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作者|过蝈8433

头图|视觉中国


01. “中国式中年”的共鸣


最近,青山资本出了一篇让很多人扎心的报告《35岁,中国式中年》。通篇报告读完,唏嘘不已。它全景化地展现了中年困境的诸多现象,但现象不代表真相,我同意一部分,但总觉得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35岁+中年”,也想谈谈自己的思考。


先说同意,或者说让我有共鸣的部分——


在中国,35岁的确是个带有分水岭意味的年龄。公务员录取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城市落户政策要求35岁以下;医院里辅助生殖科室写明,高龄试管婴儿门诊针对的是35岁以上人群;四川大学研究了30万个招聘广告,发现上海8成以上、成都7成以上的社会职位都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 


“35岁+的中国式中年”不仅就业难,政策惠顾少,连各大城市吸引人才也要求“35周岁以下”。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年龄歧视。我们社会目前的年龄歧视很严重。不仅在职场,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年龄歧视。前不久,我看到南京有一个针对全球青年小说作者的扶持计划,年龄要求是35岁以下。作为斜杠悬疑作者,我看了很郁闷。连写个小说也有年龄歧视?


要知道,日本社会派推理大师松本清张出道年纪是41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第一部作品写于37岁,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全职主妇。亨利·米勒开始写作的年龄是43岁,美国有个开启了硬汉派推理的小说大师——钱德勒,他的首部小说写于51岁,在此之前他几乎是个酗酒的混混(也做过公务员和企业高管)。


大部分的小说家都是大器晚成,韩寒、张爱玲这样的年少出名,反而是少数。因为文学创作需要大量的人生阅历,不到那个岁数,很多事情根本就理解不了。就这,很多创作扶持也都是针对大学生、“35岁以下青年”,中年人连个文学的避风港都不配有吗?这样的年龄限制,有必要存在吗?


如果用学者刘瑜的话说,年龄歧视算不算是一种“表亲的专制”?讲到“表亲的专制”,学者刘瑜是拿印度的种姓制度来作案例的。其实这种专制,任何国家社会都有,欧美国家也有。它是指压迫一个人,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规范和习俗,所谓“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


人到中年,容错率更低,牢笼也更多。“表亲的专制”还会将公民社会瓦解为“部落社会”,让我们的视野日渐狭窄,思维更加固化。人们求认同大于求真理,彼此认同才抱团取暖,不认同则互不往来甚至恶语攻击,加深了彼此的沟壑。


突破牢笼,不仅需要我们个人修为,更需要社会集体观念的跃升。


02. “中国式中年”真有这样的标签吗?


但这篇报告还有些地方让我质疑。


首先,报告所定义的“中国式中年”——这个标签是否准确、合适?


为什么要定义“中国式中年”呢?所谓“中国式”是一个相对概念,是针对“美国”、全球而言的。


报告里对比了中美两国就业市场上的年龄收入曲线呈现倒U形分布,倒U形顶部的年龄称为“黄金年龄”。美国和中国,在2000年以前,“黄金年龄”稳定在50~55岁左右。2000年以后美国继续不变,但中国的黄金年龄不断下降,到2005年以后降至35岁。


也就是说,在国内大部分人劳动收入的巅峰就是在35岁,35岁以后不升反降。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以及国内退休规定,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35~60岁的群体,因此称之为“中国式中年人”,目前大概有5.3亿人,占到总人口的38%,男性和女性差不多一半对一半。


我的疑问在于——毕竟中年人口有5亿人,这5亿人是不是就能被“中国式中年”这几个字简单概括呢?


不说中国有多大,大城市中年和小县城中年就不一样;在年龄上,35岁和45岁不一样,45岁和55岁也不一样,无论体力心态都不在一个层面;在行业分布上,传统制造业和新型产业上的中年人也不一样。


所以,报告里强调的“中国式中年”的标签应该被继续窄化,报告里提及的“中年危机”更多指向互联网新经济下的一些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这四大类行业。这“四大行”薪资最高、年轻化的程度最高。


这“四大行”多分布在北上广深和重点省会等一二线城市,所以所谓的“中国式中年”应该被聚焦为“中国一二线大城市新经济产业下的中年人”。他们代表了一部分“中国式中年”,但并不是全部,从全国统计上看,甚至不是大多数。


他们的具体面貌大概是:工作生活在一线、新一线城市,多从事TMT(Telecommunications,Media,Technology)新经济行业、重点本科以上学历、35岁+,职业面临瓶颈甚至有失业风险,之前的高收入让他们有高消费的习惯,同时也面临高贷款的压力……他们的关键词是:大城市、TMT、“三高”。


这样的人群,放在“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中国占比多还是少?如果不是大多数,能不能代表“中国式中年”?当然这不是重点,不论是否占多数,标签是否准确,关注这样的群体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代表了某种趋势。尤其是在一二线大城市中正在发生的趋势——即从工业社会向知识型、新经济主导的社会快速转型。转型释放的巨大能量,裹挟着我们这些中年人,步履蹒跚、艰难向前。



03. 中年危机是个什么问题?


我第二个质疑的问题是,中年危机本身。


报告中提及的中年危机,说全球范围似乎“45岁才面临的中年危机”,我们被提前了十年,真是未老先衰。


中年危机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近些年媒体、影视也一直有所讨论。表面上看,这是个人甚至隐私问题:职场上,行业迭代快速、企业很容易找到“高性价比”的“平替”,中年人体力精力跟不上,工作中如芒在背,上去很难、下去很快;生活上,上有老下有小,面临各种经济压力。


这里一方面固然是个人身份的转型,但还有更宏大的时代底色——近4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每年近1%的城市化率。中年危机是一个跟城市化有关的问题。


为何这么说?如果我们是农民,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都得在田里干活,无所谓“中年危机”。因为每年都有危机、年年都要面临不同的气候、自然灾害,靠天吃饭。


如果我们生活在草原上,游牧狩猎,也无所谓“中年危机”,因为每天都有危机,要担心气候变幻、狼群袭击,时刻要迁徙。报告数据也表明,农林牧渔等养殖行业,最不受年龄的制约。


正因为定居在城市里,尤其在大城市定居生活。我们才感到“中年危机”,城市是专业分工的地方,专业就容易更新迭代、容易找到“平替”。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行业乐高的“颗粒”,颗粒与颗粒之间差别不大,容易彼此取代。


越是讲专业的岗位工种,替代性越强,因为专业迭代的速度永远快于个人能力进步的速度。并且你如果只埋头站在自己的专业维度,也很难看见自己的进步空间。我之前写过不少文章,鼓励大家发展斜杠,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发生在“35岁”,比全球中年水平提前十年?纵观“35岁现象”多发生在一二线大城市,大城市TMT行业密集、劳动力供应充沛、行业迭代也更快速。


在欧美,一百万人口就是一个特大城市了,在中国有九十多个县人口超百万啊!人口多、速度快、迭代快,所以顶点提前。


但我觉得也不用过分焦虑,大城市虽然“35岁现象”多一些,但“35岁+”的机遇也不少,很多人四五十岁转型成功,迎来事业第二春。毕竟大城市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存在各种利基市场,任何一个细分市场你只要切入进去,好好干,扎实做,总能生存发展。


年龄是社会选拔机制的一个参考因子,而不应该是淘汰机制的分界线。并且,年龄的权重要远远小于个人的能力、资源和成绩。


我甚至认为“35岁危机”是一个极具迷惑性的假命题。它很容易让人把所有问题都归因为年龄,造成思考的懒惰。


其实,35岁失业不可怕,35岁时,我们父母还年轻,有养老金;配偶也能工作、孩子还小很可能也是父母帮带,养育的负担不算太重,甚至有些老人在贴补子女。35岁,我们多加准备还是可以找到新赛道,甚至自立门户。


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贷款和杠杆。贷款不让人停歇,让人们不敢试错。所以中年人的当务之急,只能是“降杠杆、还贷款。”


年轻人试错还有父母兜底,中年人只能自己是自己的底,甚至还是别人的底。



04. 负增长是否还有新机遇?


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首现负增长,减少85万人。人口数量由增转减与人口结构老龄化并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我们迈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增速放缓,效率也会逐渐变低,未来可能会和日本很像,也将进入“低欲望时代”。


“低欲望社会”将导致消费不振、经济低迷。但我们国家人口总量大,再“低欲望”,消费总量还是庞大的。况且,日本哪怕在“低欲望时代”也产生了很多全球性的品牌,“优衣库”“无印良品”就是在这个时代崛起的,日本的动漫也风靡全球。只是“低欲望时代”,大家对消费内容会转变,物质消费可能会逐渐走低,服务、体验型的消费日渐崛起。


报告也给中年人指出了新出路——是老龄化社会下的新型服务业。但我认为服务不是一条出路的方向,而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转型,是以后经济发展的底层思路,就跟互联网一样,无处不在。以后的社会,甚至不用多少年,一切行业都追求服务。


所以也不会存在一个大门类叫“服务业”。


现在也是这个趋势——互联网带来的反向定制模式,它算是制造还是服务?高科技平台企业,更是融合多项服务。比如,24小时不间断的运营服务、大数据算法的推送服务、会员用户的收费订阅服务等等。


服务是一种意识、一项思维,它跟互联网一样无处不在,这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所有人职业转变的路径。这种趋势近些年非常明显,为什么现代女性拥有更高的职场地位,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女性更有服务思维,更适合现代经济和职场。


所以说,当我们抱着从别的行业出来,转型“投身”去一个“服务行业”,这样的思路才有问题。服务是底层思维,不仅仅是一项具体技能。


05. 要支持而不是要焦虑


对我们个人而言,“35岁危机”是在于人生目标的阶段性转换甚至缺失。在此之前大家路径是差不多的,到了35岁,由于环境快速变化,个人际遇急剧转变,可能会导致一些阶段性的“失重”。


35岁的分水岭是在于,有些人能快速寻找整合新目标;有些人却可能要徘徊迟疑更久、花费更多的时间找到。


“35岁危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被媒体、社会的过度聚焦、放大。这容易导致一种“光晕效应”——把年龄作为一个重点要素向周围弥漫、扩散,从而掩盖了人们更重要的品质,加速了内卷,甚至促进了年龄歧视。


更大龄的失业者,困难更大于“35岁+”“40岁+”的失业者,父母高龄,往往是两个独生子女要抚养四个老人,压力巨大。


针对中年人的各种难题,需要自上而下的关注,要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比如贷款降息优惠;社区有公益性的陪护、家政服务帮助缓解扶养难题;加大有关抚养的个税专项抵扣。松松我们的担子,让人们能再出发!


比起年轻,我更喜欢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担子重,但也是温暖的盔甲、港湾和充电站。


时间是一场复利,它带给我们很多宽厚的体验,是如此无与伦比,曾经看荒唐无比错误百出,回头看皆是财富——


比起年轻时的激情,我们更懂爱和责任,更会关心他人;


比起年轻时的机敏,我们更有智慧,不被表面的标签所迷惑;


比起年轻时的勇敢,我们更有持久的专注、守护的耐心。


比起年轻时的一无所有,我们在物质精神上更多积累、更加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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