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失踪106天的高中生胡某宇的遗体，在此前宣称曾彻底搜查过的学校附近出现。
4天后，官方用自缢而亡、尸检脏器无缺失的通报，为这起2022年的遗留悬案画上句号。
不过，这个简洁、明确的结果，并没有立刻消弭长达3个月之久的谣言。相反，短短的通告为网民留下了巨大的臆想空间。在惶恐不安中，人们用想象与现象缝合出了一个恐怖故事。
在胡某宇失踪之初，话题叙事多种多样，有器官盗窃、有目睹校园腐败遭灭口……在数月流传的过程中，这些故事相互融合，并被加入了更多“令人信服”的元素。
比如有好事者，为这个恐怖故事加入胡某宇为Rh阴性血的细节，来证明器官盗窃组织选上一位高中生的理由。
还有人编造学校光头老师拿200万私了的桥段，以此证明胡某宇失踪案没那么简单，暗示失踪案背后还有更加惊人的秘密。
甚至有人搬出了“青天大老爷”来为阴谋论背书，捏造美国华人神探李昌钰的隔空审案，以此明里暗里暗示这个案子是集体犯案，是个大黑幕。
李昌钰后来辟谣：我没说，都不知道这案子
胡某宇案谣言的母题，是都市传说中的古老范式“The Mutilated Boy - 肢体残缺的男孩”。
这类都市传说，基本上都是一个男孩在亲朋好友的眼前消失，然后当大家发现他时，男孩已经被虐杀而亡，他的身体器官也都不翼而飞。在不同的传说版本里，男孩有时候遭遇的是阉割，有的时候遭遇的是断肢。犯下罪行的不是黑社会，就是某个隐秘的邪教组织，而罪犯迟迟抓不到，是因为当地执法机构与罪犯身后的组织沆瀣一气。
这一故事结构，跟中国传统故事也有高度相似之处：估计大家的父辈，在小时候都会给我们讲，人贩子会把偷来的小孩斩断手脚送去乞讨的传说。
此外，胡某宇案的谣言，还加入了“Organ Thefs - 器官盗窃”这一现代都市传说的关键要素。
最经典的器官盗窃传说，莫过于盗肾。
上世纪90年代，这个都市传说最早在欧美出现，原始版本的故事，大概就是说一个游客在度假的时候，在国外酒吧碰见了个富有魅力的异性，然后在寻欢过程中被迷晕，在最后，寻欢的游客会在充满冷水的浴缸中疼醒，而旁边儿的便条上则写着：快打911，你的肾被我们拿走了。
很快，在2000年前后国内数家大媒体转载，让盗肾传说在中国变得流行，以致于人人网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寻欢者被摘器官的故事总能不时见到。
动画片中的盗肾传说。诚然，在一些国家器官盗窃现象是个真实的残酷生意，但大部分流行的器官盗窃传说确是编造的谣言，它们不但未经证实，而且忽略了器官移植的复杂性和科学性。
不过，虽然这个都市传说听上去相对新颖，但对中国人而言，人们对背后的恐惧却不陌生，它源自中国古代 “采生折割”（古代的一个罪行，指的是一些巫师为了做法，而残忍地活摘器官的行为）恐惧。
悬疑的故事线索、听上去很现实的威胁，再配上“一切只是刚刚开始”的神秘结尾，一个标准的都市传说就在过去三个月占领了各大社交平台。
在中国，提起谣言二字，人们总会带有不足为信、恶劣的价值判断，但却忽视了谣言背后的社会意义与疑问：
为什么这种回过头看无聊甚至低智的言论，会在九年义务已经普及的当下攻占一大群人的心智呢？
所谓谣言，指的就是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流行的，含有不同虚假成分的消息。
每一个在当下流行的谣言，都不过是过去传说的更新版。在人类学家看来，谣言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们一直可以满足人们的偏见与期望。
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条被唾弃的谣言，其实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当代史，它能指出我们当代人在恐惧啥，也能指出我们想要啥。
该案母题，可归于“The Mutilated Boy - 肢体残缺的男孩”，其结构原型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反基督的血祭诽谤。
而它之所以会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经久不衰，是因为这类传说，总能激发人们想要将黑恶势力绳之以法的朴素愿望。
民俗学家Brunvand写过一本《都市传说百科全书》
而盗肾传说与中国的渊源更深。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施爱东老师在《盗肾传说、 割肾谣言与守阈叙事》中，以清末盗肾传说为样本，提出了一套研究器官盗窃传言的观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基督教和洋人冲击了当时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面对育儿堂、西医这些新玩意儿，进退失据的人传出了洋人盗窃器官的谣言。
这类谣言的流行，甚至引发了清末的外交危机，而它能这么有市场的原因，去看看清末周汉创作的《谨遵圣谕辟邪全图》就能轻松理解。
当时的文化精英对西方文化充满了亡国灭种的焦虑。
这些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故事，在当时起到了强调族群认同的功效，面对无法抵抗的他们，这些恐惧使当时的中国人更加相信，我们和他们并不一样。
周汉，《谨遵圣谕辟邪全图·小儿失肾图》：一刀割断子孙根，不传四海齐心，怕害中华人绝种。双袖湿沾夫妇泪，空悔一家大意，听凭邪叫鬼登门。
在历史上，类似的谣言有很多，除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书中的“剪辫妖术”以外，上世纪50年代，爆发在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也是一例。
当年华北地区流行的割蛋谣言，几乎和一百多年前的“叫魂”结构如出一辙，该谣言内容为：苏联要造原子弹，中国政府答应提供原料，派便衣队收集男人和女人的生殖器以及小孩儿的肠子。
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很多村里的外乡人被怀疑是割蛋人而被扭送派出所，但派出所没法处理，只能放人，结果又被理解成了官官相护，于是很多信谣者就通过私刑处死了不少人。
与此同时恐慌也开始蔓延，为了防止被便衣队夺去器官，谣言传播地区的村落男人晚上站岗，女人晚上合房而眠。
这种情绪，甚至引发了手电的消费狂潮，据统计1950年夏季，北京门头沟一座400户的村庄购买了1000个手电，就是害怕晚上太黑，倒肠割蛋的坏人溜进村庄。
后经政府调查，这一割蛋谣言是华北地区邪教组织一贯道金线派，他们利用老百姓对于“采生折割”的原始恐惧，散布谣言，其目的就是试图通过恐怖故事来让民众敌视新政权，从而争取支持。
但它的流行，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大前提：那时，新中国刚建立、土改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正处在艰难时刻，在面对这样不安定的重大变革时期，老百姓的恐慌就被割蛋谣言轻易唤醒。
1950年北京铲除“一贯道”
虽然以上举例的谣言目的并不相同，但从谣言的故事核心元素来说，他们都是一致的。
从镀金盛世的“叫魂”诅咒、晚清的洋人取华人器官炼法，到共和国初期的便衣取蛋造原子弹，再到胡某宇案里的盗窃器官卖钱……人们只是把一个古老的谣言加入了时代调味料，把过去的巫术换成了科学、把玄学报偿变成了钱，它就变成了一个流行在21世纪的谣言。
从某种意义而言，都市传说虽然诡异，但却是民间叙事中最流行的形式。绝大多数传播它的人未必都是居心叵测的恶棍，可能更是把他们当作事实的普通人。
因此，当同一故事叙事的反复出现，很有可能是同一情绪被反复唤醒的结果。胡某宇案的谣言与前几项流行谣言的相似之处在于：
疫情管控迎来新局面，这是生活状况之变；
封闭管理中孩子突然失踪，这是案件过程之怪；
孩子在本以为安全的校园环境中失踪的危机，大众试图在焦虑中找到一个“合理”理由是谣言之因。
在最安全的学校，孩子突然失踪；在监控普遍存在的世界，却找不到他蛛丝马迹；这些变化，成为了一个无法解释的危机，打破了人们的安全感。
因此，哪怕人们去选择相信一个漏洞百出的蹩脚谣言，也不相信一个笑容灿烂的孩子会想自寻短见。
止谣，是很多人的梦想。
现在，面对谣言，人们总会把这件事归罪于互联网，归罪于科技，但在互联网时代还未降临的日子里，它们也曾席卷过大地，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就是传说和神话的时代新版本。
每个政府都曾试着管控它、压制它，但却始终无法杀死它。
就像人无法杀死自己的影子那样，谣言也是社会环境的影子，它的每次出现，不过是一个古老幽灵重新在世界上空盘旋。
就算是再离奇、再反智的谣言，它们或多或少也有真实的成分。面对胡某宇案，低智的指责不过是另一种狭隘，与其指责他们的无知，不如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它、传播它。
美国法律学者卡斯·R·桑坦斯在谈及如何止谣时曾指出，预防措施是杞人忧天，只要把人们置于更均衡、透明的信息中，就是制止谣言的最好举措。
这一点与2月7日的《人民日报》社评《真相呈现，让理性回归》中的观点不谋而合，文章里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回顾胡某宇事件前因后果，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互联网上，还是现实中，面对问题和疑惑，坚持理性与保持客观都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也是我们远离情绪化思维的关键品质。”
“同时，对于公共事件，从一开始就要保持公开透明，直面社会的关注，坚决打击造谣生事者，才能拨云见日，进一步凝聚共识、赢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