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崔昌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2022级博士生），编辑：卷心菜，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为什么要去养老院做田野？
2021年秋季开学，我发现自己身上忽然多了一个“应届毕业生”身份。在面对亲戚、同学和朋友们关于毕业去向的拷问时，我经常显得不知所措。虽说已经确定了读博的计划，但在面对当前不断增长的考博难度，再加上我是跨学科，这些都让我没什么自信，整个人的状态也并不好。
老师和师兄师姐总是说，“读书、调研、运动，心灵和身体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恰巧当时有一个关于养老和教育的专项调研，我便报名参加了，既是想在田野里得到成长，也是想在调研的忙碌中尽快摆脱身上那种“悬浮”感。
田野确实是忙碌的，除了白天一刻不停的调研访谈，晚上还要集体交流、讨论和深化，当然收获也是巨大的。因为我是在“养老”板块进行调研，日常要去一些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养老、托老机构访谈，也是在走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养老机构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田野，里面有大量的议题需要去研究。
但回到学校进行文献检索后，我发现国内把养老机构作为田野地点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很少，吴心越老师是当前在这个领域深耕的前沿学者之一。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后，我便萌生了去养老机构做田野的想法，既是深化之前的调研经验，也是为考博作准备。
因为之前都是和师兄师姐一起外出调研，个人的思考其实是不足的，所以也是想借由这个机会来锻炼一下自己独立进行田野调查的能力。但是当时国内的疫情防控依旧严格，尤其是养老机构在民政部门的要求下基本都处于封闭管理状态，所以刚开始联系田野点很艰难。
幸运的是，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还是确定了两个可以进入的田野：高端的泰康养老公寓和中低端的民办养老机构。时间允许的话其实我都很想去，因为泰康是当前国内养老行业的领跑者，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养老经验，是个很值得进入的田野。但当前养老市场里充斥的绝大多数又都是中低端养老机构。所以出于对国内养老行业的现实考量，以及自己不太充裕的田野时间，便选择了第二家养老机构。
心情和当天的天气一样，阴沉沉的
确定田野地点之后，我便以实习护工身份顺利地进入了其中，在进入前我基本上没有任何期待，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经历什么事，也是想在这种不确定中探索一下可能性。
当我拖着行李抵达A市后，又转了好几趟公交，才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康寿养老院”（化名）。当时给我开门的是养老院的院长赵阿姨，当时A市已经进入深秋，在机构的前后院都能看到很多落叶，当时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再加上一天奔波之后的疲劳感，我的心情十分压抑。
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给我安排好住宿后，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便赶紧去办公室报道，听候院长给我安排工作。看到我下来后院长便把我带到了后院，后院的视角比较空旷，既能看到厨房工作人员忙里忙外，也能看到很多老人在不断转来转去，甚至还有两个孩子在健身器械旁边蹲坐着。他们一个嘴里咬着一块毛巾不知道在想什么，一个呆呆地站在原地，院长和我介绍说，这个机构里有十多个残疾人，这两个孩子是孤独症小孩，基本不会说话。
随后院长又把我带到了残疾人比较集中的一个楼层，并和我介绍说“这些都是脑子不清楚的”，年龄基本都在45岁左右，几乎都是心智残疾人：智力障碍、唐氏儿、孤独症，但也有几位肢体残疾人：脑瘫和视力障碍。他们在看到我之后几乎全部都在笑，可能是长期没有清理过口腔，很多人的牙齿基本都掉光了，仅有的几颗也歪斜泛黄地躺在牙床上。
这时候忽然一位大姐（智力障碍）拉住我的手对我说“弟弟坐，弟弟漂亮”（大姐对机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说过她们漂亮，所以不是我真“漂亮”），说实话，当时心里比较害怕，虽然我知道他们既然住在养老院就代表基本没有攻击性，但之前也确实是没有接触过这类群体。此时院长忽然接到电话下去了，临走前告诉我和他们“玩”一下。但当时那种恐惧的心理让我不敢做出任何动作，空气中只有他们的笑声和我的呼吸声......
在熟悉工作的过程中看“门道”
在这样“对峙”了几分钟后，这一层的护工阿姨们推着餐车回来了，把我从这种焦灼感中“解救”了出来。她们应该是知道今天我这个新员工要来，所以对我的出现丝毫没有惊讶，分好餐后也很快和我攀谈了起来，应该是看到我眼神里残留的尴尬和害怕，便我解释说“这些都是傻子，哎呀，不会打你的，跟他们偶尔玩一下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来的时间点正好是晚饭时间，我的工作任务很快就来了。这一层的阿姨平均要照顾七位院民，所以每一餐的辅助喂食工作很重。于是在我来到机构的一个小时后，毫无工作经验的我就开始了喂饭。一开始我被“分配”到的是一位智力障碍院民，他嘴里一直在嘟囔“我的手机呢？XXX偷了我手机！”，而且总是要起身挥舞双手要找手机，当时我的心里是犯难的，既担心他攻击我，又害怕完不成工作。孟阿姨在看到我的窘境后，便主动提出和我换一下，我也因此接触到了几位坐在轮椅上的脑瘫叔叔，他们虽然口语表达不畅，但心智完好，在喂饭的过程中也和他们都做了自我介绍。第一天的工作就在这种压抑的情绪中完成了。
晚上回到房间后，那种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放空自己的时候偶尔还能听到机构里院民的叫喊声，就这样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因为养老院早上五点半就要上班，所以我每天五点二十套个衣服洗把脸就开始工作。协助院民穿衣洗脸，随后还要去厨房帮忙择菜，之后还要放满机构里所有院民的暖水瓶。因为我算是机构的“临时工”，所以并没有固定岗位，哪里需要我就会喊我，有时候需要去拖地、送饭、喂饭，有时候需要装窗帘，抬柜子，甚至还要负责烧火。不过也正是这种“什么都做”的体验，让我很快和机构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院民都熟络了起来。
院里的工作人员都很活泼，经常边工作边和我开玩笑，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会因为沉重的照料负担而心情压抑。自打我到养老院的第一天，机构里唯一的男护工就和我说：“你非要在这里待至少一个月，才能看出点外头人看不到的门道，这些都是在学校学不到的人生体验”，厨工阿姨也和我说：“我们这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你每天去听这些事，都不会觉得无聊”。
每个人都在疗愈自我和他者
因为没有任何预设和期待，什么都做、都听、都好奇，所以在工作半个月后，我基本对机构里的每一位院民都有了大致了解，他们的过往经历、入住原因、性格特点等都在平时的相处和闲聊中得知了大概。
钱叔和李叔是我在机构里聊天最多的两个残疾人，因为出生的时候发生意外，被诊断为脑瘫，从二十多岁起就辗转在福利院、养老院，这几十年的时间虽然一直在轮椅上度过，但是他们从未放弃过好好生活，甚至还在福利院学会了书法和剪纸，因为既是一门技艺，也可以锻炼手部力量，让原本不断颤抖的手变得“听话”一些，叔叔们给我看他们曾经的新闻报道和作品时都是一脸自豪。
邓哥因为出生时脐带绕颈，也被诊断为脑瘫，但与钱叔李叔不同的是，邓哥的语言能力比较好，但他和我说这完全是自己这一年多锻炼的结果。因为他比较喜欢唱歌，无意中在某K歌软件认识了同样因为中风导致口语表达能力受损的一位主播，在主播的鼓励下，他坚持每天唱歌来锻炼发声和吐字，现在说话也完全不会流口水了，“我觉得按照我这个速度，再锻炼一年，应该就和正常人说话没什么区别了”，这是邓哥经常和我说的一句话。不过邓哥除了要自己康复，他还坚持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要鼓励和他一样状况的残疾人去锻炼表达能力。
当然，养老院里最多的还是老人。和老人交流多了，也会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能也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我爸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越来越自私了？”反观养老院里的老人，几乎都在惦念自己的儿女，那些意识清晰的老年人之所以愿意住进来，是不想为儿女添负担；而那些意识不清晰的老人，嘴里常常和我念叨的也都是自己的孩子怎样怎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老人还属赵爷爷，93岁的高龄还每天坚持在走廊上走路锻炼，甚至在离世的前一天还拿着扫帚扫地，晚上突发心脏病离世了。他每个月有一万多退休金，除了交给养老院的，剩下的几乎全部都给了孙子。就像很多老人和我说的一样：“人老了无非就是想自己的儿女过的好不好，自己怎么样都可以”，当然，我并不觉得父母为子女的付出就是理所当然，只是在亲历这些事件时对代际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理解了为人父母的心态。
同样的，我也在智力障碍人士、失智老人身上感知到了很多温暖和力量。可能是在学校这个竞争场域呆久了，好像自己获取信息都变得“功利”了起来，没有逻辑、没有帮助的对谈就不想参与，只想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多最有用的材料。但在和这些失智群体接触的时候我发现，即时的身体互动本身就包含着疗愈的意义。
很多心智障碍残疾人虽然并不认识我是谁，但在经过一段时期互动后，每次喂饭或者穿衣服，我们都好像形成了默契，他们在看到我后也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我表达情感与互动，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
76岁的胡大爷每次看到我都要和我自我介绍一遍，有时候他是钢铁厂工人，有时候他又成了电工，甚至有时候会说自己是运动员。我有时被他称作领导，有时候又是他的同事，我们之间的称呼也是“XX同志”。在清洁时和他这样漫无边际的聊天中，其实可以发现这些角色在他人生中彼此间的重合与关联，那就是年轻时为家庭做出的妥协和牺牲。
即便我们每次的对话都要重新开始自我介绍，甚至扮演的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但也正是这些碎片化的记忆，让我逐步意识到在过往生活中究竟哪些片段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哪些年轻时的遗憾又会深深印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人世间的事，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护工孟阿姨经常和我说的一句话，巧合的是，在离开田野一年后，我的一位老师也和我说了相同的话。不过所处的环境与经历的事情已经不同，在听到这句话时的感受自然也发生了变化。
养老院里的工作人员私下里聊天都叫孟阿姨“女强人”。孟阿姨年轻时在南方打工挣了不少钱，但在儿子的要求下放弃了收入还不错的工作回来带孙子，但孟阿姨说自己的儿子好赌，第一次把房子输光后她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又给儿子买了一套，但儿子并没有戒赌，一段时间后又把第二套房子输光了，一家人只能寄身在出租屋，孟阿姨虽然也愤怒于儿子的不争气，但她和我说“儿子是不指望了，但我要给孙子做好榜样”。所以她才在养老院做了十多年护工，不仅又帮儿子买了一套房，为了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她还用这些年的积蓄和老伴的退休金买了一套养老房，虽然现在仍然在还房贷，但孟阿姨是乐观的，“我把房贷还完了也要继续干，生命不息，劳动不止！”。
当我问到她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时候，孟阿姨给出了上面的回答：“这人世间的事，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我并不是在赞扬她为儿子无限付出的行为，但她这样乐观的心态确实是让我很受震撼。
不只是孟阿姨，机构里每一位护工都有他们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他们丰富的职业和人生经历都让我获益良多，无论是为人处事的原则，还是为家庭子女做出的牺牲，都完全和网络上被妖魔化的护工形象不符。“做人要凭良心；做我们这一行就需要两个东西，耐心和爱心”，这也是他们经常和我说的两句话。
他们来做这一行，既是受限于自身的年龄和学历，也是在为自己和家庭做积累，在他们朴素的生活哲学中，宏大难解的生命意义话题被实践为了家庭话语，甚至可以说最终都落脚在了收入上，也正是因为生活条件的相对匮乏，让他们更加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现实，这人世间的事确实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不伤天害理，好像就可以了。向前“奔”生活的心态本身就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意义。
告别、有限与无限
这应该是“养老院的故事”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随笔了，既是回忆一下当时做田野的原因和过程，也是给这个系列结个尾。其实当初写这些随笔只是为了记录一下那段时光，同时也是想用周更的方式来逼迫自己写作。根本没有想有人会看。但也正是在重新回望那段经历时，我又有了很多新的感受。
人生几十年的光景不过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旅行，并在旅行中不断地选择和放弃。这段短短几十天的工作经历，除了让我对养老行业的理解更深了，见到的这些人、分享他们的“人生旅行”，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人生的边界。
当我站在旁观者和参与者的角度去体会着这些人生的时候，就如同看一场电影——看到这些各色各样甚至时而充满波澜的故事，如何被浓缩为语言和回忆展现出来。这种宏观的视角时常会把我带离当下的困惑，让我去思考更加广阔的人生。现在每当我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时，我依旧会沮丧，依旧会觉得当时的困难是难以解决的，但我总会去翻一下当时记录的田野笔记，回忆一下那段时间看到的这些故事以及内心的感受，我就会将当下的事情置入更广阔的人生中，便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困难了。
这段在养老院工作的经历，可能对于我这样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是安逸的。尽管日常的工作忙碌，但却让我短暂的摆脱了在学校的压力，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去访谈都可以收获很多。每天的生活也非常规律和充实，我特别喜欢每天下午下班后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日落发呆和思考人生。甚至在离开的时候一度觉得有点伤感。
但我终归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和学业中，我依旧十分“有限”——要面临毕业和考博的压力，要面对老师和家长的关心和期待。但因为这些体验，我看到了更“无限”的人生以及可能。就像孟阿姨说的，这人世间的事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认准目标去努力就行，死磕过去的错误和现在的焦虑，只会导向一种不明智和停滞的人生。
也许做研究就是这样的过程。一方面是资料、理论这些理性的部分，另一方面是故事、情感这些感性的部分。如何同时驾驭理性和感性，让故事和理论同时从文字中流淌出来，既有力量又有温度，是我未来要持续努力的方向。养老当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话题，但仍有很多不那么主流，甚至是边缘的领域，这些领域中的人和事也都是值得被看见的。如果可以心无旁骛地深入这些看不见的世界，也算是这一身无用悲悯的最佳落点吧。
（文中出现的地点与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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