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原文标题:《乡村新年:多谈“富足”,少谈“富裕”》,头图来自:《去有风的地方》


冬天在老家晒太阳


我回到家乡时,距离春节其实还有十天左右,但全村人几乎全员都到齐了。刚刚过去的这年,外部经济形势不佳,人们归心似箭,许多人在外头没赚到钱、混得并不好,幸有家乡不弃,早早张开怀抱,等候游子归来。


城里的朋友还在热衷讨论XBB,乡下人去赶集已经不戴口罩了。从县城到集镇,各种集市熙熙攘攘,熟悉的热闹又回来了。要是开车去,停车的地儿都找不着。村里,人们杀鸡宰鸭,互相搭把手。家中,炸鱼炒花生,现代煤气灶已经不够用,老灶头又烧起火,炊烟袅袅,对疑神疑鬼、以邻为壑三年之久的城市人来说,竟有些感动。


闲下来,人们升起火堆,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烤火。有人睡眠不好,半夜5点就爬起来升火,等着早饭,邻居们一个一个加入进来,添几把柴火,又添油加醋讲点轶事。再扔几个红薯进去,不多会儿香气扑鼻。冬天日短,很快又天黑,无所事事又恬淡的一天就又过去了。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对多数普罗大众来说,生活本身就是意义。


我则喜欢带着三岁的女儿去田野里撒欢儿,拉着她的小手在田地中瞎走,看着她欢快地追着大鹅小鸭,坐在田埂上啃甘蔗,或者带她去树林里捡拾柴火烤火用。村子很小,不多会儿就能绕一圈。有时沿乡村公路走到隔壁村,路旁晒太阳聊天的老奶奶看我们眼生,用手遮着太阳老远就喊,“你们是谁家孩子啊”?


就这么瞎晃着,没有心情写稿,也两耳不闻窗外事,十来天很快就过去了。蓦然回神,这样的日子,不知从何时开始已成奢侈。


坚守生活,防止“过度”


水姐写过一篇《倦怠社会,“去有风的地方”》。她写道,“为什么倦怠?是因为太努力、太入世、主动或被动地太想要了,然而又没有结果”,以及一个叫韩炳哲的韩裔德国社会学家在其《倦怠社会》中提出“肯定性暴力”的概念,“倦怠是太过追逐世俗目标导致的,过度生产、超负荷劳动、过量信息,人们不断被成功逆袭故事、做一番事业、追求幸福和成就等等目标和任务所充斥,陷入过度积极性,完全自愿地自我剥削”。


乡下的这些天,远离了“过度”的刺激,才发现生活本该如此美好。


我的母亲这几年一直在上海帮我带孩子,一直有些萎靡。她有事没事刷手机,看到疫情有关的短视频,忧心忡忡,自己不出门不说,还不让孩子出门;看到拐卖孩子的新闻和小道消息,提心吊胆,叠加疫情,坚决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买菜买水果,又总要一通抱怨,保鲜剂、催长素、打蜡,一副“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样子……城市过度的、碎片化的信息刺激,让她对外界充满疑虑,时常一惊一乍。


回家的这些天,她抹桌椅板凳擦窗户,拆洗被子洗衣服,晒这晒那,杀鸡、炸鱼、做饭,抽空去赶个集买点生活用品,一直很忙。虽然偶尔“抱怨”几句父亲和我“偷懒”“不干活”,却很开心——简单的、属于劳动的开心。


我的女儿,在田野上悠然自得,渐渐融入大自然和村里的小伙伴。有一天,我带她进城到火车站接她的妈妈,由于时间尚早,我们先去火车站不远的万达广场逛一逛。一进商场,炫目的抓娃娃机,捉小鱼喂小鱼、卖各种玩具的商店,所谓的3D打印巧克力的机器,价格不菲的商场巡游小火车,充满各种诱惑之声的游戏厅,一下就把她迷得五迷三道。


她什么事情都要去试试,什么玩具都想买,完全没了几个小时前在乡下的气定神闲,不被允许之后就嚎啕大哭,最后还误了接站时间。


我上海的朋友S君,一个月多了,奥密克戎还没有脱身,她80多岁的父母亲尤甚。他们各种医疗办法都试过了,都不太管用,加上XBB的消息,全家决定“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而我乡下85岁的奶奶,大致跟S君父母同期感染,由于年老虚弱,前面一个月也深受疫情困扰,乏力、缺乏食欲、蔫然不振。随着一点一点地干点活,晒晒太阳,跟人聊聊天,在几乎没吃药的情况下,最近已恢复健康。


城市充满了过度。为了健康,过度医疗、过度“养生”、60岁就过早养老催生的“养老经济”等等,都成为城市经济的“亮点”。至于效果如何,人们各自有一本账。


反观我的奶奶,80多岁了,依然种点菜、养十几只鸡、去林子里捡柴火,在自然作息、简单劳作中自然“养生”,除了眼睛、牙齿不太行,其他都还不错。


过往疫情三年,我们无法还乡,政策明令禁止聚餐、聚集,她最大的渴望,就是一大家子一个不落地团圆。今年春节终于实现,在子孙满堂的笑声中,一个老人生活的诗意自然流淌,哪还需要什么“养生”……


正是对“过度”的计算、撩拨、策划、刺激,催生了城市的繁盛。只是今时不同往日,过多的“过度”累积出了巨大的成本,消费主义、身心和信用透支、过度投资、各种时髦“概念”狂轰滥炸,人们急于释放欲望,市场便捷满足“消费需求”以及快速“创新”下一个兴奋点……日子久了,大家发现生活并没有本质变化,自然要陷入怀疑和倦怠。


我们应该向这些乡下人学习,守住生活的本意,谨防深陷他人精心设计的“过度”牢笼,一切就终将回归原本的美好。


多谈“富足”,少谈“富裕”


当然,几家欢喜几家愁,乡下的新年也存在巨大落差。有人一年到头没赚到钱、没攒下钱,有人捉襟见肘地盘算春节怎么过,也有一家人因为男主人在外面养女人经济窘迫、面子尽失,选择不回乡过年。


总的来说,窘迫的基本都是心思不定的青壮年。他们多在外打工,往年经济形势好些,他们会选择年底拼命冲一把,带点钱回家过年,去年经济形势不佳,只好囊中羞涩地提前返乡。连以往火爆的麻将桌、牌桌也变得冷冷清清。


气定神闲的,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勤劳简朴惯了的老一辈。譬如我的大伯,种点地之外,兼职乡下白事唱祭文,多年来攒了不少钱。这两年村旁修公路,需要大量劳动力,他们又是主力。年前几个月,公路上集中栽树、种草,他跟伯母两人出工,一天可以赚三四百元。乡下吃住用都是自己的,几乎没有额外消费,他们老两口光年底就攒了好几万元。


尽管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老大不小还心思不定,一个想建房但没钱,一个离异、没钱、梦想暴富,尽管他们还要肩负三个孙子孙女的日常开支、学杂费,尽管迎面而来的养老只能靠自己,但大伯两口子始终很淡定、知足。外面世界再如何经济危机,焦虑、躺平,都与他们关系不大。任尔东西南北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还有一类,是坚守住了自己的年青人。比如,一些人在外打工做衣服、鞋子、打火机,做成了老师傅或小主管,一些人开大货车跑物流,他们十多二十年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有了经验和一些积蓄,家中的乡村别墅盖起来了,车子买好了,有些还在县城买了房子,尽管也有生活和子女教育的压力,但足以抵挡外部形势的变幻。


多年来,包括家乡小村在内,人们热衷谈论“富裕”“共同富裕”。但究竟什么是“富裕”?因为没有标准,导致许多争议。从本意上说,所谓“裕”,是指衣物富余,强调“有余”。


但“有余”的标准是什么?余多少才叫“富裕”,并不清楚。反正追求更多的“剩余”就对了。


“剩余”就是目的、意义,人心便永远不足;但追求“剩余”的大军中,定然失败者众,多数人注定在追求“裕”的过程中迷失自己,倦怠、躺平、廉价的娱(麻)(痹)便是必然。乡村亦如此。


如我的大伯,如一些勤勉的村人,我们真正要谈的,应该是“富足”。“富足”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足够+知足”。人人心中各有其底,也知道各自的能力和界线,就不至于迷失在过度追求“剩余”、发财、乃至暴富的陷阱里。


对大多数人来说,年年富足,再加一点“年年有余”的祝愿,就是生活最美的样子。


而所谓“共同富裕”,也应该叫“共同富足”才对:


其一,全民都追求、占有“剩余”是不现实的。这些年来,也就是在全民盲目追逐“剩余”的过程中,许多人相对返贫,变得或内卷或躺平,或倦怠或愤懑;


其二,“富裕”是相对的,没有标准,如果所有人的“剩余”都多,也就体现不出谁富裕谁不富裕。要放在一起比较才成立,这样对社会价值的导向并不好;


其三,过于强调“共同富裕”,对真正富裕群体的心里冲击较大,容易戳伤“创富力量”的积极性;


其四,“富足”,强调的是“富”+“足”,知足、知止,有界线、有敬畏、懂感恩,是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诚然,经济要发展,需要刺激,但没有目的地刺激所有人,并非好选项。所以,主流价值观应该谈“共同富足”;


其五,“富裕”,创造更多“剩余”,应当交给专业人士——企业家群体、创新力量。一方面,鼓励、保护、激励他们富裕,创造价值,奉献社会,再结合分配机制、带动更多人富足,才是走向“共同富足”的根本——现实中也是如此,只有老板赚到钱了,员工才能变得富足;另一方面,应该让专业人士干专业事。


多谈“休养生息”,少谈“强化管理”


这些年的乡村振兴了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年前,从老家村旁经过的宜万同城大道(双向六车道高等级公路)贯通,以往村里人去市里坐火车至少需要两个小时,现在只需要半小时。


我的奶奶对此感慨良多。作为一个出身于上世纪30年代末的老人,她见证了这个小村,乃至这个国家的沧桑巨变。放在几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她都不敢想象会有这样一条大道经过我们这座山脚下的僻静小村。还有山那边、山坳里的好些村庄,上世纪90年代甚至还几乎与世隔绝,即便同属一个乡镇,我们本地人都觉得神秘、少有来往。


随着大道的修通,乡里人惊讶地发现,他们已整齐地在路旁修建起漂亮的乡村“别墅区”。


这些村庄,如果不去“振兴”,就只能被经济规律、市场规律淘汰。虽是所谓“规律”,但凭什么“规律”就应该由别人来定义,自己的命运就应该由别人来决定?


早在十年前,包括我们村、山坳中的那些僻静小村在内,中国大多数乡村都通了水泥路。路好走了,私家车也多起来。随后是电商、快递。除了乡村教育大败退,其他基础生活条件其实好了很多。


人们发现,乡村与城市的距离并不那么遥远了(当然,教育除外!)。面对城市动辄七八千的房价,一算下来,同样几十万,只能在县城买套90㎡的房子,在家却可以盖一栋漂亮的现代别墅,还可以再买一辆车,而且没有房贷,自给自足,生活质量并不差。


就业方面,骑电瓶车最多半小时可以抵达各种工业园,压力不大,能找到生计,又何必舍近求远、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去城市瞎折腾?


事实上,今天市场要“收割”一个城市中产、上班族,并不难,房价、物价,教育、税收,消费主义、债务陷阱,都在“强化”;老板要“剥削”一个员工,也不难,“996”、“居家办公”、缩减福利、增加工作量,越来越有底气。


但在乡下,要如此明显地“剥削”一个农民,反是难事:各种农业税费早已取消,现在务农政策上来说还有各种补贴;乡村生活自足为主,你房价、物价再涨,影响都可以自己调节;去上班,说好8小时工作,超出时间不给加班费谁给你干,又有几个老板敢拖欠他们的工资?


在乡村,但凡勤俭、知足、存钱之人,日子过得都还算富足,普通城市中产,在他们面前其实只有形式上的优越(除了子女教育!)一面往乡村注入资源,一面减少管控上的干扰,让他们“休养生息”,乡村的振兴就是自然而然!


继而又一个现象——今日城乡融合之停滞、乡村振兴之难,本质并非路线不对、违背市场“规律”,而在于城市自己都难。


这些年来,从城市到市场,从地方政府到企业,从组织建设到人才、科研、创新,从各种报告到会议,凡事一上来就大谈“强化管理”,结果是管得越来越多,报表、考核、流程、工具越来越多,人们却越来越疲惫,发挥与创新空间越来越弱,大家最终都在“强化管理”中沦为流程、工具、数字,失了意义、心气、斗志,如何能不倦怠?可见,过度“管理”也是一种病。


治病之方,也便在这充满智慧的“修养生息”之中。


除夕,乡下团圆的鞭炮从各家各户传来,还有此起彼伏的烟花,给新年带来许多喜庆和祝福。此前疫情三个春节,我都是在上海过的。城市禁燃烟花爆竹一片寂静,街道空空荡荡,小区冷冷清清,人们大门一关宅在家中看电视,也没有什么亲戚要走,春节大抵在孤独中度过,还不如日常的周末。这样的春节,实在不愿再过一次。


当然,新年焰火下,家家各有难处,乡村更非桃源。但这样缓慢、自然的乡居小日子,足以慰藉城市游子倦怠的心,以及深沉的反思。


新的一年,愿你收获生活真意,愿你富足、安宁。愿这世界能如我们所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