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吴赟（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中国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原文标题：《吴赟丨农民的武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前段时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在经济艰难运行的情况下，我国的城镇化率仍坚持着利好的方向发展，比上年末提高了0.5个百分点，达到了65.22%。
这种不可阻挡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不断瓦解城乡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演进下，作为现代化发展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乡村，一转以往的小农姿态，朝着无主体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的新乡土中国转变。
新世纪以来发布了19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凸显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那么，农村、农业、农民又该何去何从？
一、现代化冲击了熟人社会的村庄吗？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人类共同体，是人类相互交往构成的产物，作为主体的人类，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人类是摆脱不掉自然的，他只能为自己创造出另一个可以支配的世界，即为社会”（涂尔干，2000：345）。
这种与社会联结的必然产物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在分工的发展和对美好生活和幸福的追求下，“有机团结逐渐代替相似性所形成的的机械团结，组织社会逐渐取代环节社会”（涂尔干，2000：345）。否定之否定和发展观等哲学规律也揭示了社会更替的必然性。
如同剥洋葱一样，剖析社会的变化发展，促使其发展的终极因——生产力也随着社会不断变化发展，其中，现代化作为生产力提升的典型代表，各国现代化过程呈现差异性，曹锦清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外铄型”而非“内生型”的。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其现代化过程便是外铄型，这种现代化过程是从“头”也就是“观念”、“上层建筑”开始的。这种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过程，恰与西方“原生型”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相反。
并且中国的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也最为繁重的维度在农业现代化，即广义上说的农业、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曹锦清，2013：1）。其中，农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基于业已分化的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通过平等协商形成共同利益，并建立各种合作组织来实现共同利益。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程度日益深化，现代性逐渐显著，改变着费孝通所指称的熟人社会的村庄。费孝通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从这一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受到地方性的限制，这种社会成为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这其中的常态生活是终老是乡。
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2019：10），这种社会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
在这种熟人社会村庄里，信息通畅，透明化程度高，彼此相互熟悉，缺乏隐私和界限感，一旦发生大小事情，以口口相传的媒介为渠道，消息迅速传播。
但是，费孝通所指称的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并不是恒古不变的，在现代化演进过程中，在对经济的不断追求下，中国农村社会引发了一连串的鲶鱼效应，吴重庆指出农民开始向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转移，村庄的中青年劳动力的向外转移，使得熟人社会组成的村庄缺乏主体，加上农村社会丧失了过去的自主性，变成了城市社会的依附者，使农村社会成为无主体熟人社会。
贺雪峰在基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后，更是从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特征出发，认为当今这种熟人社会已经不存在了，各种利益的相互交织和人口的频繁流动，以及城镇化演进的加快，这种彼此熟悉的熟人社会从大范围来看已经转变成了“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从小范围看，比如小组来说，彼此又是相互熟悉的，他们可以根据信息对称达成一定的地方性共识，使农村的礼俗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转变为半熟人社会。
二、穷山恶水出刁民？
穷山恶水出刁民，刁民真的就是天生的恶人吗？这种善恶的评价在休谟看来是基于道德体系下的人类心灵所施展的知觉活动，这种道德体系并非理性决定，而是快乐或痛苦使然，一旦思想和感情丧失了这些感觉，就难以发生情感或行为，欲望或情愿，（休谟，1982：612）也就不会有刁民和好人之别。
这种刁民评判符合功利性的正义观，在格劳孔看来，最初所说的正义的本质是干了坏事不受惩罚的最好与受了罪而无法报复的最坏的折中，因为没有做恶的本事被迫行正义之事，一旦可以做坏事，他们都会去干，因为行正义之事只不过是利益驱使，而不是遵从本心。（柏拉图，1986：46）
这种功利主义为现存的状态和关系提供了正当性辩护，即在现存条件下，人们彼此之间的现存的关系是最有利、最具有公益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2018：109）所以在村庄治理中，流传的恶人治村和好人治村的治理方式都只不过是最有利、最具公益性的现存关系。（贺雪峰，2013：94）
一般而言，村民们更愿意通过选举挑选出他们所认为的最能代表其意愿的德才兼备的能人来治理村庄，而这些能人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当之无愧应该为民服务，除此之外，又作为联结县镇乡等基层政府执行方，亦需要贯穿执行上级指令。在村民利益与上级指令一致的情况下，彼此都能相安无事；而一旦出现利益对峙，挑选出的能人代表们又该何去何从？
若与村民站在同一战线，势必会与上级政府相抗衡，上级指令无法贯彻，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政府就会剔除意见相左的人，如此，便深化了干群矛盾，条块关系亦会紧张；若代表上级政府利益，此时，便无法反应民众呼声，让村民觉得官官相护，就越是对村干部和乡干部不满，干群关系就越紧张，就越是不愿交纳税费。县乡就越是依赖那些强人、狠人来当村干部，且越是要让这些人得到好处。（贺雪峰，2013：99）
长此以往，“恶人”们越是目中无人，一旦侵犯了政府利益或者做的过火，势必会成为“弃子”，并挑选出“好人”来治理村庄。
虽然农民们理解这些举措的推行，也认为他们有义务执行，但过重的农负，经济上的举步维艰，甚至连自己生存都成问题时，又怎么有精力去承担种种义务。
农民占据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会在水深火热下奋起反抗吗？他们会在利益受损时进行抗争吗？历史和事实做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农民毕竟只是处于底层，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亦没有更多远见和谋略，他们只不过是追寻着眼前的生活与苟且，他们生活朴素，热情又善良，如果不是生活所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晨曦理荒晖，带月荷锄归”的自在怡然生活会进行到底。
农民的反抗不同于知识份子等其他阶层的抗争，正如马克布洛赫在《法国农民史》中提出的农村社区中经年累月的坚韧的、沉默的顽强抗争将比大规模起义的昙花一现更为有效。（斯科特，2011：33）
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即是农民阶层公开性集体性反抗难以成功的最好证明，同时公开的集体反抗存在着重重障碍。（斯科特，2011：294-301）
使农民尽量避免集体公开反抗，而挑选出最“称心”的武器，也就是称之为“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这些武器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布莱希特式的经常性且不留痕的田园反抗，（斯科特，2011：35）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正是反抗与自利性与之融合，成为激发农民反抗的关键动力。（斯科特，2011：358）
东南亚塞达卡农民面对联合收割机的引进等绿色革命的挑战，本就处于食物链低端的他们拿起“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谋求生存，而这种没有领导，没有思想引领，没有计划谋略的反抗作为农民阶层的无奈之举，通过这种日常的低姿态的反抗方式，与榨取他们劳动、食物、租金、税收的相关利益方进行斗争，反抗资源分配和地位的不平等，保护自己的利益成果。
无论是曹锦清笔下的黄河边的河南地区，闫云翔笔下的黑龙江下岬村，还是黄宗智描写的东北一带和长江一带，亦或是费孝通描述的江苏地区，斯科特描写的马来西亚塞达卡等等，在不同时代，农民在利益受损下，在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都会拿起属于他们的武器反抗。
三、资源下乡，乡村振兴有何为？
社会发展是一种规划的社会变化过程，旨在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协同下促进人类福利的过程。（米奇利，2009：29）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农村是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也是现代化的难点和关键，在基于农村“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现实，如何在有限甚至越来越少的人均耕地上，发展产业，实现乡村振兴，成为了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道难题。人类对这一难题所采取的一切活动在贝克尔看来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是经过成本估量后采取的理性行动。
在乡村，农民拥有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土地，“土”是他们的命根，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费孝通，2019：6）
所以，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他们不同于游牧或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为，迁移流动，而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他们“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费孝通，2019：7）他们带有因不流动而发生的土气。
中国农村的现状正如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在人口对土地压力持续增长的历史条件下，在耕地面积再也无法扩大的情况下，人均一亩左右的耕地现状，使得人地关系更加紧张”，有限的耕地面积使得中国无法发展美国式的大规模大农业，阻止了通过引进联合收割机等机器设备推进的农业机械化与规模经营道路，只得选择提高单产，产生了高土地生产率与低劳动生产率，而这两者的结合，正是农业经济过密型增长内卷化的证明。
如何使土地资源效用最大化？重农主义提出了以土地租期的延长和土地改良的方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土地分配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根据土地所有利用将社会分为三个阶级：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为代表的从事农业生产“纯产品”的生产阶级；以地主及其仆役、君主等为代表的以地租形式占有“纯产品”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为代表的不生产“纯产品”的不生产阶级。（斯密，2015：5-6）
租佃关系链接着历史现实，土地分配悬殊，从拥有上百亩土地的大户到不到一亩，难以糊口的贫农，为了生存，贫农会以地租的方式向土地充足者租地耕种，当缴纳的地租为分成租时，农民就不用典当或者出卖自己仅有的那点土地。
但是，当遇到灾荒收成较低的年份，地主会处于道义经济的考虑，以利益风险共担的原则，适当减免地租，减免后农户仍无法支付地租时，他们就会把土地的田底权转让给地主还债，自己仍然可以在土地上使用。
当地租转为定额租和货币定额租时，提前缴纳的租金就把风险完全转移给农户，保证了自己的收益，这种租金的形式需要提前缴纳一定的年限的地租，突如其来的高额租金给贫民沉重打击，他们只得租用更少的土地，想方设法将家庭中的辅助劳动力效用最大化，发展一些副业以维持生计，出现了半工半农结构。
但是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农、富农等来说，他们可以缴纳租金，规模性经营，将家庭式农业发展为经营式农业，如此，贫富悬殊拉大。之后，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相应的土地法，为底层的农户带来了希望，他们拥有了土地使用权，可以对土地进行流转配置，土地归属更加明朗。
其次，是增产扩收。而提高单产道路可以通过提高复种指数，改良种子，提高灌溉条件，施加化肥农药，但其最关键之处在于水利建设。然而水利建设的前提是要有水，其次是水利建设投入成本，使中国的现代化，受到了土地与水的双重制约。
在江苏开弦弓村，村社唯一的集体水利行动是水灾时的集体抗灾，这种水利行动挽救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与华北相比，长江三角洲的水利经常涉及国家政权、地方士绅和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华北的水利事业主要是非由政府承担不可的黄河大堤的整治，再就是仅归一家一户使用的小型水井（黄宗智1986：第 3章）。
华北几乎没有像长江三角洲那样规模的水利工程，既不到由政府来承担的规模，又超越一家一户所能承担的范围。然而，正是像长江三角洲这样的水利工程，把地方士绅、农民和国家政权联结成一种在华北见不到的、复杂的、富于变化的三角关系。”（黄宗智，2006：39）
起灌溉作用的河流沟渠在政府集资搭建完成后，成为村民共同使用的公共品，也是奥斯特罗姆眼中的公共事物的治理领域，一旦政府退出了沟渠使用规则的制定和维持角色，农民不用支付公共生产费，人们便会最大限度的从利己性出发，采取行动。
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水成为许多人共同使用的一种稀缺资源，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将河流沟渠拦截，沟渠变得支离破碎，将作为公共品的河流沟渠通过一定的方式私有化或者采用搭便车的行为，以保证自身的最大产量，如此，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产生公地悲剧，这种利己性内核甚至会完全损害河流沟渠的灌溉功能。
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人口的频繁流动，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越来越多，城乡二元结构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最后的保障，土地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底气，即使务工失败，他们还可以回到故乡，种地糊口。除了增加土地生产物，基建水利下乡外，提升农村的现代性途径还涉及文字、制度、军事、教育、人才、资金等资源下乡。
费孝通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作为传情达意的文字和语言工具，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时，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费孝通，2019：19）
让文字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通过文化教育下乡，缩小教育差距，改善教师福利待遇，让麻雀小学也能拥有素质师资，让教师职工安心放心教书育人，改变封闭狭隘小农思想，引发下岬村等众多村民思想变革，接受时代新文化和思潮，让文化教育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
制度下乡也要并行。农村作为相对封闭的存在，村庄内人们深受封建礼教和宗法观念的影响，潮汕一带的宗族视力影响尤为明显，推进现代制度下乡，以可行有效的制度促进乡村振兴。
首先是法制下乡，“现行的司法制度破坏了乡间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费孝通，2019：66）
其次是村委会的设立运行，要发挥村委会的自治作用，真正做到为民发声，为民干事，代表民意，民主治理。此外，筹集资金，将小资金发挥大用处，搭建平台，培养乡村人才，让新乡贤、能人骨干留在乡村，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有效发挥乡贤等乡村精英的作用，赋予乡村社会资本和资源，推动乡村振兴。
四、小结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间、区域间、东西部间差距悬殊，老少边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顽疾，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我们一直在路上。虽然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世界奇迹，但如何使脱贫的村民不返贫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点，也是共同富裕的中国梦的重点。
建设新农村，培养新农民，发展新农业，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佛每一个角落，让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汪洋大海涌向每一个地区，让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的农民不至于在时代更迭下迷失方向，丧失归属感和幸福感，创造既有现代性又有人文关怀的新乡土村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吴赟（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中国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