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据猫眼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2023年1月23日14时，2023年春节档（1月21日～1月27日）总票房（含预售）破23亿！《流浪地球2》《满江红》《熊出没·伴我“熊芯”》分列春节档票房前三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深调 （ID：ifengdxw），作者：燕青、傅一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电影院像是坐上一列呼啸行驶的过山车，触底后突然再次进入了极速爬坡轨道。在距离大年初一还有3天、预售开启仅5天，春节档七部新片预售总票房就已经突破2亿元。
“春节档是每年的第一大档期，电影院回血的时刻。”山东天悦影管公司总经理田甲提到2023年的春节档，有些激动，“今年春节可能是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阵容最豪华、质量最高的一届了。”
而就在两个月前，电影院还躺在谷底。截至2022年10月底，中国停业影城的数量累计超过47000家，其中还包括知名连锁影院英皇UA电影城在上海、深圳等地开设的7家门店。“自开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候和挑战，议决不再对其额外注资。”该影城在申请破产通告中这样写道。
“《阿凡达2》算是提了一口气。”田甲告诉凤凰深调，挺过断断续续暂停营业和无片可播后，电影院们背着高昂的房租，等待已久。11月底《阿凡达2》定档后，随着75%上座限制令解除，影视业内曾做出30亿票房的乐观估计。“现在看来，20亿都有些乐观了。”田甲说。
广东某电影院老板表示，旗下一家影院在《阿凡达2》上映当天上座率终于超过50%，但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城市迎来大规模感染，电影口碑也不如预期，并没有迎来想象中场场爆满的景象。
2022年3月起，这位老板曾连续两个月内陆续关闭、拆除了手里的四家影院。拆除现场时，他亲手用锤子一块一块敲碎影院墙壁，用折叠小刀划破价值约十多万元的IMAX影厅荧幕。“卖了也没人用得上。”他边划边大声笑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来围观。
11月，成都莱纳星影院发起那场令人心酸的自救活动，面向上班族推出不到20元每人的电影院午睡服务，午睡套餐包含蒸汽眼罩和热饮。海报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网友替电影院感觉泪目，“过得太难了。”
这样的经历让经营者面对春节档预售票房时，笑中也带着泪。无论是观众，还是从业者，要重拾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除了票房以外，或许都需要某些更确定的东西存在。
一、电影院的“续命时刻”
最近，田甲时常翻看电影院经营数据，对比近几个月来的票房情况。
今年是他从业第13个年头，旗下有六家电影院，集中开在二、三线城市。2023年1月刚过不久，其中一家在三线城市的电影院，排片场次就超过570场，观影者超过3400人次。这是12月全面放开后，《阿凡达：水之道》带来的客流。
而此前，2022年11月，这家电影院一整月排片不过590场，分账票房只有2.5万元，观影者未达800人次。
田甲告诉凤凰深调，虽然不如预期那样，有“救市”般的票房表现，但电影院还是能靠着这部全年唯一的海外大片，续上久违的一口气，撑到春节档。
眼下，观众重新回到影院的速度已经超过他和同行们的预期，他没有料到，在经历大规模感染时，这座城市的人们出门的积极性如此高涨。
在一线城市上海，元旦当天下午，市中心一家电影院静安大融城寰映影城里，票价最高的IMAX观影厅座无虚席。该影城副经理鲁赟舜表示，《阿凡达2：水之道》上映以来，IMAX厅的上座率平均在70%以上。
在宣布定档的时刻，《阿凡达2》立即成为电影院手中稻草的原因，因为“太久没有米了”，田甲说。
影片是电影院维系生存的核心，质量高的影片加之合适的排片，能够带来观众，有了客流量才能接收益更高的广告。他粗算了一下，囊括房租、电费、人员工资、设备维修等费用，一家二三线城市的电影院每月的开支在30～50万元间，2020年以前，正常的卖票收入刚好能支付每月开支。
然而，2022年一整年可播的影片数量刚刚超过300部，只相当于2020年疫情乍起后的半年数据。据万达影视数据中心、灯塔专业版公开数据，前三季度，已经定档待映的影片包括《长空》《深海》《中国乒乓》等38部撤档、换档。除此之外，新片储备捉襟见肘，国家电影局公布的2022年前八个月备案、立项数量显示，4、5月立项备案的电影数量均同比下降超过70部，6～8月备案数量均同比减少超过50部。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电影少到根本不用花心思排片。”田甲表示，2022年，能在电影院放映的影片屈指可数，12月前，漫威、迪士尼等进口片一部也没能上映，经常能见到一天只有两场电影可看的情形。
无片可播是一方面，随时配合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停业时间，又是另一种困境。
田甲算了算，他管理的影院2022年总共暂停营业了8次，每次时间1周到3周不等，每家店累计停业时间有2～4个月。“每回遇到人流量大的档期，比如五一、十一、清明、端午、暑期，无一幸免，都停业停过去了。”
在两重困境之下，影院收入同比下降了3～5成。田甲影院的员工们大多数面对的是空无一人的放映厅，和依然需要开启维护的放映机器。
直到12月伊始，电影院开始呈现另一番景象。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除了春节档的7部华语片外，春节前夕，1月18日，漫威的两部电影《蚁人2》和《黑豹3》宣布定档2月。“这是继2019年中国内地上映2019年的《蜘蛛侠》后，三年来第一次引进漫威电影。就在上周五，未来定档上映的电影已经陆续排到了5月份。”
元旦档刚过，田甲憋在心里一年的一口气终于舒展开来，他通知员工开一次年终会议。会上他告诉大家：“最艰难的时候过去了，我们会越来越好。”
据电影业人士介绍，像今年这样稳定的情况许久没出现过，2022年大多数影片都是“火线定档”，甚至临近上映前几天才定档，“提前几个月定档，给电影足够的宣传时间，就能让观众更了解影片的情况，电影院的票房自然会好一些。”
二、“赌局”：被取消的拍摄计划
事实上，制作电影的周期通常长达1～2年，疫情期间，不少制作团队延期甚至取消拍摄计划，而这样的影响没那么快消除。而且，嗅觉敏锐的投资人感知风险后，早已四散而去。
厚德前海基金董事长、合伙人陈宇键曾在2021年北京电影国际节表示，国内一年如果立项的电影在1000多部，其中只有一半的电影能拍完，30多部电影能够上映，仅十几部能收回投资。
业内一位出品人告诉凤凰深调，2020年后，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叠加影响下，投资影视制作项目更是成了“赌局”，愿意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少。
“比如，因不可抗拒的政策调整，导致拍摄地点临时更改，周期大幅延长，受档期影响，原本定好的演员也会不断调整，每一次变动对于电影制作而言，都是成本的堆积。”他表示，近年来，观众未能看到的影视作品背后，多有这些难言之隐。
聚本影业创始人王鲁娜告诉凤凰深调，三年以来，上游影视制作公司面临业务停滞，时间成本和现金成本大大增加。“大体量的项目无法开机、无法出国拍摄，有些影片有特定的自然环境需要，也无法临时改变计划，换场地或是缩短拍摄时间。制作时间无限期延长意味着会错过一些好的上映时点。”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现在王玮瑛应该在项目开机现场，或者在新的地方勘景。”2022年5月底的一天，28岁的影视宣发王玮瑛即将离开重庆，回到北京。坐在前往高铁站的出租车上，她给朋友发了上述一段话，紧接着，又写了一句“熬不住了，我回去就辞职，转行。”
此前三天，本该开机的项目地点因疫情原因不能使用，总制片一大早就来电通知，原来的拍摄计划取消了。
王玮瑛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做制片人。她从电影宣发开始做起，为一部电影从投资到上映的每个阶段设计宣传方案。进组后，要做的工作很多，一个人掰成两瓣用，除了宣发，她还要兼职剧务，跟进电影项目中，从出品、剧本、立项、选景，再到导演、演员的进组、拍摄、成片、宣传、上映的每个环节，处理日常事务。
“这是因为电影项目预算越来越紧张，要节省人员开支。”王玮瑛说，即便如此，这些她都能坚持，因为这就是通往制片人的职业路径。
但，2022年接连取消的拍摄计划，压碎了王玮瑛的梦。
就在她摩拳擦掌参与一部总投资过亿的项目后不久，又被通知“拍不成了”。这是她2017年从业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悬疑电影项目，编剧就阵容强大，资深大编剧手下还有10个小编剧加班加点调整剧本——显然，这部电影的工作会给她的简历添上一笔光彩。
然而，甚至来不及沮丧，她便要开始一系列的工作，“劝退”到场的剧组工作人员：申请公司的备用金，为导演、摄像、演员等31名工作人员定票，安排返程。不少有名气的演员经纪人急切地抓着她问：项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临时取消？后续的该怎么调整？档期被耽误了之后，怎么补偿？
这些问题她都无法回答，只能向对方连连道歉。
当天深夜，剧组订票返程的事宜才算告一段落。第二天，王玮瑛和制片、摄像还需要到拍摄现场处理场地租金、清点仓库内的设备并装车发回北京。
“有没有可能先不动，情况有好转再回到现场？”她问道，毕竟租金不能退。
可从2020年开始，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有时整个拍摄组的设备会因为种种原因滞留长达几个月。如果此时其他地方可以开机，也会延误整个拍摄进度，造成巨大的损失。” 王玮瑛告诉凤凰深调，选择打道回府实属无奈之举。
看着一辆塞满设备的厢式货车离开，王玮瑛拍下照片发到工作群后，马上转回酒店处理下一件事。
王玮瑛遇到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2022年全国各大影视基地受疫情影响，均有不同时长的关停措施。国内最大的影视基地横店曾公布，2022年4月在场剧组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近50%，剧组无法开工的原因主要有二：主创人员因封控，团队无法顺利开工；出品方直接撤资，无钱可拍。
三、迫于生计转行，电影成为兼职工作
2022年6月初，王玮瑛失落离职。而在她之前，还有不少原本电影从业者，迫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生计问题，兼职或转行。比如，影视编剧。
杨恺在编剧行业工作了11年。行业内常有的一句话：“三年一小限，五年一大限。”意思是，一般小编剧入行至少要熬上五年，才能出头。
他很幸运，2015年就写出了一部院线电影剧本，跃身成为小有名气的知名编剧，虽然那时一部电影剧本的稿酬只有7万元，他还是很得意。
好景不长，第一部之后，接连几部戏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法上线：一部戏中，主演涉及犯罪，另一部戏是题材涉及到敏感问题。
2017年前后，杨恺所在的企划公司参与的几部电影，因为剧本审核不通过，立项失败，公司损失惨重，不得不缩减人员。他成了第一个被裁员的员工。他回到了贵州老家，成了父母眼中的“无业游民”。
后来，他只能兼职接一些剧本撰写工作，好歹还有一些存款，他不愿放弃靠写电影剧本谋生。2019年末，存款耗尽，他也赚不到够生活的钱了。
由于经常拿不到尾款，行业内的年轻编剧迫于生存压力，只得给人当“枪手”，非但得不到署名权，还拿不到应得的费用。
杨恺说，突然觉得一些信念感崩塌了。
他开始接各种各样的工作，写广告剧本、儿童剧本、MV剧本，运气好时一个月能有上万收入，但大部分时间每月收入维持在5000～6000元。
2022年，杨恺等来一个机会，以第二编剧的身份参与一个电影项目，计划年底开机。不幸的是，临到开始工作时，出品方却告知拍摄计划取消了。
他托人辗转问到，是投资方觉得“苦难”题材容易出问题。“几千万、上亿的资金下去，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杨恺苦笑，2022年，因为疫情等不可控因素，大部分他接到的电影项目都停留在“PPT”阶段，他自嘲甚至能够站在资方的角度看待拍摄计划取消这件事了。
事实上，电影拍摄的不确定性在五年前就已经初露端倪，许多拍摄技术人员不再把电影当作工作重心。
灯光师团队是电影拍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技术人员。
参与过新少林寺拍摄的灯光师李炜已经从业二十年。他还记得入行拜师时，喝的一碗拜师茶是什么滋味。那时，电影行业蒸蒸日上，像一架无人可挡的马车，人人都想上车入行，年轻人们扎堆拜师，灯光师被剧组敬一声“灯爷”，他一边仰望着师傅，一边干活。
几年时间，他从搬动器材、调整拍摄灯的助理，一路做到拥有设计能力的大助，八年前成为能带领团队、独当一面的灯光师。
2018年开始，原本与他约定好拍摄时间的项目，经常被通知“无限期延迟拍摄计划”，或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取消。
那一年，导演戚健的团队找到他，希望他负责一部戏的灯光设计。制片主任把他拉进统筹工作的群里，开始排期工作。当李炜空出自己的时间准备进组工作时，群里却发布了一条取消拍摄计划的通告。
“原因是不让拍，限制这个限制那个的。制片主任就告诉我们，下一个项目再汇合。”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往后越来越多，有些项目虽然不明说取消，但一通知延期就是整整一年，“我的其他时间也需要用来工作，每一个项目都需要事先把时间空出来准备好，突然延期和取消都会影响到我下一个工作，也会影响我的收入。”
此后五年内，他接到了超过十个临时延期、取消的项目。
2018年，李炜连续一年没有收入，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他只能回到老家。妻子看见他没有工作，成天催他出去干活。他每天只能装作上班的样子，不敢在家久留。
“我只好联系各种朋友，求他们帮忙介绍一些别的需要灯光师的活，比如小微电影，甚至是短视频。”有一天，他意识到，再也无法依靠电影为生了。
“世界好像正在改变。我以前觉得参与电影拍摄很酷，现在别人能叫你一声‘灯光老师’就不错了。但我不在乎了，好像为了生存也无所谓。周围依靠电影的技术人员，比如摄像、道具，也要么转行，要么开始做别的种类的拍摄了。”
他在剧组认识的一位道具，在2022年时回老家接受父亲的工作安排，做起了绿化设计相关工作。
2020年疫情初起，李炜开始踏足不熟悉的广告圈。在他看来，比起长周期、不确定性极强的电影项目，参与为期1～2天，最多1周的广告拍摄，更稳定。从那时起，参与电影项目成了他的“兼职”工作，与电影拍摄有关的工作一年不超过2个。
四、电影圈看起来还是欣欣向荣？
今年1月14日，山西晋中平遥电影展开幕。
两天前，影展官方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题目为“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定于1月14日开幕”的推文，以此宣布影展经历推迟之后，即将重新开幕。
“在第一轮感染正在步入后半段的时期，平遥影展的突然宣布回归难免让人觉得意想不到，但如此的举动也给‘大病初愈’的各位电影人、电影行业一丝未来的曙光，平遥影展的回归或许也代表着从2023年开始，自2020年以来受影响的各类社会文化活动，尤其是电影类活动都有回归、复苏的可能。”影展官方公众号如此评述，与以往不同的是，“作为以往每年热度最高的国内电影盛会之一，这一年的平遥影展就好像被公众所遗忘了一般。”
正式公布开幕日期前，王玮瑛的前同事提前一周发来邀约，让她一起去现场放松一下。王玮瑛有些心动，半年的时间里，她只进了一次影院，没看什么电影。来回拉扯没几句，她便决定到现场去。
当晚7点，影展的欢迎派对开场。她见到即将在春节档上映的电影《无名》的导演程耳，还在出入口看到了一身朴素装扮的王传君。王玮瑛拿着茶点站在一旁，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起来。贾樟柯最后这样总结：“怀抱热情，拥抱电影，这就是平遥。”
似乎电影圈看起来还是欣欣向荣？王玮瑛心里打了个问号。
影展期间，她每天在电影宫看五六部电影，直到凌晨才回到民宿休息。平遥很冷，晚上气温有时到零下7、8度，街上空无一人。走在路上，她想，毕业后的几年里，追求的“电影梦”是什么，她有些犹豫，还要重新回到电影行业吗？
她订了回湖南的车票，想先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年，她买了春节档的电影票，想和父母一起去看电影。
“一家三口人坐在电影院，我坚持让他们在座位上坐到片尾，给爸爸妈妈指出字幕里我的名字，在银幕里向上滚动过去。”这是王玮瑛一直以来的工作动力，今年春节档的任何一部影片都无法实现这样的场景。
“不知道，也许有一天还会实现？”王玮瑛的问题，最终还需要靠时间来回答。
文中李炜、王玮瑛均为化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深调 （ID：ifengdxw），作者：燕青、傅一波（实习生徐昭、郭楚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