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凌骏
当前，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正在我国大范围流行，继北京等地之后，“上海发热门诊第一波高峰来了”今日也登上热搜，有患者称，“排队三四个小时，开了两粒布洛芬”。
12月20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重点人群医疗服务有关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简称“北大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表示，虽然目前奥密克戎的致病力明显下降，但感染后仍有病人出现发热、肌肉关节酸痛、咽喉肿痛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因此还是希望疫情不要短时间内大量暴发。
因此，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早阳早好”的说法，王贵强并不建议有人因此故意去感染新冠。他还强调，老年人群，尤其是有基础疾病和没有打过疫苗的老年人，一定要做好防护，不要在第一轮流行高峰感染，因为这个流行高峰可能会出现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或者医疗挤兑问题，导致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王贵强说：“在目前第一轮疫情快速增长的阶段，随着时间推移，感染人数增加，快速上升态势会趋缓，这是普遍的规律。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随着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包括春运或者各种社交活动的广泛开展，可能还会有一轮新的疫情，这种疫情波浪性的出现，最终可能形成一定的群体免疫屏障，发病率就会明显下降。我们希望疫情不出现大规模的暴发，这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建议。”
会不会出现疫情大规模暴发，还要看我们会为此做了什么。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称，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奥密克戎的亚分支输入我国，其中包括最新变异分支BQ.1和XBB，这两个新变异株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逐渐成为优势流行株，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更强。虽然中国当前正在流行的还是BA.5.2和BF.7为主，但许文波认为，BQ.1和XBB在我国的传播优势会逐渐增加。
另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12月19日0—24时，我国新增死亡病例5例，均为本土病例，在北京。
这一轮新冠疫情正在国内多个省市暴发，再加上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株的出现，防止疫情大规模暴发又增加了难度。对此，德国埃森大学病毒所教授陆蒙吉对“医学界”表示，“放开”不等于放弃一切防控，尽管不少医院目前发热门诊量已经暴增，但真正的医疗压力高峰并未到来。
如何压平感染曲线，避免出现医疗挤兑和降低老年人群重症、死亡风险？陆蒙吉对“医学界”谈了他的看法。
陆蒙吉（图源：受访者提供）
医学界：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毒力已大幅下降，是否还会造成大量重症和死亡？
陆蒙吉：首先要明确的是，所谓“重症”，指的是在医疗干预下的最终结果。而一旦发生医疗挤兑，没有足够的ICU病床接收患者，这些“重症”就会变成“死亡”。这也是各国大量老年人染疫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德国，两年来每轮疫情的感染高峰，都是先出现在年轻群体，这些人感染后健康风险较低，医疗系统还能应对。但随着全社会阳性率上升，病毒开始渗透进高龄人群，造成住院率的上升，医疗系统压力加大。
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是有一定的“无症状感染者”，但比例绝不像预期的那么高。随着防疫措施陆续解除，加上进入深冬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无论是奥密克戎的哪个谱系，都还是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比如在2020年年底，德国ICU入院最高峰达近6000人，而今冬的高峰仍有当时的1/3，这已经是基于高疫苗接种率，同时大量人群获得既往感染免疫的情况。即使德国的医疗系统较为发达，它仍面临一定的压力。而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非发达城市和地区，后续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医学界：压平疫情曲线的重要性是什么？你认为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没准备好？
陆蒙吉：从新冠感染渗透到人群中起，大概3周左右才会出现重症病例上升，死亡病例4至6周开始出现并上升。这是因为重症、死亡病例主要发生在老年群体，他们的社会面活动较少，感染高峰相也来得更迟。
而新冠真正的“杀伤力”，从感染年轻人转移到老年群体后，才会逐渐体现。对应的措施理应是，重症患者中，只要“先感染者”能获得足够的治疗和照护，等他们康复后，腾出资源再接收下一批患者，死亡人数就能降到最低。这就是“压曲线”的重要性。
但目前，全国缺乏统一的、具体的管理方针，虽然强调“压曲线”，但我看到不少城市还在举办大型聚会，不限制人数。针对阳性患者也没有明确的管理办法，是否还能出门，全靠个人自觉，还有些城市甚至提出轻症患者可以上班，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三年来各国的防疫经验都表明，“压曲线”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采取适当的物理防控。包括中国在内，此前做得好的国家，新冠死亡人数就是最少的。
另一方面，药物储备不足的短板也很明显。很多可以居家服药的阳性患者，因为买不到药，只能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大量人群聚集可能引发交叉感染。同时没有及时用药，还可能造成症状加重，延长病程。
医学界：根据你上述的观点，你是否认为我们应该考虑恢复某些物理防控措施？
陆蒙吉：新冠疫情防控从来不是“彻底封”或者“彻底放”能解决的，我反复强调过，放开不等于彻底放弃一切防控措施。就算所有人都会感染一遍，只要能尽量压平感染曲线，最后的结果将完全不同。
疫苗接种、口罩佩戴、抗病毒药物储备，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各个城市的医疗系统和相关管理部门要协调配合，建立预警机制。
一方面，持续做好流行病学监测，判断接下去老年群体大致的感染曲线。另一方面，每个城市有多少张ICU床位、多少急救和重症救治人员、药物储备情况、每个病人的治疗周期有多长，这些都必须有大致的数据。
对比两者，一旦预警医疗资源即将供不应求，就必须恢复一定的社会面管控措施，比如进出餐饮等场所需出示抗原阴性证明、严格管理阳性患者居家不外出等，把新冠传播的速度降下来。
我们常说要提升综合医疗救治能力，但实现这个目标是个长期过程。可一些基本的社会面物理防控措施完全可以实时地、动态地调整，一旦判断医疗资源已足够应对，这些措施又可以随时解除。
疫情防控已经积累了近三年的经验，我们理应有这样的能力。
医学界：你提到了“预警系统”，能否大致解释一下是如何运作的？
陆蒙吉：主要是流行病学监测，包括我们常说的核酸或抗原检测，并上报。
以德国为例，其实现在已经不给全民做核酸检测了，这是基于大部分人都接种了3针，甚至4针、5针疫苗，同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群体免疫。但中国的疫情相当于刚刚开始，趋势类似于2020年底德国的情况。
由于感染人数太多，大范围核酸检测并不现实，成本也高，德国当时采取的是针对重点人群检测，主要是出现发热症状的人，以及严格定义的密接者，还包括医疗机构、学校、养老院等地的人员，汇总后统一上报，每天、每个城市、每个年龄段的阳性率数据都记录再案，实时公布。
有了这些数据，再去推算全国大致的感染情况。一方面医疗机构可以以此为据，判断哪些地方需增派人手，扩增床位。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根据疫情严重情况，调整社会面的管控手段。
在德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政府甚至颁布法规，公共场合不佩戴口罩、阳性不严格居家的，处以几千到上万欧元的罚款。
医学界：如今三甲医院压力陡增，但我们还有大量的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他们能在疫情防控中能做些什么？
陆蒙吉：虽然国家一直强调要“分类收治”，但对于大多数人，无法判断自己需不需要去医院。一些在家自行服药就能恢复的感染者，也会去大医院。而另一些需及时进行医疗干预的脆弱人群，可能初期症状不严重，觉得在家吃药就能‘扛’过去，最终却发展为重症，甚至导致死亡。
而哪怕只是“重症”，也可能留下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包括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或其他器官的损伤，这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必须在第一时间介入。
尤其是在疫情还未迎来高峰的地区，抓紧时间对社区医生进行培训，划分相应的服务范围和重点人群。哪家有“脆弱人群”感染，社区医生及时跟进识别，哪怕只是电话、网络视频问诊，弄清楚感染者是否有基础病等高危因素、目前症状如何，判断是否需要转诊大医院。
对于“新冠感染者是否需要送医”，都有基础的判断指标，比如指夹血氧仪检测血氧饱和度等，属于比较单一的病种，对医疗专业知识深度的要求不高，社区医生完全有能力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