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阿列克谢，头图来自：《肖申克的救赎》
“它就像你在凌晨两点醒来，只穿着一件长T恤，拖着脚步走进厨房，去做一种奇怪的点心，比如在盐饼上融化奶酪。”
12月5日，“哥布林模式”（Goblin Mode）在投票中以绝对优势战胜“元宇宙”（metaverse）和“我支持”（I stand with），成功当选牛津词典2022年年度词汇。
正如上文中《卫报》所描述的那样，“哥布林模式”在词典中的解释为“一种毫不掩饰地自我放纵、懒惰、邋遢或贪婪的行为，通常以拒绝社会规范或者社会期望的形式呈现。”
哥布林是一种生活在洞穴里的绿皮尖耳小妖怪，经常在欧美游戏与影视当中出现，其性格通常表现为懦弱而卑劣、狡猾而贪婪。
今年上半年，随着部分西方国家对于疫情管控的放松，许多西方网友开始用“哥布林模式”来形容自己居家期间“摆烂”的生活状态。
牛津大学出版社认为，“哥布林模式”一词抓住了那些拒绝回归“正常生活”的人的普遍情绪，鼓励着人们去接受自己无条理、放纵、淘气的一面。
站在2022年的尾巴上，我们不禁要问，哥布林们为何会沉溺于这种“自我放纵”的生活？他们又该如何与一个崭新而“正常”的世界相处？
“哥布林模式”，不只是摆烂
有国内媒体在报道这一新闻时将“哥布林模式”直白地转译为“摆烂模式”，此种译法虽然通俗易懂，但却不够准确。
与“摆烂”的广泛适用性不同，欧美网友更多是在社交领域使用“哥布林模式”一词。疫情防控中断了大量的线下社交活动，长期的居家生活使人们逐渐适应了无序的生活方式。
就如同生活在洞穴中的哥布林一样，他们整日待在床上，不修边幅，懒于与人交流，甚至偶尔会做出一些回归天性的“发疯”举动。
最初人们或许会对这种“自甘堕落”的生活方式感到不适应，但随着时间推移，哥布林式的放纵反而会让人感到沉溺。
社会总是充斥着规矩与约束，而家才是释放天性的舞台。当疫情管控终于迎来解封，有一些人发现自己已经不愿再回到过去那种井井有条的生活里了。
解封意味着现代社会秩序的回归，人们不得不离开温暖的家，重新投入到公共空间中，随时顶着精致的妆容礼貌地问候每一个人。哥布林式的、带有恶作剧性质的“发疯”行为在常规的社会秩序中是不被允许的。
“哥布林模式”一词的诞生正是这种集体心理的体现，它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规范秩序的拒绝。
“摆烂”所追求的是“不作为”，而“哥布林模式”更多是通过表达真实自我的方式来达到反抗规范秩序的目标。
疫情给社会生活按下了暂停键，高度浓缩的社会秩序在这段时间内变得散乱，过去棱角分明的边界感此刻也显得柔软。在这条“非常规”的世界线上，人们拥有更多向规范秩序说不的勇气。
尽管欧美语境中的“哥布林模式”也具有鼓励积极改变的一面，但它仍旧可以大体上被看做是一种消极情绪的集合。
混杂着对现状的不满，对世界的不安，以及对社交的焦虑，“哥布林模式”在当下集中表现为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暧昧不清的疏离感。
夜行如鬼：保持疏离的生存哲学
梁文道在《我执》一书中描述了他刚上大学时昼夜颠倒、通宵饮酒闲逛的生活状态。
他在文中写道：“熬夜不是出于苦工，而是为了自由的滋味。”午夜时他在酒吧喝酒、看书，清晨五点与公交车司机在大排档搭桌吃早饭，然后在未熄的街灯下踱回家，钻进床铺。
渐渐地，时间对于他成为了没有意义的概念，他开始混淆日与夜的区别、今日与明日的区别，最终竟完全模糊了建立在时间上的一切秩序。
梁文道在文章结尾写道：“我曾夜行如鬼”。
理解了梁文道熬夜的原因，就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哥布林模式”所带来的疏离感。
人们之所以爱熬夜，是因为熬夜模糊了建立在时间之上的秩序，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之外的生活，完全属于个体的生活。
“哥布林模式”的兴起，则是因为疫情模糊了现实生活的秩序，让我们不复为现实的重担所占有。
夜行如鬼是一种出走，它使我们获得了哥布林式的自由。工业革命驱使人们走出村庄与家庭，个人主义意识逐渐取代集体主义意识，人与人之间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产生连接。
原子化社会带来的自由和孤独都是前所未有的，而疫情导致的“反连接”放大了这一特征。
疫情居家期间，人们很少线下社交，也几乎抛弃了往常生活中的许多规范。在这样的环境中，上学与下班不再有意义，白天与黑夜不再有意义，他人的目光与表情也不再有意义。
独居在家，犹似夜行如鬼。某种意义上来讲，“哥布林模式”就是现代版的魏晋风度。
那我们不禁又要发问，既然是难得的自由，“哥布林模式”又何至于是一种消极情绪的集合呢？
原因之一，上文已经提到。人们在适应了无序的生活并对其形成依赖后，骤然之间被强迫回归现实世界，心中难免是会感到恐慌与排斥的，尤其是当重启之后的现实世界或许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时。
原因之二，原子社会的自由与孤独是空前的，而自由又总是以孤独为代价。无论是“哥布林模式”还是“摆烂”，其诱发因素或多或少都与政治性抑郁有关。
政治性抑郁是指由公共事件所诱发的抑郁症状，心理学家吕松（Robert Lusson）在5年前提出了这一概念，而这一现代欧美社会的普遍症候，从未像如今这般清晰地显现。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苦难与不公，轮播不停的新闻持续占据着人们的注意力。
当个体开始失去能够掌控自我命运的想法和感觉时，政治性抑郁便悄然而至。
在系统性的苦难面前，个人的力量实在是过于弱小无依了，失去集体庇护的个人只能独自处理过量的情感共鸣。
麻木的人选择闭上眼睛，“理中客”选择站在高处侃侃而谈，更多的人发现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只能效仿阮籍的“穷途之哭”。
保持疏离感，是现代人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魏晋名士中未必有真疯子，但借酒装疯就是他们的生存哲学。既然如此，借着“哥布林模式”放浪形骸、夜行如鬼又有何不可？
走出洞穴的哥布林
“哥布林模式”也好，“摆烂”也罢，理直气壮的自我放纵都是为了避免个体面临更严峻的精神危机。
但现实是不讲道理的，它总是在你最不需要的时候出现。当崭新而“正常”的生活蛮不讲理地向人们倾轧而来时，继续躲在洞穴里未必是最为理性的选择。
沉溺于生活的惯性或许不是躲藏的理由。面对骤然回归的现实生活，人们抱着一分期待，却又怀有一丝恐惧。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习惯将生活的不如意都归因为疫情影响。疫情的确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轨迹，但大多数生活的悲剧并非单单一个疫情就能造成。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疫情将失去它作为负面情绪垃圾桶的作用，我们终究还是只能孤独地面对生活的真相。
政治性抑郁或许也不必然导向躲藏。年轻人的“摆烂”原因往往与中年人的不同，后者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的疲惫与乏味，前者通常是感到生活没有兑现最初的承诺。事实上，这种承诺可能本身就是一种虚妄。
困于斗室的日子里，人们只是在被动地接受宏大叙事的灌注，而缺乏了与具体事物的连接。远方的哭声纵然凄切，却也并非具身的体会。一旦情绪用尽，哥布林们便不得不面对滑向犬儒的危险。
因此，只有走出洞穴，回到地面，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爱与恨才是具体的。
走出洞穴，不意味着洞中的日子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都是自己认知的第一责任人，而洞中的经历则是对于个人认知的一次大考。
出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人面临系统性的压力都会选择保持一种疏离的态度。在外界压力面前采取心理防御策略本就无可厚非，若能在此过程中内心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敏感，就更是难能可贵。
我们有权利不表达，但我们不可以没看法。我们可以说自己没看懂，但不能说自己没看见。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疏离固然是一种保护，但一个美好的现实社会，终究是由那些敢于走出洞穴的哥布林们所创造的。竹林虽好，风流自赏与清谈叙玄却挽救不了全社会的精神危机。
昨天已经走了，但明天还没来。夜行如鬼的自由与孤独已然尽数体验，当人们再次回到阳光下时，那个熟悉的昨日世界没能重现，天空与大地仍旧持续着分崩离析的进程。真正的挑战或许还没开始，无声的伟大还在孕育。
但时间已经教育了我们，这世上的大多数事情都经不起犹豫与逃避。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认真进行的告别，没计划好的旅行，或许都已经永远地错过了。
对于仍旧沉溺在失序世界里的哥布林们来说，或许是时候重新踏入这个不完美却又足够真实的现实世界了。
正如《正午之魔》书中所说：“虽然时常感觉这世界就是一艘将要沉没的破航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为同行的乘客，在花瓶里插一朵玫瑰。”
参考资料：
[1]看理想.《政治性emo了，怎么办?》
[2]梁文道.《我执》
[3]安德鲁·所罗门.《正午之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阿列克谢