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得与失


算下来,笔者在上海已生活了16年,从上海动物园到金桥,从上南到彭浦,从西藏南路到后来一直生活的普陀区,住遍了城市的东西南北中。譬如刚来时上海只有5条地铁,现在已有20多条,十多年间,城市变化实在日新月异,但又总觉得有些若有所失。


这个“所失”是什么?一直说不太上来,直到今年去了几次成都,对比下来才恍然。


成都南三环边的金石路是一片新兴商务区,各种商业配套还略显不足,工作日午餐是个问题,面对几千上万人集中的吃饭问题,一两条餐饮街区根本无法满足。地方是怎样解决的呢?


笔者看到,金石路两侧的人行道靠里,开设了许多较简易的夫妻排档,凉皮肉夹馍、担担面牛肉米线、猪脚饭锅盔等等……各种地方餐饮应有尽有。中午时分,白领们从各栋办公楼出来,在这些露天小餐桌上大快朵颐,既实惠又高效。此外,还有不少卖水果、鲜花、小吃乃至快餐之类的三轮车,也不见城管驱赶。


按说这种简易的路边餐饮、流动“地摊”、乃至占道经营会导致管理困难、环境脏乱差,但现场并没有这种感受,高效、自发的市场运行,浓浓的“地气”、烟火气之中,食客用脚投票,商家各凭本事、各自管好自己地盘,一切井然有序。路边摊也并没有影响到餐饮街区的生意。


我还去了成都的许多地方,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景区周边,还见到不少这样的“地摊经济”。我都没有看到脏乱差,看到的反而是活力、效率与有序。我在朋友圈写到,“(成都)城市开明,百姓勤劳,白领不装”,让人看到疫情冲击下城市活力的快速恢复。


我回忆起来,上海也曾是这样。从凝聚了上海人民美好记忆的“最火平民美食街”吴江路,到上南区域的昌里路夜市,从著名的彭浦夜市到普陀区西宫(沪西工人文化宫)夜市,都曾散发着这样平民化的烟火气。


十多年来,正是在城市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摊经济”几乎都消失或“蜕变”了:政府制定了全面禁止路边摊的政策,西宫拆掉重建(中),彭浦夜市、昌里路夜市取消,只有吴江路,摇身一变国际化餐饮商业街区,如果不是区位显赫,跟遍布中国大小城市的“国际风情街区”没什么两样…… 


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缺失了什么?答案在人们的心中。


二、解绑


地摊经济由于不直接产生税收,对政府管理却只带来压力,因而长期受到打压。但它既可以满足市民需求,又可以创造就业,活跃民间经济,确是一项民生。可喜的是,这个状况近年来逐渐在改变。


2015年10月,广东省颁发《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开始试水“地摊合法化”。


2020年3月15日,成都市出台《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等,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


5月,全国两会召开,人大代表杨宝玲建议,在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因地制宜释放“地摊经济”活力,获得广泛认同。27日,中央文明办明确,在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再将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


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随后,上海、杭州、河北廊坊等城市相继放宽政策,允许有条件的餐厅外摆,支持“地摊经济”。紧接着,成都、长沙、河南许昌等许多城市更提出鼓励“地摊经济”,允许在不影响疫情防控、不妨碍居民生活、不扰乱市容环境秩序下的摆摊经营。其一般做法是政府划定时间、路段或区域,摊贩自己申请,通过后按照要求经营。


6月,上海市政府还宣布,将在6月6日~6月30日举办首届“上海夜生活节”……


一时间,“地摊经济”成为热门词汇,五菱宏光等车企推出“地摊创业车”抢尽风头。车企外,许多小商品、百货商场(场地租赁)、食品企业也加入进来,催生了热炒一时的“地摊概念股”。不料,随后的两年多疫情反复,许多地方明里暗里一再收紧地摊政策,地摊再次回到地下。


三、调研


所幸,地摊经济的重要性依然被重视。2022年9月22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规定在不占用道路、桥梁等公共场所的同时,区政府、乡镇政府可以划定一定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这种释放民间需求与活力的行为,一时间广受社会各界的赞誉和关注。


这项新条例从2022年12月1日起实施,目前已进入12月中下旬,那么,上海的地摊经济恢复了吗?近日,笔者走访了几个传统地摊/夜市区域,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除了西宫正在重建,在长宁区中山公园、普陀区华师大后门等以前地摊经济的活跃区域,笔者并未看到任何地摊点位。询问附近门卫、商户,也表示没有人摆摊,“一直不允许”。


从上午10:00到20:30左右,在走访这些区域的过程中,几十条道路,笔者只在晚上看见三个路边摊,一在某地铁站附近路口,一个推着三轮车卖烤肠的老奶奶和一个卖烤红薯的大叔,还有一个在某商场门口,一个骑电瓶车卖花的大叔。许是下班左右,物美价廉,生意都还不错。


我对着卖花的大叔拍照,他警惕地走过来问拍照做什么?我解释之后,他才舒一口气,说担心被人举报,城管找麻烦。我又问他知不知道12月1号的“地摊新政”?他说当然知道,但并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搞、怎么搞,依然只能“打游击”。


笔者又致电相关街道办、城管部门,一些部门表示听说过该项政策,但还没有文件下发,还有一些部门直接表示没听说过相关政策,结论都是“不允许”。再上网检索“上海地摊经济”,搜索到的主要还是城管部门“规范执法”、劝阻市民摆地摊的消息。


当然,上海的“地摊经济”一直有其商业化载体,那就是各商场、街区组织的“夜市”“集市”。从商家“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划出区域、明确招商对象,到委托招商,再到各种“市集招募群”,以及一批固定的摊主,已形成一个固定的“夜/集市商业链”。分析下来,这更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


  • 第一,这是商业租赁行为。地段较好的商场,一个摊位租金一般在200-300元/天,还需缴纳押金。折算下来,每平米日租金几百元,显然很贵;


  • 第二,使用的是商场自有空间,由商场组织、闭环管理,而非公共区域,与政府无关;


  • 第三,严格要求招商对象,比如食品、文创、手工艺品等,摊主往往是年轻人,能做出个性、特色,当然,物美价不廉,跟“烟火气”也关系不大,总体还是商场经营的室外延伸。


这些散发着商业属性、精致主义的“夜/集市经济”,有其特色和价值,值得肯定与鼓励,但显然有相当的门槛,与人们理解、政府强调的“地摊经济”不是一回事。比如,上述卖烤肠、烤红薯、卖花的老奶奶和大叔,以及政策鼓励的“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的农民,就算愿意付租金,也进入不了。


所以目前城市的地摊经济,依然只存在于条例。


四、民生&商业


如果将上述商业型“夜/集市经济”与“地摊经济”区分,可以用商业&民生的标准。商业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做,譬如上述“夜/集市经济”,今天我们要强调的“地摊经济”,应该更偏向于民生。


事实上,地摊、路边摊是商业的起源。


人类早期,人们汇聚到交通或水源便利的地方进行路边摊交易,久而久之成市,继而成城市。今天,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依然保留着赶集的传统。这些集市所在的地方,并不就代表着脏乱差,反而因为乡土商业中心的地位,成为人们重要的聚居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治理制度,今天的集市,大多就是原来的公社所在地。尽管当时实施计划经济,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没能阻止路边摊经济、集市的商业中心地位。


改革开放后,数千万下乡知青集中返回城镇,引发巨大就业压力,大量无业青年在街头、电影院、百货店门口摆摊,卖“大碗茶”,小吃,日用品等,地摊经济再度崛起。1979年,国家顺势正式承认个体工商经济,不少地摊主转型个体工商户,中国民营经济宣告起步。


地摊、路边摊,是最基础的民间商业行为,和真实的民生行为,它们解决着老百姓的基础商业需求,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促进着市场的繁荣。以环境管理为名一刀切禁止,并不合理。


其中深层原因,还在于一些管理者的商业逻辑。地摊、路边摊一般只交较少的摊位费(甚至不交),也不产生税收,对地方管理者来说并不产生商业价值;反之,还得安排人管理、环境整治、打扫卫生,属于纯支出项,加上的确存在一些居民投诉,处理起来又大费人力,因而缺乏动力去支持,不如一禁了之。


2020年两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面对中外记者采访时指出:“人民群众中有无穷创造力。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就一个‘大碗茶’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前两周我看到报道,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这种原始的民间草根经济,岂是一场野火可以尽,只需几缕春风,又将散发勃勃生机。


过去一些地方的发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重商业而轻民生,地方政府公司化,管理者CEO化,片面强调GDP、财税、产出、绩效、管理、“倒逼”,结果城市看上去是繁荣、有序、整洁了,但繁荣日益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事实上,民生与商业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加快“放(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多一点民生思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城市才会有真正、可持续的繁荣。


五、我们需要怎样的城市文明


我的老家在中部某省农村,每次回乡,都有村民开玩笑地打招呼“从上海滩回来了啊”。在他们眼中,上海充满活力、机遇,是奋斗者的乐园、梦想家的天堂……尽管他们当中有95%的人从来没来过上海,对这座城市的想象主要来源于影视剧,但光一句“上海滩”的称谓,一句“浪奔浪流”,就足以刺激起他们的肾上腺素。


我爸来过上海几次,未能免俗,我带他去看南京路、外滩、陆家嘴、淮海路、田子坊、各种商场、艺术街区,他看着那些高楼大厦、高端商场、闪烁霓虹,除了觉得高端、精致、“贵”,以及满眼的隔阂感,就没有太多其他感觉了。我能理解他心中的那些感受,只好带他去了趟车墩影视基地,然后他在那复制的街区中感受了一通老百姓心中的“上海滩”,倒是很开心。


当然,管理者和普通人对价值的理解往往是有差异的。十二年前,这座城市伴随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瞄准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越来越符合国际化、精英化、商业化的审美,但又多少丧失着“地气”、烟火气、草根精神、拼搏的梦想。人们拼命干的意义在哪里?一种文化与价值的精英化的虚无主义也日益弥漫。


在日益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不能光顾着“讨好”他人,而忘了“讨好”自己。事实上,纵观全球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都注重在商业化大潮中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其深层魅力,往往不在高楼大厦、繁华夜景,而在繁华背后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


一座城市如果只有繁华、高端、秩序、整洁,没有传统,没有地气,没有生活,只有精英化这一张面孔,没有平民化、多元化的包容与和谐,那将是多么的苍白和无趣。地摊经济,或许还是破解这种苍白和无趣的“鲶鱼效应”。


更高级的城市文明,不是管理、要求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一点点累积、熏陶出来的。把民生的还给民生,把传统的还给传统,把生活的还给生活,多一点民生思维,多一点文化意识,多一点同情与共情、多元化和包容,多一点草根精神、平民精神,我们的城市才能在发展中变得更美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