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水姐，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一
世界变化得如此快。人们开始从焦虑菜和自由变成了焦虑药和增长。我们的心真是忙碌啊，愿大家都健康平安。
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里，其实一直有一个找到自己、安顿自己的分支。老子庄子、嵇康阮籍、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东坡、王阳明等等，其实是一个序列的。这是一个真正安顿身心的天团。
古代的人其实没有多少“自己”这个成分的，儒家更是把人紧紧地绑在一起，要生硬地画出自己的边界，有时候意味着自私和背叛。而有时候哲人，总是能高维度地运用思维和语言，让人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新鲜的、好玩的、高级的追求，是个稀缺的存在方式。不过，那意味着要断舍离很多东西和关系。
我小时候读庄子，并不背，只是觉得，那种逍遥悠然的境界，那虚幻世界里也有源源不断的人在营造，那里面一定是温柔的吧。无论现实有多残酷，温柔在那里源源不断地可持续发生着，升腾着的是别致的新希望。
能很好地退避，还能不受俗世的迫害和打扰，那需要多大的力量、又需要多大的包容和温柔？
幸好，国人可以不使用巨量的内心成本，就能相对低耗能地就进入那个世界，这大概是我们文明的福利吧。
遇到事情，先坦然面对吧，有药寻药，有病治病，心可以慢一点焦虑，可以先对自己、对别人温柔慈悲。“予人慈，拔人悲，喜人喜，平等舍”。那个天团里，最温柔的人，该是王维，所以先写王维吧。
王维的长相是温柔的，帅而白净，忧郁和明媚综合得恰如其分。他出身贵族，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底子都很好，能让人感觉到一直静、一直美，一直静美，而少有愤恨埋怨暴烈委屈的，就是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存在。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
“俯仰天地间，能为几时客。”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
这个柔啊。仿佛人世间的悲喜，都是自然的，用不着花很大的力气去拨弄它们本来的样子，就像一掬水，拿起又在阳光中放下；像一些烧透的灰烬里还有玄妙而传奇的力量在流转，在保护人们一样。
二
为什么可以一直温柔？温柔到现实中的悲伤和被迫妥协都不能损坏他。我们来看看他的人生。
王维最早的诗作《过秦皇墓》，大概写于14周岁左右，这个少年面对着长满野草的大墓，感喟深重。但是，他并没有批判秦始皇的暴虐，他是在感慨世事变幻大。
中国人不仅政治早熟，其实人生也早熟。总有那么多的道理，可以从前辈前浪那里，用一些非常方便的、灌输式的、加压加能的方式接收到。人们习以为常地把大道理和规矩继承下来，仿佛生来就懂很多。
但是为什么人生必须这样重复着发生，好似不同，又好似相同，在长长的历史变迁中，过往又真实存在不可磨灭，但一切又变得那么快。
我小时候最多的疑问大概是，为什么有些东西有些观念会如此自然而深重地刻在成年人身上，一些高度扭曲的或高难度的事儿能那么轻易容易地做出来。但同时，我们有那么漫长的不间断的历史，一定有很多精神力量、精神碎片如漫天繁星般存在于我们的生命星空里。
他为什么小小年纪就有那么大的愁，化都化不开，且不是那种基于生活政治等等的愁，而是世事变迁感的愁。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天生来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维和新的感觉的。忧虑是有意义的。
16周岁，他写了那首三岁儿童都会背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写出独在京城的孤寂，“每逢佳节倍思亲”，诗情流淌，悲情共载。
17周岁作《哭祖六自虚》，面对友人的仙逝，他用“未省音容间，哪堪生死迁”，对人生表示哀叹。第一次来人间，感受各种悲喜，总觉得什么都可以经历，但盛衰规律又掌握得那么彻底。于是，水里来火里去的人生，平静地、温柔地去面对，就胜利了一半。
他开始找长久的、温柔平静的力量了。18岁前他开始有求仙的经历，“南山惧隐逸，东洛类神仙”，追求那个高蹈绝尘、自由自在的境界。
18周岁他写了《桃源行》，那是一首乐府诗，取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是人间乐土，渐渐有了人间仙境般的待遇。
他喜欢桃源，但不一定喜欢陶渊明，因为陶渊明虽然不用求官了，但他生存不下去，也是要求人帮助的，人不是求这个，就是求那个，不是要遇到这个挑战，就是要遇到那个困难。所以，必须把自己的各方面实力变强了，人只能自足、自生、自成、自洽。
王维认为陶渊明没有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就不是自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也觉得陶渊明的诗作一般，属于中品。是苏东坡拔高了陶渊明，因为苏东坡内心里喜欢那种不顾一切的纯粹。
完全不管物质基础，并不是好的人生范本，王维选择物质基础和人文意义共有，所以他要留在士人体系中，好像也总是不得不留在士人体系中。人生的局限性，大概都是如此吧。
20岁，他就中了进士，任太乐丞，负责音乐、舞蹈等教习，是个艺术类官职。但因为手下的伶人私自作黄狮子舞（只有皇帝能欣赏），而被牵累，被贬官到济州（今山东西南部）五年。
你看，年轻人总是要碰壁的。而且考验总是没有征兆地就来了，避都避不了。掉以轻心，是年轻人的毒药。适量的焦虑让我们有心理建设，是好的。
这个错误买单五年之后，27岁，他的半官半隐计划就实施了起来。28岁，他开始系统学习禅宗，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那里学顿教（禅宗六祖慧能创立的南宗法门）。
30岁，他的妻子去世了，他没有续娶，他也没有孩子；在这样的孑然一身中，他还是显得那样静美。有几个人能做到呢？苏东坡也做不到。
43岁，他开始经营蓝田辋川别业，隐居的他变得更加温柔，更加细腻，更加从容了。从28岁算起，他也算学佛15年了，学道家的时间则更长。在那里，他用了很多很多年，从理论到实践，都诗文到生活方式，都在融合道家和佛家。
他的晚年也非常波折。55岁经历了安史之乱，他被俘了，虽然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还是因为诗名太大，被安禄山派人接他到洛阳，拘于菩提寺，硬委之以“给事中”这个伪职。后来，事态也很快转变，唐明皇恢复了局势。
被俘时，他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又因其弟刑部侍郎王缙平叛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他才能换回一命。现实的人生有了污点。人无完人，当他追求光明的时候，也充满阴影和懦弱。但一个内心充满温柔和平静的人，足以修复好自己。
59岁，他任尚书右丞，升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的官阶。你看，现状其实也可以颠覆式改变的。一切皆有可能，几年之间，什么都可以完全两样。这是我们面对无常的自信所在。没有什么是改变不了的，即便是板上钉钉的结论。而且，现在看来，通过一个契机，转向会来得特别快。
本哈明·拉巴图特《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里说：“我们攀升，我们坠落。我们通过坠落而攀升。失败塑造了我们，我们的唯一的智慧是悲剧的，它总是到来得太晚，也只为迷失者所知。”智慧来自逆境。无一例外。
60岁，他上了《责躬荐弟表》，请求削去自己全部官职，放归田园，使其弟王缙得以还京师。此生不欠任何人。干干净净，这辈子的事儿都在这辈子了。
三
他留下的文字中，他受的伤仿佛都是天赋和无形之手给调好的。干干净净的情绪，都用温柔包装好了，一个人，极净，极幽。在他面前，苏东坡更像我们普通人，悲欢离合喜怒哀愁，各种小故事小确幸小悲伤小启示都记录下来，疗愈自愈过程都有迹可循。
王维有的，是大块大块的切不开的温柔，经历时空变迁储存，也不变质，不反复，不减少。那背后一定有一些持续的力量在供给他的心力和生活。
我们品一品他们两个写的冬季的诗歌——
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有句云：“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里面从容、闲适，没有人力。
苏东坡《夜雪独宿百仙庵》曰：“晚雨纤纤变玉雨英，小庵高·卧有馀清。梦惊忽有穿窗片，夜静唯闻泻竹声。稳压冬温聊得健，未濡秋旱若为耕。天公用意真难会，又作春风烂漫晴”。苏东坡是用力的，他也追求行云流水，那种水的道，但落到人间言语的时候，还是会用力，用巧。
王维之“隔牖风惊竹”，仍旧是自然世界的动静喧哗，着此“惊”字，愈觉宇宙自然之勃勃生意。而苏轼之“梦惊忽有穿窗片”，则是自然界对主体的“惊”搅，也是“此心”未“安”的生动体现。苏轼对王维有着“敛衽无间言”的崇拜。
不惊不慌，终究境界是大不一样的。王维的温柔究竟怎么来的，我想是他在参透禅宗的时候得来的。
有一种观点是，对自然最贴近的其实不是道家，而是佛家。而儒家最远。“惟儒生气象，一毫不得著诗，儒者语言，一字不可入诗”（《诗薮·内编》卷五）。因缺少内心与自然山水的融和、“通连”，即或描摹了自然山水，也仅仅是“境界止于比拟”。儒家的世界里，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需要运营这个关系，那个关系，这个婚姻，那个事业，这个家族，那个宗族。没有更多的心里空间可以容纳自然了。
道家虽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性认识，亦有“大宗师”“遗形忘生”的气概风范，刘勰还是认为“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不仅认为道家无助于山水诗，甚至觉得是一种妨碍。道家主张“返朴还淳”“遗形忘生”是亲和自然的，而道教徒羽化登仙之“术幻”，则有悖于自然。
苏东坡学习道家养生，也停留在修炼丹药、练养生诀的层面，没有像他的忘年交，比他大三十多岁，却跟他同一年走的，九十多岁还能去海南探望他2次的吴复古一样，讲究的“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
佛禅称“汝即梵”，你就是世界，你就是整个自然。证悟得自然，即证悟了本心，所以等到王阳明意识到“吾性自足”，儒释道才真正完成了融合。温柔最后呈现的东西，是慈悲。在这个世界的上的安全感，也许是不取悦于任何人事物的温柔所带来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水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