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大家都知道，新冠的高风险人群是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而在各类基础病中，波及3亿多人的心脑血管疾病最普遍，也最为凶险，因为心脏和大脑两个器官一旦失能，人的生命瞬间就岌岌可危。
在所有心血管疾病中，最常见的病症就是高血压。
前几天，四川建院32岁博士王腾因感染新冠病毒独自隔离却不幸去世，死因是高热引发的昏厥。
有医生分析认为，新冠引发的高烧中，人的血压抬升，脑血管就会承受过高的压力，从而引发昏厥。如果平时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就有更大的概率发病导致死亡。
甚至此前还有新冠转阴后，突发脑溢血的案例。比如前两年因新冠感染“面容变黑”的医生胡卫锋，经过治疗后，已经转阴，却在后续的治疗中突发脑溢血，最终死亡。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高血压的认知不足，甚至是带有致命性错误。
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高血压一度被认为是长期“大鱼大肉”所导致，并且在50岁之后发病率才会逐年提升，因此视为“老年病”、“富贵病”。
不过，由于当时高血压患者整体规模不太大，大概只有9000万，在疾病死因排名中还排不到前五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甚至，很多老人们说起自己得了“高血压”，是在侧面证明自己吃得“有营养”，“享福”了。
但是，近年来，高血压越来越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2018年，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CCDRFS）研究显示，我国18-39岁的青年群体患病率已经超过20%。
高血压已经从过去的“老年病”、“富贵病”，变成了“穷病”。
如今，规模已经达到2.45亿的高血压患者，在当下的“阳”潮中，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人群。
更可怕的是，目前国内民众的高血压知晓率只有52%左右。也就是说，有一半已经患上高血压的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是不知道的。
理论上说，医疗条件越差、收入越低的人群，知晓率越低，风险就越大。
因此，在当下阶段，提高大家的重视度、自查意识，可以说是刻不容缓。
上月中旬，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等机构就发布了一份新制定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下称《指南》），就引起了各方高度重视。
这份《指南》将我国成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从原来的≥140/90mmHg，下调至≥130/80mmHg，可以大大提升全民健康危机意识。而在许多病症的临床诊治中，医生都会主张尽早干预，不要让小毛病拖成难以治疗的慢性病乃至绝症。
按理说，提高大家的重视度是应该的。但是，根据这个《指南》，我国将一夜之间新增高血压人群2.43亿人，相当于在原有的2.45亿人基础上翻了一倍，达到惊人的4.88亿人。
这种行为，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龙王又换着花样卖伞了”……
没几天，国家卫健委就发布公告，表示并不认可这份《指南》。
卫健委公告称，“国家未对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进行调整”，并再次强调，“成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非同日3次血压超过140/90mmHg”。
在卫健委的公告发出后，这份《指南》在全网各个发布平台迅速下架。
那么，高血压改标准，是为了提升大家的健康意识，还是为了龙王的私利？
卫健委不认可新标准，又是否是一些人猜测的“要节约医保支出”？
先说高血压的“富贵”和“贫穷”问题。
过去，大家认为高血压和大鱼大肉的关系很大，这种印象其实也没有错。
一年到头吃不了几顿肉、还得下地、进厂干重活的普通人，每天粗茶淡饭，导致高血压的概率并不高。能患上高血压的，很多都是每天推杯换盏、山珍海味吃到吐的“老板”们。
此前，大家对高血压的“羡慕”多于害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在90年代，全国的高血压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但“第一杀手”这个称号，还没轮到它。
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的一项对国人死亡的调查研究显示，90年代，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新生儿疾病等疾病造成的死亡排名靠前，均位列前五。
这些疾病对应的，是过重的体力劳动，生活与工作环境差、医疗卫生条件差，主要都是“穷病”。
不过，三十年来，随着基层生活环境和医疗水平提升，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新生儿疾病的死亡率都大幅下降了超过50%。
但，心脑血管疾病已逐渐成为超过癌症、交通事故等各类原因，导致国人死亡的第一大“杀手”。在心血管疾病引发的平均寿命减少中，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造成的减寿，是肺癌和肝癌的2到3倍。
目前，中国的年死亡人口已经达到1000万人以上，其中有约26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相当于每四个人死亡，其中就有一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而且，心脑血管疾病的杀伤力也越来越强，在因病致死各类死因中占比以每年0.5%左右的速度爬升。
2.45亿高血压患者，就这样在慢性摧残中，一步步走向高风险。
当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7.93岁，而人均健康寿命仅68.7岁。这意味着，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就有9年多时间处于“带病生存”的状态。
这其中，超过一半人都要忍受高血压带来的长期服药等问题，如果已经发展成心脑血管疾病，还要面对生活不能自理、痴呆、脑中风、瘫痪等问题。
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来说，风险程度更高。
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近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国人比五千年历史中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享受到肉蛋奶。尤其是近几年，许多人感慨过年时的山珍海味甚至都吃腻了。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分析，国人的脂肪等营养摄入已经过度：
一方面脂肪供能比的不断上升，农村脂肪供能比已经首次突破了30%上限；另一方面，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也在逐年递减，漫长的农耕历史形成的重油重盐的餐饮习惯却被保留下来。
根据WHO推荐，健康人群每天的食盐摄入量6克左右已经足够。但中国营养学会调研，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是15克左右，比标准量翻了一倍还多。
高脂肪供给、高盐分饮食都使得高血压越来越成为普遍问题。
至于城市中打拼的年轻人，会成为高风险人群，除了前面提到的饮食习惯，更重要的是工作压力。
虽然年轻人都知道认识到谷物、海产品、蔬菜等合理膳食的重要性，也知道要适当运动。
但年轻人哪有时间自己做饭，更缺少时间与精力运动、调理健康，而是越来越深陷熬夜、缺乏运动、工作压力、重油重盐的同质化外卖之中，这些因素导致中青年群体患上高血压的概率逐年攀升。
下调高血压标准，似乎能让更多人重视起这个健康问题，消除患病风险，也不至于等新冠来了陷入基础病的风险中，是维护国人健康的一大好事。
但是，重视健康问题，一定要通过下调标准来实现吗？
或者说，下调了高血压标准，就能让大家重视健康问题吗？
话虽难听，道理却是通的。对于得了“穷病”的“穷人”，不论你怎么改标准，“穷人”都是无感的，不论标准是啥，自己只会在“实在不行”的时候才去医院诊治。
不过，修改标准，对一些人来说，的确是可以直接获益的。
早在2005年，《英国医学杂志》编辑、医药学记者雷·莫伊尼汉就出版了一本作品《出卖疾病：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如何将我们所有人都变成病人》。
其中就揭露了在欧美等成熟的医药市场中，药企通过资助医学研究机构，修改医学指南中的高血压标准，来降低诊断阈值，使许多人“成为高血压病人”，终身服用降压药，为药企创造了巨大利润。
2011年，综合性学术期刊《PloS One》的一篇研究发现，在各种指南制定委员会成员中，有6%～80%接受了药企咨询费，4%～78%接受了药企的研究资助，2%～17%持有药企股份，与药企有其他形式的相关利益的则占到了56%～87%。
除了这些直接的资助，指南制定者在发布后成为药企高管的现象也不鲜见。
“修改健康标准也能成为一门生意”，这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却是医疗领域近乎公开的秘密。
《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下调高血压标准，也遭到了类似的质疑。
毕竟，仅在2021年，我国各类医疗指南就达到了1300份以上，今年更是接近2000份，同一个领域，有好几份指南都属于正常现象。而并无法律规定这些标准要说清楚，资助方有谁，都出了多少钱。
所以，卫健委的公告中也表示，国家并不承认这些标准的权威性，“国家对于高血压等疾病诊断标准的制发有规范程序要求，由专业机构、行业学协会、个人等自行发布的指南、共识等，为专家的研究成果，不作为国家疾病诊断标准。”
虽然，参与编写这份《指南》的一部分专家，对媒体明确否认，称“没有拿药企一分钱”。
但是，这份《指南》中高血压标准的下调，对相关医药企业仍然形成了一次“重大利好”。
华创证券研报显示，在我国，高血压用药已经形成了一个每年千亿级的市场：2021年中国高血压用药市场规模达到1035亿元，同比增长8%，预计2022年将达到1110亿元。
而且，按照新发布的这份《指南》中的标准计算，在中国35岁及以上成人中，按“新标准”新增的高血压人群中，有22.7%需要进行降压药物治疗，算下来就是新增总数为3990万人，要长期服用降压药。
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能为这片市场带来的新增收益，资本市场十分看好：在《指南》发布后的11月14日，连做血压计的公司都迎来了一波大涨。
当天A股家用医疗器械板块大幅拉升，乐心医疗收涨8.48%、可孚医疗收涨14%，近几天被指责趁着新冠血氧仪价格暴涨的鱼跃医疗，则直接涨停。
再者说，高血压标准下调之后，对很多潜在患者不一定意味着是好事。
在《指南》发布后，许多备战公务员考试的人在网上表达了担忧：一旦下调标准，许多备战公务员考试的人，有可能在体检中被定义为“高血压患者”，而挡在门外，使得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备考成为一场空。
这种门槛，绝不仅仅存在于国考这一个领域。
因为当下根本“顾不上”的健康风险，而失去了“很在乎”的生存机会，你会怎么选？
而且，对下调标准到底能不能控制高血压，许多高血压病专家也提出了质疑。
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所长王继光表示，“对血压130-139/80-89mmHg的非高危者进行药物治疗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危害。”
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张新华也表示，对中国人群降压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表明，没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肾病的人，即便处于临界值，也不会从降压药物治疗中获益。
从国际上医学界看，只有美国心脏协会与美国心脏病学会在2017年联合发布的高血压防控指南将标准下调到了130/80mmHg。这次下调在美国的医学界反对声音不断，美国家庭医生协会直接表示不承认这个标准。
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1年版《成人高血压药物治疗指南》、2020年版《国际高血压协会国际高血压实践指南》，均维持了原有的140/90mmHg标准。
德国、英国、日本等其后修订的标准中，也均未跟进美国的标准。
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心脏病学会和高血压学会联合发表的《2022年台湾高血压指南》，对美国心脏协会的这次下调进行了跟进。
这些都说明，国际医疗医学界对130/80mmHg这个美国国内都充满争议的“新标准”并不认可。
站在商业角度，新标准的确可以牟利。站在健康角度，“患者”并不会获益。
尾声
美国曾有一份医学研究显示，美国的精神疾病问题十分严重，有超过30%的人患有抑郁等各类精神问题。
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精神病学专家威廉·纳罗教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美国所患精神病的患者远不如调查说的有30%那么多，真正有精神病的，其实连5%不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纳罗教授分析，写这些报告和调查所需要的资金，都是医药公司提供的赞助，报告的撰写者也要拿医药公司的薪水，自然有动力降低精神疾病的标准，把更多人纳入进来。
在许多描述未来的反乌托邦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会有这样的情节：
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未来保障人类的种族延续，孩童一出生就要接受各类医学检查，不健康的婴儿将被直接抛弃，到了资源进一步匮乏的阶段，连不够聪明的婴儿也会被视为不健康。
而在资本主导的社会里，医疗机构、研究单位、甚至是像美国国家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之类的政府部门，在举办医疗学术会议、进行医学研究中，大到借助药企的投资，小到药代给医生买咖啡，每一笔投入，都意味着对“健康”的定义在一点点被挪动。
挪动的方向，自然不是节约资源或是守护健康，而是符合资本的原初动力：无限制地扩张。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普通大众来说，守护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责任，但如何定义健康，谁定义健康，也是必须紧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