中心的一个空间，并为其配备了电脑和VR头盔。该研究所的犯罪学部门雇佣了大约25名研究人员，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一名统计学家，其中一半人现在参与了MAXLab的工作。
该部门正在探索通过VR场景预防犯罪的方法，邀请荷兰的囚犯戴上VR头盔，去见“未来的自己”。根据早期的调查结果，这些人自我报告说，一周后他们违反缓刑条款（如饮酒）的可能性降低了；在见到未来的自己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也有所降低。此外，遇到虚拟版自己的青少年也报告说，他们在考试中作弊的可能性更小了。但是，这些干预措施是否会降低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犯罪的可能性，仍不得而知。
改变行为
近30年来，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使用VR来研究行为。斯坦福大学2003年成立的虚拟人类互动实验室（Virtual Human Interaction Lab）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范·盖尔德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对VR着迷，但直到2009年参加法律与社会协会（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的一次会议时，他才了解到一项研究：与其他人相比，在VR中见到了“未来的自己”的人为退休储蓄了更多的钱。考虑到这些发现，范·盖尔德认为同样的技术可以用来阻止人们犯罪。
这个想法启发了他在2013年进行的第一项FutureU研究。该研究发现：“给未来的自己写信的参与者更不倾向于做出违法的选择”，“在虚拟环境中与具有现实感的、电子版本的‘未来自己’互动的参与者，在后续任务中作弊的可能性较小”。
在他的下一项研究中，范·盖尔德的虚拟入室盗窃项目将荷兰一些被定罪的窃贼安置在一个虚拟社区中，要求他们解释自己更倾向于闯入哪些房子、如何闯入，以及会偷什么。这项于2017年发表的研究发现，被定罪的窃贼在入室盗窃虚拟房屋时做出了与现实生活相似的决定。
2019年，荷兰司法部邀请范·盖尔德和他的团队参与一个项目，以提高社区抵御入室盗窃的能力。他们目前即将得出一项研究的结论，预计明年会有结果。在这项研究中，他们招募了160名被定罪的窃贼，将他们放在一个荷兰社区的VR复制品中，观察当他们走近时自动亮起的运动检测街灯是否能阻止他们入室行窃。
2021年6月，弗莱堡团队进行了一项名为“虚拟酒吧斗殴”的实验，以测试是什么促使男性在性骚扰或暴力事件中选择干预或保持旁观。研究人员在阿姆斯特丹租了一家酒吧，并聘请了一些演员作为酒吧客，后者表演了性骚扰的场景和导致斗殴的冲突。然后，他们将数百名测试对象（主要是弗莱堡大学的学生）置于VR场景中，观察他们的反应，并要求他们报告自己的经历。该团队目前正在分析结果，结果可能会在今年春天发布。
接下来，他们将与一组新的参与者一起进行这项研究，以测量心率、眼球运动、皮质醇和其他指标，以期了解测试对象干预阻止犯罪行为、报告犯罪行为、忽视犯罪行为，甚至自己参与犯罪行为的可能性。
MAXLab高级研究员蒂姆·巴纳姆（Tim Barnum）解释说：“传统上，我们认为人是理性的行动者，但情绪会干扰我们的判断。使用VR技术，我们可以让人们进入尽可能冒犯性的场景，看看这些事情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决策。”
例如，有可能整个酒吧的人都目睹了性骚扰，但他们却犹豫着不愿介入阻止。犯罪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旁观者效应。他们对这种行为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尤其是为了理解为什么数百万德国人在大屠杀期间保持沉默。现在，通过在实验室中观察参与者对VR伤害场景的反应，MAXLab希望找到方法，促使人们进行干预，以阻止骚扰、缓和事态。
“如果有五个人在看，他们都把同样的行为解释为骚扰，我们就需要找到一种相互沟通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范·盖尔德说。“一旦你理解了影响人们何时干预、如何干预的动态过程，你就可以提高人们这样做的可能性。”
遏制犯罪
该实验室的大部分研究都基于一个心理学原理：犯罪的冲动往往源于短期思维，而不是长期的思维，即时满足战胜了较远、不太明显的后果。例如，一个人可能因为需要吃饭而偷食物，或者因为有偷电视的冲动而入室行窃。但无论合法性如何，他们通常都会迅速做出决定，对长期的权衡考虑有限。
范·盖尔德解释说：“如果我现在偷东西，我现在就会得到好处，但如果我被抓住了，坐牢、被学校开除这些后果以后才会显现出来。FutureU项目的核心理念是：“通过与未来的自己相遇或互动，你不太可能做出自暴自弃的行为。”
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项最新干预研究中，范·盖尔德的团队观察到，那些在VR中与虚拟未来的自己对话、谈论未来生活目标的男性，酗酒和过度消费等“自暴自弃行为”有所减少。他们现在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监狱里重复这个实验。“想象一下，在10次VR体验后，你重犯的可能性会减少10%”，范·盖尔德说，“那将是巨大的成果。”
但是，遇见“未来的自己”就足以说服我们改变现在的行为吗?
参与FutureU项目的犯罪学博士候选人阿涅克·西曾加（Aniek Siezenga）指出，一项针对荷兰大学生的类似研究表明，与虚拟自我接触一周后，参与者饮酒减少，不太可能做出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费。西曾加表示，MAXLab的FutureU研究的目标是发现“当人们更重视未来时，他们是否会变得更加以目标为导向，以及如何以目标为导向。”西曾加说，2021年在荷兰进行研究时，她“惊讶于有多少人提到焦虑、自信……18岁、19岁的人都有这些深深的担忧。”
一些VR干预措施已经在改变、甚至可能是挽救生命。在荷兰，一个名为“别忘了我”的政府项目正在利用VR技术，通过向被定罪的罪犯展示他们的行为对受害者的影响，以减少家暴者的再犯。该项目基于2011年的一项研究，在该研究中，一组研究人员将被判犯有家庭暴力罪的西班牙男子置于女性体内的VR场景中，从她的角度见证其攻击行为。
作者写道，这种虚拟性别互换的基本原理是“犯下（亲密伴侣暴力）的男性很难站在孩子或受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研究发现，由于这种VR效应，一些以前未能正确解读伴侣脸上恐惧表情的男性现在能够正确理解这些表情了，这可能会降低他们未来袭击的可能性。
西班牙政府现在正在将这项研究付诸实践。作为缓刑的一部分，罪犯被置于有孩子在场的VR场景中。然后，他们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在VR中目睹暴力的前兆。通过改变他们的视角，研究人员希望确定这样的经历是否能降低他们在未来实施虐待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像西班牙对家暴者的干预措施或MAXLab的虚拟酒吧斗殴这样的干预措施，都是基于同样一种观点：VR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对他人的同理心。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2021年对43项虚拟现实研究的元分析发现，“VR可以唤起同情心，但似乎并不鼓励用户去想象其他人的思考角度。”
助你康复
VR技术也被应用于改善健康状况。在美国，VR疗法已经在帮助退伍军人克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可能很快被用于中风患者的康复。医学专家正在考虑如何将它应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自闭症。
对于MAXLab FutureU项目的访问研究员玛吉·韦伯（Maggie Webb）来说，VR最大的好处之一可能是缓解抑郁和预防自杀。
“抑郁症的一部分是很难想象未来”，韦伯说。“而VR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激活患者想象未来的能力。”
她目前正在设计一项试验，让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使用VR，在未来生活中积极的时刻（如高中、大学毕业时、在度假时）遇见未来的自己。韦伯说，通过“以一种生动、真实的方式获得积极的体验，他们可以与自己互动，看到未来的自己正在经历这种积极的结果”。人们可能会被刺激去想象如果他们不在人世就会错过的生活体验。
韦伯设想，在未来，你下次去看心理医生时，可能会与未来的自己进行VR对话。这种体验甚至有可能融入日常生活。例如，已经沉浸在AR世界中的电子游戏玩家可能会体验关于自杀预防的VR片段，而不是广告。这种体验甚至可以融入他们已经在玩的游戏中。
长期以来，治疗师一直使用暴露疗法来帮助人们克服恐高或蜘蛛等恐惧症，让患者在安全、可控、低剂量的环境中接触恐惧的东西。但“VR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或替代，让你在现实生活中与治疗师一起体验自己害怕的事物”，韦伯解释说。“有了VR，你就可以站在建筑物的边缘，用那种非常可怕的姿势挑战恐高症，而不必在现实中去做这么危险的事。”
通过这项工作，韦伯希望研究MAX-Lab的洞见是否可以用于改善美国监狱中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并减少再犯。这些年轻人患心理健康障碍的可能性是自由青年的四倍。
韦伯观察到：“18~24岁时，你的大脑仍在发育，尤其是与自我反思有关的区域。在美国，这是入狱的首要年龄范围。”通过让年轻的罪犯在VR中与虚拟的“未来自我”见面并交谈，韦伯希望能消除他们短期思维的心态，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长期决策。
制度和道德问题
VR似乎是改善心理健康的一种很有前途的工具，但它在预测和预防犯罪方面的有用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的。同样，它在犯罪和罪犯思想中的应用也存在争议。
犯罪学是一门研究谁犯罪以及为什么犯罪的学科。在其150年的历史中，因为简化地认为个人的决定是犯罪的原因，这门学科一直面临着争议。该领域也迟迟没有认识到，社会是如何通过结构性不平等和种族主义创造“犯罪”和“罪犯”的。从字面意义上讲，社会通过制定法律来界定什么构成犯罪、如何惩罚犯罪。
为了研究人们是否会被诱导做出不道德的行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犯罪学家设计了复杂的、有时耸人听闻的场景来观察服从的动态过程，或者观察人们如何被诱导去做不寻常甚至不道德的事情。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63年的服从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参与者被说服对其他人实施电击；还有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参与者被指定为狱警，虐待囚犯。（2018年，津巴多的研究被揭穿是欺诈性的、不道德的。）
2006年，伦敦的一个心理学家团队通过实施虚拟电击来测试20多岁和30多岁的男性，重现了米尔格拉姆实验。研究小组发现，那些以为受训者和电击都是真实的参与者，表现出了与1963年实验中的参与者相似的痛苦水平。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其他VR研究结果与真人实验同样准确，那么这将为一系列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实验“重新打开大门”。
批评人士担心，今天的犯罪学家只是将VR这一新技术应用于他们从未真正回答、并且也许永远也不会回答的问题。
滑铁卢大学VR伦理学教授丹尼尔·哈利（Daniel Harley）说：“人们有一种将人格特征与犯罪行为联系起来的冲动，而VR可能只是提出一些老问题的新工具。”“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超越个人的结构性事件：系统性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或结构性不平等的影响，新工具总是不够的。”
事实上，VR甚至可能会分散我们处理系统性问题的注意力，比如对警察的监督、监狱改革、制度性种族主义，以及在获得医疗和住房等社会安全网方面的差距。哈利补充说：“危险在于，它让人觉得问题出在个人身上，而解决方案则是技术。”
哈雷认为，VR不太可能解决司法系统中歧视的根源。一个旨在将某些被视为“异常”或表现出“异常”倾向的人定罪并监禁的系统，不太可能阻止一个有前科而无安全网（工作、稳定的住房和食物）的人再次偷窃。他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系统性种族主义在个人影响之外的结构性影响”，问题总会出现。
面对这些困难，MAXLab研究人员和其他VR犯罪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证明VR可以激励人们减少犯罪。一直以来，犯罪学家面临无法在犯罪发生时亲临现场的难题。通过使用VR技术，犯罪学家正试图克服这个难题。
范·盖尔德说，VR的“真正力量”是“你能够以安全和道德的方式组织可信的活动。”他补充说，实验室的所有研究都由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道德委员会审查，以确保实验室的VR干预不会让参与者面临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其他负面心理影响的风险。
然而，其他VR干预措施也引发了伦理问题，比如将陪审员置于虚拟的犯罪现场，亲自目睹犯罪现场，而不是依赖众所周知并不可靠的证人证词或陪审员的记忆。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参与者被置于虚拟犯罪现场时，他们比必须依靠照片证据的陪审员更能记住物品和证据的位置。
一些辩护律师担心，将陪审员置于VR犯罪现场可能会给他们一种错误的感觉，即他们正在经历被告在真实的犯罪现场中经历过的所有输入因素。事实上，他们可能会错过完整的上下文线索：不仅仅是可能让他们紧张的气味和声音，甚至还有之前与警察的负面互动所产生的恐惧。
“VR和AR将给法律带来挑战”，法律学者马克·莱姆利（Mark Lemley）和尤金·沃洛克（Eugene Volokh）在2018年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VR的本质将挑战法律划定的在场与远离、行为与言论、身体伤害与心理伤害之间的界限。”
但这些正是范·盖尔德和他在MAXLab的团队正在探索的路线，他们的使命之一，正是探索VR作为社会公益工具的新方式。“VR技术不仅仅是重现现实世界，”范·盖尔德说，“这也是为了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ID：gh_4950b8276a5b），作者：雅各布·库什纳（Jacob Kushner），原载《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3年冬季刊，原标题：Can Virtual Reality Reduce Cr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