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姜建强，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的封控，日本从今年夏天开始放松放宽，不再追究密接者，不再隔离感染者，不再限制入境。不过，放松放宽并不等于什么也不作为的躺平。就在12月2日，日本东北大学（仙台）研究生院医学系研究科的高山真特命教授率领的研究小组，发表了一项令人值得期待的研究成果。该项研究成果宣布：汉方药葛根汤+小柴胡汤+桔梗石膏，对急性期的新冠感染者有效。
研究小组在2021年2月至2022年2月的一年时间里，与7家医院共同协力，将感染者161人分成二组。一组每天服用3次汉方药。另一组接受西药治疗，根据症状服用退热药和镇咳药。结果，在发病后的4天内，使用汉方药的患者比常规治疗的患者恢复得更快，而且发生严重呼吸衰竭，需要吸氧的重症风险更低。
研究小组认为，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疗效，就在将“葛根汤+小柴胡汤+桔梗石膏”的药剂并用，有显著的抗病毒和抗炎症效果。领军的高山教授说：“汉方药价格低廉，安全性高，可以立即使用。”
这就引出日本汉方文化的诸话题。何谓“汉方”？照我们的理解，不就是中医药吗？不过，日本人并不这样理解。如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部汉方医学中心主任渡边贤治，早在2012年出版的《日本人不知道的汉方力》（祥传社）书中说，所谓汉方就是指日本“独自发展的传统医学”。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中医学，韩国是韩医学，那么日本就是汉方学。尽管渡边也承认，汉方是中国在公元5~6世纪传来的医学，不过在传来后，依照日本风土气候和日本人体质而独自发展而形成了一门专门医学。日本在江户时代从荷兰传来西洋医学，叫“兰学”。为了与兰学区分，便造出“汉方”两个汉字组合。
所以，这位中心主任强调，“汉方”是和制日语。中国在1800年前就有《伤寒论》。不过在日本人看来，这部《伤寒论》过于注重理论而忽视实际疗效。日本在江户时代有吉益东洞编撰的《类聚方》。日本人说这部《类聚方》虽然不善理论，却强调疗效。其结果吉益东洞被日本人视为日本汉方的鼻祖。
与渡边贤治过于强调“汉方”日本化（独自）不同，最近日本冈山大学研究小组依据文献调查，有了新发现。这个新发现表明，在中医学传到日本的数百年后的奈良时代，唐时代的高僧鉴真和尚为日本带来的汉方药，成就了现在日本临床使用的汉方药基础。
冈大的调查还表明，鉴真和尚当初不仅带来了佛典，同时也带来了36种汉方药和医学书。这36种汉方药有芍药、杏仁、半夏、厚朴、旋覆花等。在984年编撰的现存日本最古的医学全书《医心方》，就记载了鉴真带来的一部分汉方处方。这就逻辑地表明，没有中国的中医学，就没有日本的汉方学。这正如有日本汉方医直言，日本汉方首先是源于中国，然后才能谈论形成与发展的问题。
就拿这部全30卷的《医心方》来说，当时宫廷医官丹波康赖用两年时间编撰而成。据说丹波康赖是“渡来人”的后代，其祖先可以上溯到汉灵帝的第五代孙阿智王。献给当时圆融天皇的这套医书，编撰时引用了隋唐和朝鲜等204部医书，收录的医学条文超过10800条。
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要方》（1273条）。《医心方》在当今日本之所以还被关注，则在于编入了“房内篇”（第28卷）。“房内篇”更是参照了中国包括《彭祖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玉房指要》等医书在内的23种古代书籍，引用其经典用语至少在150条以上。如“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人之所上，莫过房欲”、“阴阳感激使然，非人力之所致也”等“房内”名言，其实都来自中国。
日本战后不久，《医心方》（仁和寺本）被指定为国宝，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2017年日本发起“国宝《医心方》登录吉尼斯‘世界记忆’”推进会，“房内篇”一度成了《医心方》的代名词。日本古典医学研究家、作家槇佐知子在1974年开始着手用现代日语翻译《医心方》全书。筑摩书房从1993年开始用19年时间出齐了《医心方 全译精解》。
汉方传入日本，之所以能得到较为顺利的受容与发展，笔者以为这与日本人认知深层有一种基于植物的美意识有关。比如成书于7~8世纪之交的《万叶集》，在全20卷4516首中出现了150种类的植物，最高数是萩，141首；其次是梅，119首。其中被歌人山上亿良所歌咏的“秋七草”中的葛根和桔梗，则是现代日本主力汉方药材。葛根对发汗和镇痛有效，桔梗对镇咳、祛痰和消炎有效。清少纳言在《枕草子》里写龙胆，说龙胆花虽杂乱，但在多花霜枯之季节，独有它色泽艳丽，很是可爱。而龙胆作为汉方药材，则具有利胆、健胃之功效。
《源氏物语》里，作为姫君的末摘花，鼻尖红红的。红鼻→红花→末摘花→光源氏的命名系列。表明末摘花就是红花，当时从印度及中国传入。汉方里有红花（コウカ）药材，用于妇科疾病的治疗。鲁迅在留日期间也感铭于日本的药用植物文化，晚年翻译了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一书。我们来看看对“何首乌”的译文：“何首乌，是自生于中国及日本各地的多年性蔓草，根称何首乌，汉方以为强壮药，谓有长生不老之效。约十年以前，在日本也非常流行。何首乌者，令何氏的发变黑之意，是起于‘昔何公服之，白发变黑，故号何首乌’的故事的。”
活跃于江户时代的大学问家、被西方人誉为“日本的亚里士多德”的贝原益轩，在83岁高龄写下令日本人至今爱读的《养生训》（1713年）。不过，他的“吃熟食、热食，不吃生冷坚硬之物”的养生训之一，则被喜欢生冷的现代日本人“打脸”。他的“己身非私物”之说，虽称得上是日本劝阻自杀第一人，但他把身体归于“天地父母之恩”，从而跌入“身体论”死穴，当然也是养生论的死穴。不过他编撰的数十卷《大和本草》，倒也不乏归纳意义上的本草学，为日本的汉方文化注入活力。
江户时代盛行“女训”、“女大学”等，强调女人“别无主君，以夫君为天”。丈夫是天，女人只能顺天。虽说这些是受汉籍影响的那个时代的“鸡汤”，但当时的戏剧家增穗残口写了一本《艳道通鉴》，说“女大学”太虚伪。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则写只有7岁的世之介，能对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把灯熄掉，靠得更近一点”。这部小说还暗示，是汉方支撑了世之介遍历女色的过人精力。
德川家至少有三代将军死于脚气病。但德川家第11代当家德川宗英著有《将军吃什么》的书，说家康有吃“麦饭”的习惯，其富含的维生素B群可预防脚气病，并且由于需要充分咀嚼才能吞下，对健康有益。所以司马辽太郎才写历史小说，赞说德川家康或许是东洋世界第一个知道运动可以健身的人。
在日本，有一种说法，男人到了不惑的40岁，为了强壮荷尔蒙，必须多利用汉方的精力剂。那么女人呢？特别是单身女人又如何呢？作家中岛玳子在《汉方小说》（集英社 2004）里直言，单身女人更要服用汉方药。这就好玩了。这部荣获第28届昴文学奖的小说，讲31岁的独身女性川波实，有一天在家里不能动了，被救护车送进医院。症状很吓人，但怎么检查，就是查不出病。最后一招只能与汉方医坂口见面试试。有一段对话如下：
主人公川波实问汉方医：我患的是什么病？
汉方医坂口：没有病名。
主人公川波实：没有病名？
汉方医坂口：是的。没有病名。其实也不需要病名。
原来汉方医不看局部看整体，看到了她自身体内系统的乱。于是汉方医坂口说：疾病是自身的一种变化，所以也应该看做是自己的一部分。之后在汉方药的调理下，川波实的精神状态得到极大改善。没想到吃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六味地黄丸还有效。从此之后，她便逢人就说：“我很好呀，一直在吃汉方药的嘛”。以此隐喻这个社会，要想靠一己之力独自生存，就必须无时不刻地依赖他物才行。哪怕是染发剂、假牙、隐性眼镜、硅乳、人工脏器、汉方药。
这样看，这部小说想用汉方来揭破常人的一个认识误区：人，不该对他物有所依赖。其实，恰恰是依赖与调理，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作家养老孟司在2010年出版《养老训》（新潮社），说现代社会轻视身体，强调脑优先，所以也叫“脑化社会”。年轻人自杀多，就是轻视身体，脑化社会的一个结果。
那么如何才能重视身体呢？汉方是其出路吗？目前还没有答案。不过，直觉告诉笔者，每天服用汉方药的人，一般不会自杀。汉方药有一种不为眼见的亲和力和调剂力。为此，日本人总结出汉方与西洋医学太多不同之处。诸如汉方是哲学的，西洋医学是科学的；汉方是综合的，西洋医学是分析的；汉方是全体的，西洋医学是局部的；汉方是对“证”的，西洋医学是对“症”的；汉方是经验的，西洋医学是理论的；汉方是个人的，西洋医学是社会的；汉方是顺应自然的，西洋医学是凌驾自然的；汉方重视自觉症状，西洋医学重视他觉症状。如此等等。这样看，汉方的思想就是小宇宙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
脑与心。在东洋文化中，“心”并不是一个解剖学意义上的器官，而是一个想象的文化集合概念。在日本，汉方药能做得这么精粹，又能如此持久热销，显然与这个文化集合概念有关。不过，事情总有另面。既是医生也是作家的海堂尊，在《死因不明社会2018》（讲谈社2018）书中说，日本解剖率在发达诸国中是2%，为最低。98%的日本人死者都被死亡诊断书误诊死因了。所以日本是真正的死因不明的社会。
作者的结论是要动用AI为死者验尸。虽然日本早在1774年就有前野良泽、杉田玄白从荷兰语翻译的《解体新书》问世，虽然鲁迅在百年前就向藤野先生学习解剖了，但日本为什么至今还不盛行解剖呢？一个原因就是在对“心”的理解。心不是解剖学的而是文化学的，而文化的集合概念是无法解剖的。从这一思路出发，日本人在汉方整治上也强调“证”的集合性，重视腹诊（腹部触诊）。这也是依据《伤寒杂病论》里的方术，表明日本汉方并未脱去古方派的本质。
现在日本有医疗用汉方制剂148种，医疗用汉方草药137种，一般用汉方制药294种。据日本药史学会年会2017年数据显示，日本医疗用汉方制剂148种出典分别是：汉代72处方（49%），宋代24处方（16%），明代23处方（16%），清代以后处方为零，日本自己的处方25种（17%）。1967年有4种汉方制药纳入医保后，到今天已经扩展到148种汉方制药。所谓汉方药，是从各种生药中抽取精华，加工组合成颗粒状。种植药草，确立药理，优质提炼，技术精湛。为此目前全世界70%以上的中药市场，都被日本的“汉方药”占据。
日本最大的汉方药研发制造企业是津村（ツムラ），创建于1893年（明治26年）。这家百年企业截止2022年3月，从业人员有3921人，国内市场占有率为83.3%，医疗用汉方制剂88.1%，处方数量148种。首任创业者是津村重舍，他在年轻的时候，心中燃起良药普及的大志——良药必定畅销。之后便离开故乡奈良，前往东京创立津村顺天堂。此外，日本还有多家百年以上的汉方制药企业。如武田制药创立于1781年；帝国制药创立于1848年；太田制药成立于1879年；小林制药创立于1886年；大正制药创立于1912年。
日本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以“XX堂”命名的既传统又现代的汉方药局：千幸堂/鹤龟堂/木兰堂/仁生堂/新生堂/和久堂/龟命堂/香和堂/季然堂/美和堂/诚心堂/二叶堂/松鹤堂/汉风堂等。这一传统当然是仿制创建于1573年的中国老字号时济堂。而跑进任何一家日本药妆店，琳琅满目的是非处方（OTC）汉方药：龙骨散、太田胃散、正露丸、五苓黄散、清肺汤、银翘散、柴胡桂枝汤、五虎汤、救心丸等。
《黄帝内经》讲“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的逻辑；讲“天有八风，触五脏，易发病”的真相。日本人信这套说教吗？看来还是信的。1976年去世的龙野一雄，是医学博士，汉方医学权威。他去世后的1978年，日本雄浑社出版了他的全18卷的《汉方医学大系》。这套皇皇大系，就是以《黄帝内经》为其内在之理而编撰的。
日本江户后期医师中西深斋埋头研究中国的张仲景《伤寒论》30年，出版《伤寒论辨正》《伤寒名数解》经典大著。日本作家黑川达郎在《汉方历史小说集》（谷口书店 2005）里，有一篇写中西深中西深斋，说他对《伤寒论》的评价是“感觉完全不像人能够写出来的。”日本有“同源异流”，“同根异枝”之说，表明日本人即讲同也讲异。
创建日本早期卫生行政系统而至今被日本人记住的长与专斋，在1875年创生新词“卫生”。虽然是从《庄子》里取出“卫生”二字，但对应的是英语和德语中的“hygiene”一词。这个词既结合了个人行为，又强调了国家角色。这一卫生的现代意义和导出的制度安排，在1900年后的东亚变得极为重要。从这一视角看，日本的汉方文化导出的现代意义和未来对人类的贡献，恐怕也是可期待的。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对新冠治疗有效的汉方药与日本的汉方文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姜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