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ID：gh_4950b8276a5b），作者：安德鲁·A·金、肯尼斯·P·帕克，编辑：陆一，译校：刘雪、胡佳辰，原载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1年9月20日，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影响力会计是个颇具诱惑力的提议：它希望将企业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货币化，用现有的财会工具分析，量化地将社会影响纳入现行评价体系中。然而本文作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文章指出，影响力会计难以计算消费者利益、外部性及变化的影响。此外，影响力会计要求决策权力和实践的中心化，且会计结果无法被市场核实或证伪，因此存在道德风险。
本文启发读者辩证看待社会创新领域的新提议、新工具，并进一步思考：除了将社会影响换算成金钱价值以打动利益相关方，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英雄”会计
随着人们对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地球“英雄”出现了：会计。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学者和商界领袖提出，更好的会计实践可以推翻金融家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所说的“利润暴政”，使资本主义走上更可持续的轨道。
这种新的“影响力会计（译者注：Impact Accounting，指对企业商业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衡量）”承诺将公司影响地球福利的每一种方式都列举出来，包括经济利润、就业、社会公平、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并将所有这些转化为单一的、用美元和美分表示的影响力衡量标准。
根据科恩和哈佛大学教授乔治·塞拉菲姆（George Serafeim）的说法，由此产生的“影响力透明度将重塑资本主义……它将重新定义成功，使其衡量标准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我们在生活中产生的积极影响。” 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丽贝卡·亨德森（Rebecca Henderson）则简明扼要地表示：“会计师掌握着拯救文明的钥匙”。
强大的利益集团似乎认同影响力会计的潜力。欧盟、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和一个跨国公司联盟都在开发影响力会计方法。资本联盟（Capitals Coalition）也是如此，该联盟由包括世界银行、沃尔玛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的380个实体组成。此外，以毕马威、波士顿咨询和普华永道为首的几家咨询公司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方法来评估一个公司的总体影响。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计划专注于“影响力加权会计”，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来自资产管理、银行业、倡议界、慈善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译者注：Impact-Weighted Accounting是由哈佛大学会计学教授领衔开发的一种框架，旨在将企业产品对消费者、社区、自然环境等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货币化，最后并入企业的利润表）。
不过，当“影响力会计”的支持者承诺它有重塑资本主义的作用时，相应的风险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许多缺陷，但它在人们的预期寿命和生活水平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改善，系统性的改变在带来改善的同时也有可能带来损害。
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影响力会计的倡导者已经评估了他们建议中所包含的潜在风险。在本文中，我们对影响力会计进行了仔细的审视，并得出结论：虽然这些提议很有诱惑力，但它们的颁布既不可能，也颇具风险。
诱惑
关注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挑战的人一直怀有如下希望：对企业的影响进行更全面的衡量和报告，将带领企业走上更可持续的道路。例如，25年前，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建议公司将衡量企业利润的单一盈亏底线，转变为包括社会、环境和财务影响的三重盈亏底线。
然而，尽管埃尔金顿希望通过这种做法“引发对资本主义及其未来的深入思考”，他发现在实践中，这些信息往往被搁置了。最近，他承认：“数据结果是否以能真正帮助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方式被汇总和分析，这一点还尚不清楚。”因此三年前，埃尔金顿“召回”了他最初的建议。
影响力会计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理解为什么像“三重底线”这样的想法没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他们也确信自己有解决方案。他们指出，即使企业透露了一系列的影响，他们提供的信息也是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衡量指标：二氧化碳吨数、二噁英（Dioxin）克数、水升数、事故率、客户满意度得分等等。他们认为，为减少指标的多样性，管理者往往只关注那些有金钱价值的行动。
出于这个原因，影响力会计的支持者们建议将社会、人类和环境影响转化为美元价值，以提高这些目前被最小化了的影响。他们认为，这将允许金融、社会和环境影响“被有意义地进行汇总和比较”，“在相同的账目中”显示，并使用“现有的财务和会计工具”进行处理。他们预测，其结果将打破行政壁垒，释放被压抑的行动需求，并重新平衡商业目标。总体影响而非利润，将成为新的“底线”。
影响力会计有望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回报：社会和环境活动家将获得洞察力，从而更好地指导他们的活动宣传；投资者将能够更好地评估风险，进而改善资产配置；管理者将更好地理解权衡概念，并从关于私人和公共目标的激烈争论中解脱出来。通过了解和估计每家公司的影响，就可以创建“影响力加权账户”，使投资工具能够根据消费者对私人和公共回报的偏好进行灵活调整。
对于持怀疑论者，支持者则坚持认为这种做法有例可循。罗纳德·科恩爵士在他的著作《影响》中写道：“这种变化不是幻想。事实上，它以前就发生过。”他指出了1929年股市崩盘后会计实践的标准化作为论据。根据科恩的说法，虽然当时有很多争论，但这些变化的好处现在已被广泛认可；“总有一天，影响力加权账户也会被认可。”
挑战
引用先例掩盖了影响力会计具有的革命性质。影响力会计逻辑的核心是从根本上改变评估经济选择的环节和方式。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强调分布式评估和决策，就像一组联网的计算机：节点上的买家和卖家评估交易的优点，商定价格的信息并在整个网络中传递，促成整个经济系统的调整，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相比之下，影响力会计取代了类似于单一主机的东西：其核心深处的专家们计算出每项交易对买家和卖家、第三方以及整个地球的真实价值，然后打出系数和数值，供管理者在改进时使用。这种集中计算将更多利益纳入考虑，但也需要巨大的处理能力。为此，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以集中的方式解决“经济计算问题（即如何有效分配生产以满足消费者的愿望）”。
支持者通过指出财务会计的成功来回避对影响计算可行性的担忧，但在这里，这种比较也是具有误导性的。当前的会计实践侧重于统计可观察的市场价格信息，如生产所需投入的价格，以及出售给消费者产品的价格。只在偶尔且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会计人员才会尝试评估缺乏可观察价格东西的价值，或者说“影子价格（译者注：Shadow price，指依据一定原则确定的，能够反映投入物和产出物真实经济价值、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价格）”。
影响力会计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为几乎所有的影响都缺乏一个可观察的价格，所以每一个影响都必须被费力地评估。
估算公司总体影响的困难，涉及三个关键因素：消费者利益、外部影响和实践变化的影响。
1.消费者利益
核算所有公司影响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评估消费者从产品和服务中获得的利益。当消费者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购买商品时，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福利，这种“消费者剩余”的有效生产是我们现有经济体系的一个主要好处。
不幸的是，正如四位顶尖经济学家最近承认的那样，“事实证明，获得令人信服的对消费者剩余的实证评估极具挑战性。”消费者不会透露他们对某一物品或服务赋予的价值。计算他们的剩余（即价值减去支付的价格）需要读心术。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是在分析师不知道消费者价值的情况下运作的，而影响力会计需要评估产品和服务对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影响力会计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哈佛大学影响力加权会计倡议（IWAI）因其方法论上的透明度备受称赞，我们可以据此回答这个问题。IWAI报告揭示了衡量消费者利益的计划，将其作为企业通过销售产品产生的影响的一个要素。为此，IWAI小组假设总消费者利益：
1）随着价格的降低而降低；
2）随着消费者效用的增加而增加；
3）随着服务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多而扩大。
他们使用这样启发式方法来避免计算消费者对效用的感知这一棘手问题。首先，他们把商品和服务分成两种类型，即基本产品和奢侈品，并假设基本产品比奢侈品提供更多的效用。作为这种方法的合理解释，IWAI通过一个“思想实验”来说明这个方法的合理性：“考虑一下名牌包和水的影响……水因其固有好处，被视为更具影响力。水能够满足卫生和防止脱水的基本需求，但名牌包是一种奢侈品，固有效用较低。”
从表面上看，这种启发式方法很有道理，但其“不灵光”的一面在应用中很快就显现出来。比如说，我们考虑一下IWAI对航空业的分析。他们的报告指出航空公司通常提供“休闲旅游目的地”的服务，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航空旅行都是奢侈品。然而，一架飞机上包含了因为各种原因出行的人们：为了家庭大事、照顾病人、参加求职面试或者为了“豪华”度假。再仔细想想，前往“休闲”目的地的旅行也不意味着会给消费者带来更低的效用。
比如像面试一类的“基本”需求，现在可以通过在线会议来满足，而如家庭度假的休闲活动却可能没有现成的替代品——通过Facetime和祖父母进行视频通话并不等同于正式拜访。因此，与IWAI的启发式观点相矛盾的是，与面试等更“基本”的需求相比，消费者可能会从家庭度假等“豪华”旅行中获得更高效用。
这个例子也揭示了错误的衡量可能会带来的损害。假设，航空公司经理听从了IWAI的分析，试图通过停止提供“豪华”服务（如飞往波多黎各圣胡安等休闲目的地的航班）来提高他们的总影响得分。这种做法或许会让他们的影响力账户看起来更好，但实际上会造成真正的损害，因为飞往波多黎各的游客为当地经济带来了创收。
航空公司管理者是否应该拒绝让度假者搭乘飞机，从而为有“基本”需求的旅行者腾出更多空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度假者花在机票上的钱，可以让航空公司为那些有更多“基本”出行需求的人提供服务，比如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如果没有涵盖度假者需求的规模经济，机票价格将会更高，而更多的“基本”需求将得不到满足。
可能是为了让IWAI小组更直接地对基本需求和奢侈品进行区分，他们还增加了“有效性”的衡量标准，以细化每个产品或服务对消费者的影响。以航空业为例，他们评估了航班延误、行李处置不当和航空公司的安全记录。
不过，虽然这些衡量标准可能很重要，但它们并没有解决上面讨论的问题，也没有捕捉到哪怕是影响消费者利益的一小部分属性，如服务地点、航班时间表、灵活性、转机、旅行时间、办理登机手续的便利性、舒适性和其他便利设施。为了获得对消费者利益的“令人信服的实证评估”，这些方面的每一个价值都需要被准确地衡量，并面向每一家航空公司开展评估。
由于每个行业都制定了不同的产品影响力衡量标准，确定消费者剩余的复杂性成倍增长。例如，为了确定消费者包装食品行业的产品影响，IWAI计算了七个类别的影响（可负担性、服务不足、健康和安全、积极有效性、消极有效性、排放和可回收性）。与航空公司的情况一样，相对于主食（如谷物），奢侈品（如冰激凌）就会损害其影响得分。
为了确定可负担性，IWAI“将食品券项目的收入除以行业假设的每人每年的膳食成本，以确定项目触达的食品不安全者的数量……然后将项目触达的食品不安全者的数量乘以与食品券项目使用相关的避免的健康成本，以估计服务不足的影响。”大家明白了吗？这只是衡量一个行业的消费者剩余要素所需的判断和推断的一个例子。
2.外部影响
确定公司影响力的另一个必要步骤是评估对第三方带来的好处或损害。评估这些“外部性”非常困难，即使在训练有素的分析师之间也很难达成共识。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危害：上百名学者已经估算了二氧化碳的影响，但目前并没有达成共识。
特朗普政府对碳的社会成本的定价在1~7美元/吨之间，而奥巴马政府得出的价格是42美元/吨。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估算的价格约为40美元/吨，但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这太低了，他们估计的价格为100美元/吨。影响会计师将如何裁定对这些影响成本的不同估计？
估算碳的外部成本比估算其他外部性要容易。对于大多数污染物来说，它们的影响取决于它们被释放到的介质（空气、土地或水）和它们的位置，以及存在的有机体。例如，氟化物是一种对某些水生生物有害的污染物，但它也被添加到饮用水中有助于人们的牙齿更坚固。要衡量一个生产设施的氟化物排放的成本（或效益），会计人员需要知道它们在哪里以何种方式被产生，以及存在于哪些生物体。而氟化物只是成千上万种污染物中的一种。如何对这些影响进行评估？
对于未定价的社会成本来说，衡量外部性的挑战甚至更大。例如，劳动待遇应该如何被衡量和估价？本文的一位作者对这个问题非常熟悉，他曾担任过添柏岚（Timberland）的首席运营官。时尚产品是利用分布式的复杂供应链生产的。公司或许能够评估其一级供应商的工作条件，但往往对二级或三级生产商知之甚少。即使是致力于公正的非政府组织，如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也不能准确确定各个工厂的条件。
那么，远在英里之外的影响力会计师，如何计算并定价共享生产设施的影响，然后将各种错综复杂的影响（如超时加班、童工事件或孕妇在靠近溶剂的环境中工作）分配给一家公司？
3.变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以某种方式对消费者剩余和外部影响进行了估值，影响力会计的计算挑战仍然无法克服，因为还有两个问题摆在前面。为了给管理者提供关于如何改善公司影响的有效指导，影响力会计师需要衡量每家公司可能做出的潜在变化的价值，并为更广泛的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实际变化，更新所有的评估。
想想为何需要计算潜在变化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衡量一个公司目前的影响似乎足以指导管理者，他们可以简单地遵循减少坏影响和增加好影响的启发式方法。不幸的是，经济学家早就明白一个简单的规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少做坏事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既污染又利润丰厚的公司：降价将增加消费者利益，导致更多的销售和更多的污染；提价则会减少消费者利益和生产，但污染会下降。要知道做哪个，做多少，需要详细了解公司所有选项的相对优势，为了计算这些价值，影响力会计师需要评估更广泛的经济体系将如何应对拟议的变化。
现代经济的活力进一步加剧了衡量可能变化背后价值的问题：经济状况总是在变化，所以影响需要不断更新。在一场夏季飓风过后，前往波多黎各的旅客可能会以寻求满足更多的“基本”需求，因为对医生和电力工人的需求取代了对度假者的需求。关于社会影响的新信息也需要重新计算，每一项新的技术创新都需要重新评估：喷气式发动机的改进可能会改变航空公司的环境影响，或者实现虚拟现实的新技术可能会影响旅行需求和乘客的组合。由于经济是一个复杂而相互关联的系统，每一次变化都需要重新计算所有的影响和潜在变化的优点。
由于上述讨论（以及更多）的原因，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根本不可能以集中的方式计算每个经济行为者应该如何调整他们的行动来改善人们的福利。事实上，这种集中计算的想法在二十世纪中叶受到了考验，并失败了，当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府的崛起导致学术界对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兴趣。
包括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内的各路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甚至托洛茨基也承认，无法构建一种“普世思想”，因此支持通过使用价格机制进行分散决策（译者注：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指将政府的决策权力交给人民和/或公民的过程，包括在行政与部门管理中的授权，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与经济和管理科学中的授权）。
风险
尽管20年来的非财务报告还没有做到对碳排放的准确测量，但影响力会计的支持者认为，准确计算商业影响的困难不应该阻止我们去尝试。毕竟，他们指出目前的会计方法未能包括对消费者福利、社会影响或环境成本的衡量。因此，即使是不准确的影响力衡量，也比什么都没有好。正如罗纳德·科恩所说，他引用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一句话，“大致正确比完全错误要好。”
然而除了这些常识性的呼吁外，支持者似乎没有对其计划中的内在风险进行分析。他们试图重塑资本主义——一个尽管有很多缺陷却将人类福利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的系统，然而，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建议可能会带来损害。即使是粗略的分析也会发现，影响力会计在道德和后果上都是危险的。
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是建立在每个人有权决定如何最好地追求幸福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一个人决定坐飞机去度假比去面试更能创造价值，他或她可以这样做。这些通过个人的选择揭示出来的价值，使得经济体系适应于提供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正是这些人类欲望的有效实现，为我们的自由市场体系提供了道德基础。
影响力会计将一些评估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了专家手中。在影响力会计系统中，这些专家将决定消费者能从飞往不同目的地、喝杯水或买个手提包中获得多少收益。如果专家们的估值准确地反映了每个消费者的估值，他们就不会导致经济发生变化，因为经济已经在不断发展从而满足这种需求。
（但）如果专家们形成了不同的估值，并且这些估值对经济活动有任何影响，那么他们肯定会稀释个人选择的经济力量。这种选择的集中化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浪费和决策权的进一步集中。
影响力会计的实施还带来了其他风险，特别是在管理影响估值如何进行方面。对每家公司的每项影响进行评估，需要很多人的劳动来衡量、验证和评估公司的影响。制定这些措施很有可能需要数万名、或许是数十万名分析师。显然，他们将从事影响公众利益的活动。
他们将如何被挑选和管理？如果他们是由私人利益集团挑选出来，那是什么让他们有权对各种事情（从反式脂肪酸到枪支再到航空旅行等）做出价值判断？而如果他们是由民主程序选出的，那么政府的规模和（负担）范围将不得不大幅增加；政府官员将需要为每个人决定一切价值。
即使我们能够处理这些对自由和正义的侵犯问题，拟议的机制也会带来其他挑战。在世界较自由的地区，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概念被视为公平社会的基础。如果投票决定征收碳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票。现在考虑影响力会计的行动机制。它的支持者认为，投资者会通过将资金转移到具有预期影响的公司从而影响企业行为，进而降低公司的资金成本。
这种机制将是不民主的，它剥夺了一半不拥有股票的美国公民的权利。在实践中，即使这种机制被证明是有效的：它也会给少数持有大量股份的个人和基金经理赋予过大的影响力。影响力会计的后果如何？正如其支持者所指出的，世界一团糟，也许需要不顾一切的措施来治愈它。如果影响力会计能被证明是应对气候变化或不平等的有效手段，我们可能会愿意限制我们的自由或遭受不公正。但我们能以结果论为影响力会计正名吗？
不幸的是，比起解决问题，影响力会计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准确计算企业影响的不可能性，以及不准确的措施可能造成的损害。事实上，无论准确与否，影响力评估也可以被战略性地使用，从而阻止更有效的变革机制，如政府监管。在每一次新的社会或环境危机之后，我们都会看到关于企业如何“自我监管”以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提议。
不过，尽管这些建议经常被轻信地称赞，他们承诺的影响却令人失望。从化学品安全到滑雪场的环境影响，经验证据表明，自我监管计划主要有利于成员公司，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政府监管。
戴维·波岑（David Pozen）认为，那些寻求利用披露和增加透明度来改善公司业绩的提案也是如此。基于对这类提议长达一个世纪的回顾，他推断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在20世纪初，这类提案被用来推动进步的思想，但到了本世纪末，它们被那些更具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用来“抵制更强的监管形式”。“在其实际应用中，”波岑写道，“透明度已经越来越多地与机构能力不足、寻求最大化市场自由及缩小政府规模的议程联系在一起。”
虽然我们不认为影响力会计的主要支持者在试图阻止监管，但以一种意图开始的项目往往带来另一种意图。我们认为，高管们会寻求对公司影响的有利计算，一些人可能会受到诱惑，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来影响对公司影响的估计。
这种操纵以前也发生过，而且是在不当行为更有可能被发现和惩罚的情况下。20年前，人们发现会计师改变了他们对公司债务结构的评估，为安然、世通、泰科、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等公司高管的利益服务。而十多年前，人们又发现评级机构歪曲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真实风险，从而留住那些威胁要将其会计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客户。
对于影响力会计而言，欺诈和操纵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分析师不需要担心他们的行为会由于出现实际价值和计算价值的“清算”而被暴露。当阿瑟·安德森公司的会计师操纵他们对安然公司资产负债表外债务的评估时，他们不得不担心这种债务的真实价值最终会被揭露。当穆迪公司的分析师调整他们对抵押贷款证券的风险评估时，他们不得不担心真正的风险最终会被发现。
但对于衡量企业影响的指标而言，这种担心将会消失。任何市场修正或现金危机都不会揭示对社会影响的评估是不准确的，这样的衡量标准将永远无法核实。
替代方案是什么？
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计算环境外部性的财务影响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包括彪马和开云在内的一些公司使用影子环境损益表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尽管这些措施可以帮助管理者确定补救的优先顺序，但它们并不精确。
然而，在系统层面，我们已经知道了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只需将它们付诸实施。如果碳的外部成本没有体现在一加仑的汽油中，那么就应该对其增加税收。如果消费者缺乏关于咖啡或可可的信息，我们应该要求政府增加适当的标签。为了确保个人的平等待遇或平等机会，我们应该颁布法律或提供社会服务。为了扩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政府应该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
我们知道，政府的干预可以缓解我们目前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在这些方面取得过成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俄亥俄州的凯霍加河曾多次起火。如今，在《清洁水法》和其他法规出台后，这条河支持着鱼类（的生存）和人类的娱乐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燃煤电厂产生的酸雨危害了湖泊和溪流，但《清洁空气法》的一项修正案帮助减少了65%的酸雨。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项名为《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国际协议逐步淘汰了氟氯化碳的生产，从而解决了第一个全球气候危机——地球臭氧层的破坏。政府的行动也使气候变化问题取得了一些进展：对清洁能源技术的补贴带来了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行业的革命性进步。政府的法规和计划通过要求工作场所确保安全、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支持失业者等，有效地推动了社会条件的改善。
“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才是问题”，这是一个里根时代的神话。不，政府往往是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使用政府监管的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它需要太长时间，或者太难实现。我们同意日益分裂的社会使达成政治共识变得困难，但许多政府项目获得了广泛的、来自两党的支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两党的美国人都支持政府在环境保护、贫困人口援助、医疗保健、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在气候问题上采取更多措施，包括增加对企业的税收。
此外，通常有可能通过地方倡议来启动国家监管，这样更容易达成共识。例如，加利福尼亚州限制汽车（尾气）排放的举措最终带来了国家立法。从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开始，对无烟餐馆的要求帮助加快了香烟使用的根本改变。此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法规也带来了公众舆论的惊人变化。如今，同性婚姻在美国各州都是合法的。
利用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带来社会变革的专家认为，当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催化”政府行动时，它可能是最有效的。我们希望影响力会计的支持者能在此方面做出努力。在美国，我们资助政治活动的系统允许商业力量进入并影响选举，规避监管。这些行动的不透明性使得公司高层在自诩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同时，又反对可持续发展法规（的出台）。在某些情况下，企业高层甚至声称自己是民主的捍卫者，同时努力削弱民主的基础。
即使有人认为企业应该能够在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作用，但认为它们能隐藏左手正在做的事情、同时又挥舞右手让大家看到，这似乎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相信，对政治支出的透明审计将是实现一个更加公平和绿色世界的重要一步。这就是新报告和更好的会计方式可以提供真正帮助的地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ID：gh_4950b8276a5b），作者：安德鲁·A·金（波士顿大学奎斯特罗姆商学院教授）、肯尼斯·P·帕克（Kenneth P.Pucker，@kpucker31，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高级讲师、前Timberland CEO），编辑：陆一，译校：刘雪、胡佳辰，原载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1年9月20日，英文原标题：Heroic Accou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