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蹦迪班长 （ID：MrDisco007），作者：石丰硕，题图来自：《三体》
2010年的中国，正在朝着我们理想中的现代化狂奔。
那一年GDP的增速达到了如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10.6%，城市里随处可见脚手架和玻璃高楼，马路宽敞平坦得像广场，属于旧时代的一切都被拆除取代，恐龙复活穿梭其中都会感到惊惶。
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人们的精神被扔到了一个怪异的十字路口，虽然经济数据狂飙突进，但历史和“正确”的定义权还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资本肆意膨胀，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却依然无从确立，现代的理性精神始终处于缺位状态。
满嘴“神马都是浮云”的年轻网民、把日系私家车后屁股上贴上钓鱼岛地图的中产中年、穿着65式军装去公园拍照的老人，如今看来都像落在同一只猪身上的乌鸦，东张西望，就是不知道如何与时代对话。更加迷茫且失语的，是那些在工厂宿舍楼楼顶一跃而下的青年蓝领。
有表达欲的受众急需一种能被快速理解的语言，以及一面简易且充满号召力的旗帜。
就在这种背景下，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在那一年年底起飞，这一飞到今天也没有降落。十二年里，它从一个创造票房破7亿的现象级电影，飞到了被后浪青年们呼吁“申遗”的高空。
它贡献出的金句无数，堪比初代春晚；它的情节就像山西的煤矿，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被过度挖掘阐释。
在变动不居的当下，所有人都想看清过去和未来，《让子弹飞》又变成了一盏雾灯。
可惜的是，姜文并不是旗手。他不属于和他年龄相仿的第五代导演集体，他也从未向世界有意地展示某一种政治观念或民族文化，他的作品更类似特吕弗的“作者电影”，是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的主观表达。
早在当年，就有影评人提出姜文的作品并不能代表中国电影的整体工业水准，因为它们是十分独特的存在，《让子弹飞》在商业与口碑上的双赢，更堪称“一朵奇葩”。
而他的处子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个典型的作者电影。无数国人在那动乱十年里被剥夺了青春和欲望，自然的生理冲动是邪恶的、和粪便一样必须被冲刷掉的秽物。但姜文的出身决定了他拥有奢侈的力比多自由，他对个体回忆的沉迷，使得这部电影并不具备《秋菊打官司》或《黄土地》一样的公共性。
《让子弹飞》在某种意义上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都属于一个中年男人对世界的个体想象和情感投射。
可不同的是，这一次，姜文在《让子弹飞》中注入了他个人对于公平、正义、革命、历史、英雄、敌人等宏大复杂的概念。它们在姜文眼中，如同青春期的雄性幻想一样，极具生命的蛮力，浪漫和冲动。
可这个作品的潜在危险也随之而来：正是由于这些个人投射被糅合进一个精彩至极的故事中，它们一旦引发狂热，那安全驾驶的可能性比片中的马拉火车要低得多。别忘了，我们处在一个完全失衡，只能按特定轨道对这部电影进行解读的舆论环境里，而它触及的宏大概念无一不是舆论焦点，又牵涉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关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张麻子来到鹅城，就为了帮你们实现公平，公平如何实现呢？开枪即可。就连不许百姓跪，也得朝天开一枪。
这自然是极具视听冲击力的电影语言，但如果大多数观众都把这个画面上升到革命图景，那就危险了。
在这部电影里，张麻子就像一个热爱体罚的班主任，对改造出理想的集体心理有着偏执的热忱，这样的追求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力量感十足的他们很容易成为偶像，但一个冷静的现代人并不会想和这些偶像生活在同一时空。
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本身就是崎岖不平的，在越过中世纪的欧洲可能需要宗教改革，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可能需要拨乱反正，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背后是无数的探索和曲折。
电影里的张麻子激励鹅城的民众端着枪打倒了黄四郎，然后他的好兄弟便奔向了代表现代化的上海浦东，从枪弹横飞的鹅城到繁花似锦的浦东，这中间除了暴力还要经历什么，他并没有给出答案，他也不屑于给出答案。
特别是对于如今的简中直男来说，思考这些太过于娘炮，我只负责把子弹射出去，然后抱着膀等它飞一会，那辆象征陈腐势力的马车跑得再快，绳索一会就断了。对于张麻子改造鹅城的失败和悲情，他们的答案也只有“输给人性，败给资本”。
小六子剖腹验粉的片段，被无数《让子弹飞》的粉丝们拿来隐喻各种现实事件。可我们必须注意到，剖腹验粉的小六子所处的是一个完全前现代的场景，他没有缄默的权利，他也没有平等辩护的保障，他面对的是一个原始的、以置他于死地为终极目标的私设起来的公堂。张麻子高举公平的旗帜，旧势力想耍花招拔掉这面旗，压迫者看不到暴力播种下的洪流会将自己吞没，反抗者却也想不到胜利后如何构建新的制度，整场争斗变成了从闹剧到闹剧的原地打转。
张麻子的悲哀源于他无法理解想不被随意冤枉构陷、想实现真正的公平，用刀剖腹剖不出来，用枪也更打不出来，公平和正义需要自由的媒体、充分讨论的言论环境、以及对权力的系统设计和制衡手段，完善建立这一切配套措施需要几代人的勇气和努力，不可能又快又好地一蹴而就。
《让子弹飞》指出了现象的荒诞，展现了前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但它只是一部电影，它讲了一个十分精彩，包袱不断的故事。但它终究不是政治学教材，我们不需要从它身上寻找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然，这也并不是它的责任）。
成为张麻子，显然无法构建具有现代性的鹅城。
但总有头脑不清楚的观众想要跳出审美和娱乐的维度，拿它当行动指南或警世寓言——你冤枉我，就是你想逼我剖腹，我才不学六子呢，我有枪就掏枪打你，没枪我就反弹过去也冤枉你。
过去至少三年的时间里，这种毫无进步意义的泥巴仗在舆论场上实在是太多了。比如那位因为一部苹果手机而人设出现裂缝的动作片演员，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充当这种狂热集体情绪的化身。可若干年后，他们的慷慨激昂恐怕只会成为另一代人的猎奇谈资。
我无意否定姜文的才华，相反我非常敬佩他如此瑰丽的自我表达，一个男孩想在中年后成为张麻子这样的英雄十分正常，他是琐碎困顿日常里的抚慰和幻想。
但正如我们不能通过看《火影忍者》里修炼忍术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再从《让子弹飞》里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让这部电影回到它的位置上，也是对艺术和创作的基本尊重。
在几乎同样的时间段里，与《让子弹飞》并驾齐驱成为简中直男世界观圣经的便是刘慈欣的《三体》。
宏大的宇宙图景、奇崛的想象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让《三体》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得到了极高的地位。据说奈飞已经拍完了《三体》的电视剧，我对西方人能否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价值观毫无信心，因为它太中国了，它也太唯物了。
主观地说，整个《三体》的叙事，与中国屈辱的近代史高度同构。可以把三体人理解成鸦片战争时的英国侵略者，而盲目自大最终被水滴轻松击垮的地球舰队就像大清，宇宙再大，无非也就是这点事，黑暗森林理论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和耻辱史观带给我们的思维钢印——“落后就要挨打”这几个字可以产生轰轰烈烈的化学反应。
可落后真的就必然挨打吗？乌克兰比俄罗斯落后吗？珍珠港的美国海军比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落后吗？纽约世贸双子塔里的美国白领比那些恐怖分子落后吗？
任何战争的爆发背后都有多种复杂的因素，而黑暗森林理论用简单的零和博弈回避掩盖了这些复杂因素，构建了一个看似完整的逻辑闭环。由于它足够简单，但又“不明觉厉”，让人一旦掌握就有一种“看透本质”的爽感，所以它十分容易流行起来。
这说到底还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变种，也是庸俗的唯物主义。
也许是个人价值取向的不同，我无法相信一个打压个人创造自由、动辄摆出人列计算机的高度集权文明，能发展出水滴这样的科技产品——至少地球各国的文明状态会完全否认这一点。
一个无法摆脱纯粹的力量崇拜、内部斗争的族群，其文明状态也只会在内耗中停滞不前——至少地球各国的文明状态也会完全证明这一点。
可以看出，《三体》里的高维文明的形象，和《让子弹飞》对公平社会的敌人想象一样，都是简单的、符号化的，毫无温情可言。作品中无论是他们的作风，还是应对方案，都带有传统社会男性对于“大力出奇迹”的计划经济思维的痴迷——别废话那么多，统一思想，干就完了。
不过我依然很喜欢《三体》，我喜欢的是它的结局，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斗，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科学理论和法则，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了，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大家一起走向毁灭。
我有时候很怀疑刘慈欣写《三体》时是否真的爱这个世界，他似乎有一种极强的破坏欲望，这种破坏欲望的起点是对外部世界的恐惧，恐惧最终转化成为仇恨。
在东亚通俗文化里，仇恨是永恒的母题，韩国电影里的蛮横财阀和校园霸凌、日本小说里的刀锋和自渎、还有刘慈欣笔下大鱼吃小鱼无穷无尽的宇宙战争。迪士尼的故事最终一定是拥抱和亲吻，东亚的故事最终往往却是消亡或沉寂。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为了生存空间不得不参与竞争的修罗场，因为我们的生存资源过于匮乏，数量也近乎恒定，太多人盯着要抢了。
我们会对《三体》的故事倍感亲切，是因为那就是我们的故事，而对于他者来说，《三体》只是一个想象力的奇观集合而已。
可走进现代化，拥抱进步和文明，最需要正是是超越这份恨意。而这个通向现代理性的过程，就包含对张麻子，对面壁者的“祛魅”。
说到底，刘慈欣和姜文这两位同龄人，都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创作空间和人生成就，全都发生于一个向外部文明敞开怀抱、斗争生活被终结的时代。而如果他们的作品穿越到他们的少年时期，无疑会被归为异类，不得见天日。
我个人相信他们会从现实里得到充足的思考，动不动就要拽着地球跑的“大力出奇迹”会造成何等规模的资源错配、与自然规律和理性举枪斗争会引发多大的人道灾难，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里应该见识过很多次。这些狂想引发的奇观只发生在文艺作品里，是人类之幸。
我们也经历过，因此我们要把《让子弹飞》和《三体》放进文件夹和书架，而不是为它们狂热，高呼“申遗”，甚至把它们捧成通往未来的圣经。
否则根本无须三体人出手，这种狂热，就将成为锁死我们文明状态的"智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蹦迪班长 （ID：MrDisco007），作者：石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